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即将逝去，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跳脱纷繁的即时新闻，从外太空回望，在历史三峡里考察，2021年的地球与人类，埋葬了哪些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回答一些宏大但并不遥远的问题，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
界面新闻特约记者：花木僧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他的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有《中古北族名号研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等。不过，他在大众读者群中也享有盛誉，这源自他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这位专研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最终抵达了上都，完成了十五年前的夙愿。“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罗新带着这样的自问，以徒步行走拉近了他与土地的距离，由此获得了一种更平等的观察视角以及同当地人的相处之道。
我与罗新有两面之缘。在我看来，他的工作与作品，已经超出了历史学研究的范畴。这基于四方面的观察：一是他的历史叙述中有深厚的哲学底蕴，有自己的历史哲学框架，这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尤为突出；二是他的文笔极流畅明晰，即便是复杂的史事、深刻的思想，他的叙述也并不晦涩与磕绊，这可能和他本科出自北大中文系有关；三是罗新可能是历史学家里最重视行走的人，他用脚步丈量元朝皇帝从大都到避暑地上都的道路，一有机会就奔赴中亚探寻考古遗址；四是他不是把历史学仅仅作为一个职业，而是当作思想的出发点或者背景去思考社会与人的问题。
以下是他与我们分享的2021年度思考，以及史学研究如何介入技术、不平等和后真相等当代议题的路径。
界面新闻：您手头正在研究的项目是什么？请简单说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和成果？
罗新：我手头拖了很久的一个工作是一本小书，计划中的书名是《漫长的余生》，写一个北魏宫女的一生。这个宫女本来出自南朝的一个中层官僚家庭，父家和夫家都是地方官员，家境还是不错的。不幸的是，在北魏与刘宋的边境战争中，她所在的汝水流域从刘宋控制转入由北魏所控制，大量本地官民作为战俘被掳掠到北方，她自己家破人亡，以奚官奴身份进入平城宫成了一个普通宫女。这一年她已经三十岁了。照说她此后的人生再无光亮，可是谁想得到，她后来又活了五十六年，直到八十六岁才在洛阳宫去世，真是“漫长的余生”。更奇特的是，她在宫里成了抚育两代皇帝的一个关键人物，无意之中卷入了许多重大事件，期间不得不出家做了尼姑。她高龄去世时，皇帝让一个重要文人为她写了一篇很棒的墓志。也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知道她的存在。我这本书就是根据墓志提供的线索整理有关的史料，大致上从她的视角描述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这个工作的专业难度不算太大，要说有新意，主要是视角的变化。
我这些年比较痴迷的一个史学问题，是历史学如何介入对不平等宣战的当代议题。我想，关注边缘人，为历史上那些不仅当时遭受压迫污辱而且身后还被消声遗忘的人发声，是我切入这个议题的选项之一。和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关注不平等的史学有自己的特点，研究方向和方法都有较大的不同。比如过去研究政治制度，关注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基本上是国家视角，特别在意统治效率、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现在我们研究不平等，就要采用下层视角、边缘视角和弱者视角，在意的是社会阶层的非流动性、义务与权利的非对称性，以及经济关系的非正义性。
界面新闻：新冠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全球变暖、新能源、病毒与人类的关系等议题，您可否选一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预测未来三年的变化？
罗新：庚子（2020年）、辛丑（2021年）（显然至少还会有壬寅（2022年））的特殊人生体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各年龄层学者的专业工作，比如选题的偏向、专业兴趣的转移和对文化政治生活的基本认识，现在当然不好评估，未来的走向更难预测，不过我相信，一定会发生什么，或者说，已经发生了什么。
