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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打捞将失未失的故事|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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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打捞将失未失的故事|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①

“几十年前想找的史料有时极难获取,即便有钱有人,他不让看就是看不到。现在的情形极大改观,除当代最敏感的领域,晚清及以前的史料,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获取不再是问题,阅读理解却越来越重要。”

(资料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跳脱纷繁的即时新闻,从外太空回望,在历史三峡里考察,2021年的地球与人类,埋葬了哪些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回答一些宏大但并不遥远的问题,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界面特约记者:花木僧

 

马勇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所著的《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等书,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和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他的人生经历是50、60年代这一辈知识分子的缩影,农村出生,挨过饿,他给我说过,还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看着村人坐在凳子上就死掉。他当过兵,当过矿工,本来人生就会在黑黢黢的矿洞中消耗。改革开放和高考的复生给了他这一代人新的机遇,新的人生。所以他从来不局限在故纸堆中,做一个“职业历史学工作者”,他总是关怀现实,关心历史对理解当代中国的价值。我往往觉得,近代史的研究只是他观察今日中国的参考坐标系。所以,告别2021,我们向马勇教授提问。

界面新闻您手头正在研究的项目是什么?简单说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和成果?

马勇:我最几年从事的项目是研究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群体,更具体的是以聂崇岐为中心,研究这个群体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归宿。历史学的课题很难从一开始就预估出其意义、价值,而且往往很多研究结果可能证明并不具有意义。

我多年来除了参与的集体项目,必须按照预约目标进行外,更多的自选项目一是随着自己的兴趣转移而转移,不预先设定范围,更不预估意义,“求其放心而已”,探究问题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二是随着资料而发生而转移。历史课题最大的制约是资料,资料的发现往往引起革命性变革。

我的这个课题也是因为见到一些过去不曾读过的资料,觉得有助于理解燕京大学历史学科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迅速崛起,也可以从中总结新史学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当然,聂崇岐的个人际遇也是我这个项目的关注方向,一位那个时代极具影响的学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训练,让他成为在诸多学科贡献卓著的大师。由于英年早逝,聂崇岐的学术影响渐渐淡去,他的作品渐渐被遗忘,他的工作,也渐渐被后来更具深度的研究所覆盖。我的兴趣就是打捞这些将失未失的故事,留住那一代知识人独特的历史记忆。

界面新闻过去两年,您所在的学界,大家最关心、讨论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哪些事件?或者用两三个关键词概括一下核心议题。

马勇: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迅猛,从业者众,每年出产的成果目不暇接。我相信现在的学术界没有什么人可以通读本专业当年的研究成果,而我当年读书时确实可以随时把握本学科每年大致的研究动态。现在的情形当然是学术进步的结果,但是要想从中归纳出几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却越来越难,因为学术的规律不是大家寻求共同的话题,而是最大限度避免别人已做的题目,从立意上就要不一样。

过去很多年,近代史领域经常集中讨论的话题,往往与百周年之类的“纪念史学”相关联,比如戊戌会有比较多的文章讨论变革的意义、教训,讨论欲速则不达,讨论华夷之辨、种族冲突;庚子往往会集中讨论民族主义、排外问题;辛亥会比较集中讨论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最近两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这样的讨论大幅度减少,研究者的集体关切不再,个人色彩越来越浓。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马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数据、互联网等,这是过去历史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对于这些进步,我个人视为工具的进步,我多年前有一篇短文说,即便孔子再生,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新工具。因而我始终认为在工具选择上,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选择最好的。

同时,我还一直认为,无论工具如何进步,无法改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术的基本性质。这是一个最具个性,最没有规律可循的私人劳作,属于单干个体户。工具只是让研究者更方便,比如查找资料,几十年前想找的史料有时极难获取,即便有钱有人,他不让看就是看不到。现在的情形极大改观,除当代最敏感的领域,晚清及以前的史料,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获取不再是问题,阅读理解却越来越重要。未来学术的意义不在资料占有的多与寡,而在中国历史学素来重视的“史识”。眼界的高低,境界的差别才是真差别。

界面新闻:请推荐一两本您最近在看的书,说说它的价值和意义?

