2021年11月18日至20日，第二届IM两岸青年影展（Cross Strait Film Festival，简称“CSFF”）在祖国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福建平潭举行。在这个被简称为“岚”的小岛之上，两岸的青年人为了影像而相聚：“向着海风野蛮生长”。

但野蛮生长并不代表盲目生长。除了以王小帅为代表的强大评审团之外，本届IM两岸青年影展还邀请世界知名到导演柯文思出任IM青年影像人物，期望给电影新人在剧作和拍摄提供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11月19日，柯文思大师班及其最新关于中国的作品《柴米油盐之上》放映如期举行。这场名为“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论坛让青年导演能够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面对面交流。

“大家听我的口音，应该能发现我不是中国人。”柯文思的开场白带着点老式的英国幽默。

柯文思本名Malcolm Clarke，从地道的取名方式上不难看出他和中国的亲密关系。柯文思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30余年，拍摄足迹遍布全世界80多个国家，其作品获得2座奥斯卡奖、16座艾美奖等。

更特别的是，区别于西方主流的批判式叙事，他长期关注中国发展，创作了不少中国题材的纪录片，他称之为“中国四部曲”。目前已经制作完成并上线的有《善良的天使》（《Better Angels》）和《柴米油盐之上》（《A Long Cherished Dream》）。

《善良的天使》历时四年完成，试图探讨中美关系的未来，其视角既有当时具有声望的基辛格、董建华等政治人物，更囊括了中美两国的普通人：教育工作者、企业家、农民、工人、电影大亨、小城市的市长等等，每个人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家但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着。《柴米油盐之上》则是他最新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与中国当代的“脱贫奔小康”的社会主题紧密结合，讲述普通人通过汗水参与到整个当代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脉动中。

在大师班的现场，他还特别提问道：“在场来的人当中青年导演一共有多少？”柯文思对数字的在意并非出于对自身人气的验证，而是希望这场大师班能够给予更多中国青年电影人一些帮助。

80年代没有人愿意来中国

柯文思和中国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81年，那时候的他刚刚进入美国三大商业广播电视公司之一“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当时的ABC野心勃勃，想做一个纪录片来展示这个特殊时期后变化巨大的中国。ABC当时找了许多有名的导演，但是没有人愿意来中国，作为工作室最年轻的导演，这个担子自然就落到了柯文思的身上。

以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来看，来中国着实不能算个美差。柯文思像所有初出茅庐的新人一样，对于这个机会又兴奋又忐忑：“我会不会把这个任务搞砸了？” 

抱着这样的心情，柯文思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中国之旅。他几乎去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从边境的新疆、西藏到中国的其他大小城市。“那时候可没有什么五星级酒店。”他开玩笑道。

尽管条件不优越甚至可以说是艰苦，柯文思还是非常享受那段旅行，因为他见到了很多未曾见过的东西。尤其是看到农村的一些景象时，他觉得很落后却也不吝于用赞美的词汇去形容中国人民的劳作，他称之为“辛苦而迷人”。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假如说能有一个政府能够把所有几亿人的劲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的话，那么中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我们西方人会需要去认真地听、去了解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柯文思算得上是一个预言家。这也是为什么在2013年回到中国之后，他是如此地惊讶。

命运般地回到令他着迷的中国

尽管因为一些外部原因，这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探索无疾而终。但是关于中国的种子早就埋在他的心里，他为此感到着迷，也预感自己注定会回来。

2013年再次回到这片土地，虽然早有预期，但当现代中国与脑海中三十多年前的画幅重合，柯文思还是感到非常震撼。甚至可以说，他比中国很多年轻人都明白这个变化背后的意义，因为他亲眼见过中国最落后的样子。

作为一名记录时代的导演，柯文思并不避讳地谈起中美两国关系。“我亲眼所见到的西方所说的中国的崛起，那在我个人看来更多应该算是一个中国的复兴，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国。” 他用“Middle Kingdom”去形容过往西方对于中国的迷思，并且坦言在2013年想要了解中国在世界的运行，得意识到其作为全球力量的那部分。要想拍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的电影，必须环游世界而非单纯的游历，因为“隐喻在长城后面”。

在叙事手法上，他认为大家双方都存在单一视角的问题：西方对于中国的报道角度都是“批判式”的，有时候纯粹是为了批判，而中国对于对外的讲述则都是在“说好话”。

也正因此，这部打造了四年的纪录片叫做《善良的天使》，希望通过“小人物”的故事去展示真正的中国和美国以弥合舆论场带来的撕裂。

作为桥梁，他同样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信息差以及中国正在被扭曲被曲解的处境。所以他试图在中间有一个客观的视角去讲述这些宏大的问题：疫情、香港等等。