就我自己而言，我从去年春天开始，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我们知道人是社会性动物，但我们往往不大注意的是，人也是个体性动物，任何一个个体生来就具备了这个物种的一切潜在能力，可以学一切东西，可以做一切事情，从潜能方面说，人是在群体内真正平等的动物。毫无疑问，每个个体的充分发展才是人类这个物种的最大利益所在。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历史中，个体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社会给不同个体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渠道，设置了不同的发展限制。个体面对的制度性钳制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虽然有较大的时空差异，但钳制的存在却是普遍的。如果说历史进步是一个可信的事实，那么这种进步就体现在对个体的制度性束缚逐渐减弱。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该探究这种减弱的深层机制，看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正如把个体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种姓制度下的一员是对人类本质属性的误读，群体以国家（包括古代的君主制国家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形式呈现也不足以包容人类这个物种的天赋和可能。今天知识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在个体与群体两个方面推动变化，使群体越来越能够服务于群体内个体的充分发展，而不是反过来。个体被钳制得越少，参与历史的因素越多，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就越能表现出强大的创造力。
大疫之年，观察人类各群体（民族国家）不同的应激反应，以及不同群体内众多个体对病毒和防疫两者的多样化应激反应，是理解当前人类多样化生存状态的最佳时机。这时，我们也可以在更深层面理解人类这个物种的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双重特征。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罗新：新技术冲击的是与旧技术早已达成平衡的生活与工作，冲击的理由是要求我们的社会在各方面与新技术达成新的平衡。如果技术发展太快，新平衡总是还没来得及达成就已过时，这时社会容易催生普遍的不安与焦虑，也许我们此刻所面对的就是这种局面。但是我们也明白，技术发展及其应用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对同一种技术的反应、接受和应用过程是非常不同的，起作用的是社会本已存在的种种机制。比如在中国获得广泛应用的人脸识别技术，在某些国家则遭到疑虑甚至反对，造成差异的当然不是技术能力。因此，不同社会面对新技术冲击所表现出的焦虑也是非常不同的。
总起来看，特别是在两三千年来的历史背景上看，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手，历史上种种社会藩篱和制度钳制的弱化，起推动作用的都有技术因素。尽管保守力量和新的反进步势力都可能借新技术而强化其地位和能力，但新技术毕竟冲破了旧的平衡，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近四十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例，代际、性别、地区、阶层等等一系列顽固盘踞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得到相当程度的舒缓。本着人类选择技术而非技术选择人类的基本认识，我对未来技术发展带来社会进步是有信心的，尽管我也知道，不同社会的进步幅度与速度，是不可能一致的。
界面新闻：请您推荐一两本您最近在看的书，说说它的价值和意义？
罗新：最近读过的书里，有一本阿根廷历史学家费德里科·芬切尔斯坦的《法西斯谎言简史》（张见微译，一页/辽宁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我们对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可能都不陌生，因为中文语境中常称包括中国抗战在内的二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是在中国，有关法西斯主义思想脉络的知识知者寥寥，很多人把法西斯和纳粹简单地视为疯狂，并且一般不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二战以后还有什么影响。《法西斯谎言简史》选取了一个特别的切入点，即有组织成系统地制造并传播谎言，就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如今世界上颇为常见的民粹主义联系起来，指出它们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以警示对民粹主义掉以轻心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公众。
读芬切尔斯坦这本书，我们有时候会非常吃惊——难道我们离一百年前如此之近吗？有人说历史虽不重复却会押韵，芬切尔斯坦是不是就这样找到了一些历史的韵脚？“每当希特勒要颠倒是非的时候，他总是会谈论起大是大非。”据说由于真相太多太混乱太互相矛盾，今日被称为“后真相时代”，那么真相本身会不会有一天不再具有吸引力？很显然这本书在法西斯纳粹史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贡献是加入了拉美视角，清理了拉美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史（同时让我们添加了对博尔赫斯的敬意）。
界面新闻：再请您谈谈最近打动您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谈谈它提出了哪些思考和问题。
罗新：最近看过一部多国合作的英语电影《犬之力》（The Power of the Dog）,故事极具张力，画面好像特别有内容，看完电影一方面感动、惆怅，另一方面又说不清为何感动、为何惆怅。我觉得是今年英语电影中的最佳之一。
相关阅读：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