马勇:第一本,中国社科院马忠文的《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作者应该是当代阅读、掌握晚清笔记最多的人,对晚清历史有极为深刻的研究。这部书根据作者阅读的几部笔记、日记以及一些未刊书信等文字书写,极大丰富了晚清叙事。

第二本,人民大学朱浒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盛宣怀是晚清历史至关重要的人物,介入无数的重大事务,而且盛宣怀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档案意识”,留下了无量数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过去曾被陈旭麓先生等编为若干种资料集,对于晚清史研究贡献极大。但更多的资料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朱浒这部书费数十年之力阅读“盛档”,集中研究盛宣怀在晚清四十年所从事的赈灾事物,对于重新理解晚清中国的新与旧极具启发。

界面新闻:请推荐几个您最喜欢的新媒体项目,比如公号、播客或者其他,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马勇:“东方历史评论”“历史学人”。这两个公号是很专业的学术类平台,也具有连续性。他们与其他平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以原创为主,而是选编。他们的编辑具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因而有能力在大量良莠不齐的成果中选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极像纸媒中的《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作家文摘》,极大节省了读者披沙拣金的艰辛。

“燕京书评”。“燕京书评”创刊时间不是很长,但它的主要成员都是资深书评人、媒体人,因而他们在海量出版物中比较敏锐选出有价值的若干种进行深度阐释,读他们的文章往往有一种别样刺激,极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

“丁东小群”。这是丁东夫妇打理的公号,也主要发布他们自己的文章。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他们拥有非凡的人际交往,因而这个公号里的文章,大都是他们夫妇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代秘辛,独一无二。

“八十年代”。徐庆全主理公号,如名所示,主要发布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也主要是徐庆全个人的研究成果。由于特殊的经历,徐庆全对八十年代的人与事极为熟稔,许多重要人物也有直接交往,因而他的描述也往往属于独门绝技,别人只有阅读理解的份。这些资料对于未来研究者极为重要。

 

 

下期“提问思想者”,我们将向北大历史系罗新教授提问,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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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打捞将失未失的故事|告别2021·提问思想者①

“几十年前想找的史料有时极难获取,即便有钱有人,他不让看就是看不到。现在的情形极大改观,除当代最敏感的领域,晚清及以前的史料,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获取不再是问题,阅读理解却越来越重要。”

(资料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跳脱纷繁的即时新闻,从外太空回望,在历史三峡里考察,2021年的地球与人类,埋葬了哪些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回答一些宏大但并不遥远的问题,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界面特约记者:花木僧

 

马勇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所著的《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等书,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和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他的人生经历是50、60年代这一辈知识分子的缩影,农村出生,挨过饿,他给我说过,还记得小时候在村里,看着村人坐在凳子上就死掉。他当过兵,当过矿工,本来人生就会在黑黢黢的矿洞中消耗。改革开放和高考的复生给了他这一代人新的机遇,新的人生。所以他从来不局限在故纸堆中,做一个“职业历史学工作者”,他总是关怀现实,关心历史对理解当代中国的价值。我往往觉得,近代史的研究只是他观察今日中国的参考坐标系。所以,告别2021,我们向马勇教授提问。

界面新闻您手头正在研究的项目是什么?简单说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和成果?

马勇:我最几年从事的项目是研究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群体,更具体的是以聂崇岐为中心,研究这个群体的发生、发展以及最后归宿。历史学的课题很难从一开始就预估出其意义、价值,而且往往很多研究结果可能证明并不具有意义。

我多年来除了参与的集体项目,必须按照预约目标进行外,更多的自选项目一是随着自己的兴趣转移而转移,不预先设定范围,更不预估意义,“求其放心而已”,探究问题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二是随着资料而发生而转移。历史课题最大的制约是资料,资料的发现往往引起革命性变革。

我的这个课题也是因为见到一些过去不曾读过的资料,觉得有助于理解燕京大学历史学科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能够迅速崛起,也可以从中总结新史学在中国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当然,聂崇岐的个人际遇也是我这个项目的关注方向,一位那个时代极具影响的学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训练,让他成为在诸多学科贡献卓著的大师。由于英年早逝,聂崇岐的学术影响渐渐淡去,他的作品渐渐被遗忘,他的工作,也渐渐被后来更具深度的研究所覆盖。我的兴趣就是打捞这些将失未失的故事,留住那一代知识人独特的历史记忆。