在疫情爆发之后，西方世界充斥着对中国各式无端的指责。柯文思和他的团队选择第一时间来到武汉，用镜头见证中国为了抗疫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因此，他也建议年轻的技术片创作者要敢于去到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用镜头去展示那些被人忽略的东西。

“西方并没有讲中国取得的成就，而中国讲述的方式偏政治建设又让人不愿意去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的问题。

柯文思的新作《柴米油盐之上》就是想让世界看到中国做出的伟大成就。小康的主题看上去如此普遍，但是作为一名曾经见过80年代中国的外国导演，柯文思很受刺激，也希望通过镜头让自己的西方同胞得到情感上的震动。

用影像的力量去改变偏见

尽管柯文思非常谦虚地说自己能给出的只是一些建议而非准则，但是确实能够启发青年导演少走弯路。

他回忆起自己不久前曾作为老师去过某个电影学院。在学生作业的放映环节，他发现一些影片很无聊——拍摄者在镜头面前不知所措，或者说，即使他们非常清晰地感觉到摄像机的存在，也不知道该去做什么。

他认为，与对象建立好的联系是摄影师的职责。“做纪录片在选择排除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有趣。有趣不光是对于拍摄者来说，而是有更大的受众。纪录片的对象并不像演员一样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他是展示自己的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层面上，主人公他得更有足够的亲近度愿意向镜头去敞开自己，其次才能有趣。”

那么，如何能够做到呢？

柯文思拿自己在中国拍摄《柴米油盐之上》的故事举例。这部纪录片一共四集，讲述了每个来自不同农村的自己在奔赴生活的道路上的虚假与欲望，而这些都是中国的时代缩影。这也意味着，他需要接触非常多的中国人，其中包括村支部书记、女卡车司机、杂技演员、民营企业家……

柯文思面临着语言上的天然障碍：他可以对着大家微笑、一起喝茶喝酒，但是互相很难理解对方的表达，好在还有在中国本土团队的协作帮助。在相处的过程中，柯文思还发现，中国人整体是慢热的，所以需要情感上的联结让受访者慢慢打开自己。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生活，这样一方面可以和纪录片的主人公们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也可以从表层底下观察到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感，而这些展现在影片里才是有力量的。

他将这种方式称为“空降”，只是“空降”之后必然会面临离开的问题。

在现场，有观众犀利指出那些被拍过的人之后会怎样呢？当被拍摄对象突然有一天不再成为镜头下的焦点，会发生什么？柯文思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其实是纪录片工作者一个很难逃避或者回避的问题。”不过他以《柴米油盐之上》中的“琳宝”举例，影片拍完后，妈妈说会更多花时间陪孩子。

除此之外，柯文思还提醒年轻人“不要过分爱上自己的素材”，这也是很多青年导演会犯的错误：认为一定要拍一个长片。

柯文思拍摄的《六号楼的女士》（ 《The Lady in Number 6: Music Saved My Life》）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讲述了一个109岁的老人的一生：世界上年龄最长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109岁的爱丽丝一直以音乐为梦想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德国人的入侵。布拉格的犹太人每天都在忍受着新的屈辱，但是爱丽丝从未放弃过钢琴和音乐，在集中营中也靠着音乐和乐观的心态活了下来。

在拍完《六号楼的女士》之后，有人建议柯文思延长片长而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他抵制住了诱惑，并认为30分钟足够淋漓尽致了。最终这部片子也荣获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

“很多片子因为冗长，而被削弱了力量。”有时候30分钟的片子放在5分钟里面可能更有利，所以不要舍不得自己的素材。

《六号楼的女士》给柯文思带来的感触和教训远不止这些。在知道爱丽丝之前，柯文思刚完成一部讲述二战大屠杀的故事《天堂的囚徒》，这部提名奥斯卡的纪录片却也让他对那段历史留下阴影，抗拒去讲述一个相似的新故事。直到三年后，真正见到这位百岁老人，他才后悔自己拍得实在太晚了。所以，他也特别鼓励年轻人们，一定要信任自己身边的人，对于热爱的事情或者选择的事情一定要不断去尝试。

尽管是局外人、异乡客，但是柯文思对于中国青年导演的寄予的行业期望是无国界、世界性的。

他鼓励道：“很多东西你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中国仍有很多很值得向世界去讲述的事情。年轻的电影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要珍惜软实力，通过文字、影像的力量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去改变中国在西方人心中的带有偏见的、先入为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