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内地的中国民众在面对“荣民”、“荣总”等类称谓时往往面露迷茫，尤其是“荣民”，即便在台湾，也早已被遗忘忽视。而6月9日洪素珠辱骂老荣民这一事件，让荣民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群体骤然受到两岸的共同关注。

荣民，亦即荣誉国民，特指中华民国退伍军人，一般语境中尤指随蒋介石政权迁台的外省籍退伍军人。在漫长的两岸分治时代，这些天南海北的中国人或自愿投军、或遭遇国民政府“抓壮丁”行为，最终离开家乡跟随部队渡海来到台湾。

1952年，由于“精兵政策”的提出，外省籍军人服役年限被迫被延长至40岁以上。同时，许多老兵受到随后颁布的“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的影响，这项法令禁止了低阶士兵的婚姻自由。老兵们不得不在孑然一身的情形下度过自己的青壮年时期。

而洪素珠选择羞辱的正是这样一个群体。在将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络后，洪素珠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质疑。

6月14日，著名媒体人陈文茜在她主持的爱奇艺大头频道《文茜大姐大》节目中谈及洪素珠事件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让台湾很多人开始注意起这些“67年来被领袖、被政党、被后起的政治明星们完全遗忘的老兵”。近年来罕有露面的作家李敖则作为本期节目嘉宾出席。

李敖在去年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岁生日。这一次露面，尽管白发陡增，但李敖开口便是不容置疑的语气：“骂他们（荣民）是骂错人了。”在关于洪素珠动机的讨论里，李敖不失玩笑般调侃，对方可能是罹患“躁郁症”。

作为少年时代随家人赴台的外省人，李敖对荣民群体表现出非一般的熟悉，尤其在接受了历史学的系统学习后，他观察身边人物的目光更加不同于普通人。

1950年代末，大学毕业后的李敖曾在陆军短暂服役，为预备军官第八期少尉排长。他亲眼目睹了从大陆赴台的老兵的真实状态。那时候，台湾本地充员兵不停轮换，这让无法退役的外省老兵大为嫉妒。“充员兵想家的时候，老兵说，想什么家？我出来买个菜，从此就不能回家了。所以这笔账，是非常残忍的，被忘记了。”李敖言辞间流露出对外省老兵的同情，在他看来，许多外省籍退伍军人本身就是弱势族群，他们也不愿意来台湾，是被“拉夫”拉来的。

在李敖服役期间，他所在的排里有一位老兵，45岁那年终于可以退役了，但他却拒绝离开部队。李敖记得当时那位老兵抗议说：“我年轻的时候你把我抓来当兵，现在给我个蚊帐就让我走，我去哪里？”

关于外省老兵，李敖有说不完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在他身边不断地上演。

李敖在台北寓所在大厦曾有一位管理员，人称老徐，是一位退伍士官长，多年来存下了300万台币。1980年代开放老兵回乡探亲时，老徐携款回大陆寻找亲人，发现留在大陆的妻子早已改嫁他人，他拿出身份证展示给对方，颇为伤感地说“你看配偶栏，空白，我一直没有结婚”。最终，老徐在将200万台币均分给了从前的妻子和女儿后，返回了台湾。

“海峡两岸不通的时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魂牵梦萦，可是通的时候，心碎掉了。”李敖非常平静地看待这种特定时期的历史悲剧，“在战乱里面，一将功成万骨枯，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们本身就是万骨里的一具枯骨。”

“老兵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几年以前，我选过台北市长，跟郝龙斌那一次，我就知道郝龙斌、郝柏村家里的事，他们回家，有一个长工给他开门，下雨的时候替他们撑伞，那是个老兵，姓陈，已经死了。他很年轻，因为当年是娃娃兵，只有十二三岁，也跟着跑来了，喝水的时候要两脚踮起来。后来就被介绍到郝柏村家去做工。海峡两岸通的时候，别的老兵，有家归不得，他无家可归，因为当时太小了，已经忘了家在哪。”

节目中，陈文茜自然提到了1982年轰动台湾的“李师科事件”。李师科本人为退伍老兵，在一次针对银行的抢劫案中被捕。这一案件让人窥探到了一个复杂的人性故事和当时的社会生态。

李师科原籍为山东昌乐县，济南陷共后辗转至青岛，随国军由海南岛入台。1959年因病退役，以修车及开计程车为生，逐渐萌发抢劫银行的念头。1980年1月，李师科射杀台北市保安大队警员李胜源并抢走其身上的点三八左轮手枪。经过两年时间的策划，他于1982年4月14日下午3点20分持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亭分行，大喊“钱是国家的，命是你们自己的，我只要1000万元，你们不要过来”，在射伤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后抢走新台币531万余元。

被捕后，李师科告诉记者，自己是因为“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早就想抢银行。”在侦询时，他则表示是“因为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不满”犯下此案。也有报道指出，他是因为自己即将步入老年，积蓄不多，又无亲无故，为了筹集养老金才实施抢劫。

李敖在当年评论李师科事件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老兵们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到哪去？去当瘪脚工人，去做瘪脚工友，去做瘪脚门房，去做瘪脚守卫，去做瘪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下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民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一捆钞票，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一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并不是所有荣民都境况悲惨，2007年，台湾“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编著了关于部分荣民的案例论述《重返荣耀：20位荣民的创业故事》。

在台湾，张大春曾创作过荣民题材的小说《将军碑》、《四喜忧国》，白先勇的《台北人》更是以自己家庭的经历为底色。荣民群体中还曾出过周梦蝶这类的文学创作者。李敖本人虽然创作丰富，但以荣民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