界面新闻过去两年,您所在的学界,大家最关心、讨论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哪些事件?或者用两三个关键词概括一下核心议题。

马勇: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迅猛,从业者众,每年出产的成果目不暇接。我相信现在的学术界没有什么人可以通读本专业当年的研究成果,而我当年读书时确实可以随时把握本学科每年大致的研究动态。现在的情形当然是学术进步的结果,但是要想从中归纳出几个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却越来越难,因为学术的规律不是大家寻求共同的话题,而是最大限度避免别人已做的题目,从立意上就要不一样。

过去很多年,近代史领域经常集中讨论的话题,往往与百周年之类的“纪念史学”相关联,比如戊戌会有比较多的文章讨论变革的意义、教训,讨论欲速则不达,讨论华夷之辨、种族冲突;庚子往往会集中讨论民族主义、排外问题;辛亥会比较集中讨论革命与改良,立宪与共和。最近两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这样的讨论大幅度减少,研究者的集体关切不再,个人色彩越来越浓。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马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数据、互联网等,这是过去历史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对于这些进步,我个人视为工具的进步,我多年前有一篇短文说,即便孔子再生,也不会拒绝这样的新工具。因而我始终认为在工具选择上,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选择最好的。

同时,我还一直认为,无论工具如何进步,无法改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术的基本性质。这是一个最具个性,最没有规律可循的私人劳作,属于单干个体户。工具只是让研究者更方便,比如查找资料,几十年前想找的史料有时极难获取,即便有钱有人,他不让看就是看不到。现在的情形极大改观,除当代最敏感的领域,晚清及以前的史料,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获取不再是问题,阅读理解却越来越重要。未来学术的意义不在资料占有的多与寡,而在中国历史学素来重视的“史识”。眼界的高低,境界的差别才是真差别。

界面新闻:请推荐一两本您最近在看的书,说说它的价值和意义?

马勇:第一本,中国社科院马忠文的《晚清日记书信考释》(凤凰出版社)。作者应该是当代阅读、掌握晚清笔记最多的人,对晚清历史有极为深刻的研究。这部书根据作者阅读的几部笔记、日记以及一些未刊书信等文字书写,极大丰富了晚清叙事。

第二本,人民大学朱浒的《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人民大学出版社)。盛宣怀是晚清历史至关重要的人物,介入无数的重大事务,而且盛宣怀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不具备的“档案意识”,留下了无量数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过去曾被陈旭麓先生等编为若干种资料集,对于晚清史研究贡献极大。但更多的资料并没有得到有效运用。朱浒这部书费数十年之力阅读“盛档”,集中研究盛宣怀在晚清四十年所从事的赈灾事物,对于重新理解晚清中国的新与旧极具启发。

界面新闻:请推荐几个您最喜欢的新媒体项目,比如公号、播客或者其他,说说它们好在哪里?

马勇:“东方历史评论”“历史学人”。这两个公号是很专业的学术类平台,也具有连续性。他们与其他平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以原创为主,而是选编。他们的编辑具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因而有能力在大量良莠不齐的成果中选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极像纸媒中的《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作家文摘》,极大节省了读者披沙拣金的艰辛。

“燕京书评”。“燕京书评”创刊时间不是很长,但它的主要成员都是资深书评人、媒体人,因而他们在海量出版物中比较敏锐选出有价值的若干种进行深度阐释,读他们的文章往往有一种别样刺激,极易引起思想上的共鸣。

“丁东小群”。这是丁东夫妇打理的公号,也主要发布他们自己的文章。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他们拥有非凡的人际交往,因而这个公号里的文章,大都是他们夫妇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代秘辛,独一无二。

“八十年代”。徐庆全主理公号,如名所示,主要发布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也主要是徐庆全个人的研究成果。由于特殊的经历,徐庆全对八十年代的人与事极为熟稔,许多重要人物也有直接交往,因而他的描述也往往属于独门绝技,别人只有阅读理解的份。这些资料对于未来研究者极为重要。

 

 

下期“提问思想者”,我们将向北大历史系罗新教授提问,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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