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告别2021，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这一年我们送走了哪些社会和文化遗产，将迎来哪些挑战和变革？界面新闻邀请多位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洞见与发现。本期嘉宾为国际法专家马吉。
记者：闫桂花
马吉，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C.V. Starr高级讲师、牛津大学 “中国、法律与发展项目”研究员，耶鲁大学“信息社会项目”研究员。曾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跨国公司、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和国家安全，多篇英文文章或章节被知名国际刊物和出版社收录。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围绕具体的冲突事件，他也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视角撰写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解读和政策建议文章，因为兼具扎实的法律专业训练和国际化的视野，这些文章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具有切实意义。
最近他研究的焦点是如何规制跨国公司。他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很多主要问题，如经济不平等、气候危机、疫苗不平等、新型国家安全等，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而截至目前，对跨国公司的规制还面临很多真空。下面是他的分享。
界面新闻：您手头正在研究的项目是什么？简单说说这项研究的意义和成果？
马吉：我正在研究如何规制跨国公司。为什么要研究跨国公司？毫无疑问，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对世界现有多种体系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大型跨国公司对于我们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国际投资体系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体系等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我们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面临着经济不平等、气候危机、疫苗不平等、新型国家安全等全球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或者根源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单纯地认为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毫无疑问，全球化时代多数跨国公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由于股东中心主义等机制安排，大多数普通群众并没有获得相应比例的收益，这是造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平等也是造成美国内部撕裂和间接造成中美关系困境的一个原因。美国普通民众会认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剥夺了美国普通人民群众的收益。其实，全球化创造出的绝大多数收益都被跨国公司和其股东收割了。例如，收入排在前1%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全美中产阶级的财富总和。
其次，在气候变化方面，据Carbon Majors Report统计，全球72%的碳排放是由排名前100的跨国公司产生的。跨国公司通过法律等机制，获得了贸易、投资以及税收的优惠，而我们没有要求跨国公司去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例如，在国际投资法律领域，如果跨国公司的投资受到损害或者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国际投资法仅仅单向赋予跨国公司作为投资者直接起诉主权国家获得赔偿的可能，而不是进行双向的规制。这种单向机制安排使得跨国公司获得收益，而没有使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后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兀。
再次，在国家安全方面，跨国科技公司对非传统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现在，数据是企业之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资源；数据是进行国家科技发展的基础性资源。谁拥有数据，谁将可能拥有主导权。例如谷歌、脸书、亚马逊、阿里等掌握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并通过整合、分析、利用这些数据来进行非合理的使用，这种做法已经威胁到网络、电力、医疗系统等安全，甚至威胁到了主权国家的安全。
跨国公司也是造成疫苗不平等的一个因素。各个国家对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例如辉瑞，提供了重要的科研以及专利的支持，辉瑞等跨国公司享有这些疫苗专利，从而获得巨大的收益。而这些疫苗专利以及制造疫苗的工艺细节等并没有开放给发展中国家，这也是造成疫苗不平等的重要原因。由于疫苗鸿沟，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能力制造疫苗，也不能短时间从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疫苗，从而不能控制住疫情。正因为如此，南非才会为毒株变异提供时间和空间，才会出现Omicron的变异毒株，使得我们全球迄今仍然处于疫情的高潮之中。
还有许多现在的社会问题也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例如数字税收、个人信息保护等等。从以上例子来看，跨国公司已经从一个全球化时代纯粹的经济体，转变为后全球化时代政治上和社会上的行为体。
而我们全球以及各个国家的法律机制并没有对跨国公司进行合理的规制，以减少跨国公司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规制跨国公司是存在真空的。国际法上的主要规制对象是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在规制之列。而由于跨国公司的地理跨界以及强大的力量，很多国家也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规制。所以，我的主要研究是在此背景下，如何从法律上更好地规制跨国公司，从股东中心主义转向社会行为体主义，以期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一些见解。
界面新闻：过去两年，您所在的学界，大家最关心、讨论最多的是哪些问题，哪些事件？或者用两三个关键词概括一下核心议题。
马吉：国际上发生了很多大事，与我所在的国际法、国际经济法都有密切的关系。我所在的中国国际法学界，尤其是国际经济法领域，大家比较关注美国对我们的经济制裁、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等问题。
首先，如何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打压我国，美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对中国实体和人员进行制裁是一种手段。美国采取了国会立法，例如，《无限前沿法案》试图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其次，美国采用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的形式，对中国进行制裁。 例如，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科技企业加入“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名单”。从以上看出，美国主要是以法律的形式制裁我国相应的企业和人员。那么，从法律上我们应该如何反制？我国也相应出台了《出口管制法》、《反外国制裁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的法规，以对抗美国的制裁。
其次，世界贸易组织的变革与发展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我们也迎来了外贸快速出口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今，世界贸易组织由于美国的阻碍停滞不前。同时，2021年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学界也在探讨20年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以及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变革与发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首先，国际贸易纠纷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纠纷机制进行和平解决，而不是传统的战争，这本来就是国际善治的表现。其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满足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国内的很多立法进行了废止、修改或完善，也相应促进了国内法律的发展，提升了国内的治理水平。再次，我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解和熟悉了世界规则，为我国以后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来看，我国应该继续秉承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并维护世界多边组织等，发挥我国在各世界多边组织中的建设性作用。
同时，中国各个法学院都在探讨如何培养涉外法治人才。首先，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未来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取决于今天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否可以满足中国未来的需求。其次，我国和我国企业对于涉外法律以及通晓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和强烈。从国家角度来讲，要大力培养和造就掌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人才。在国际化的征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跨国企业应当重视法律人才建设，学会利用法律，增加谈判筹码、掌握主动权、赢得对手尊重并获得确定性，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界面新闻：技术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很多冲击。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家办公、互联网垄断平台等等，给您的研究、学习和教学带来哪些具体的冲击，对知识的传承会带来哪些长远影响？
马吉：技术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在疫情期间，很多学校都通过远程视频来教学或举行会议。有人甚至认为可以用现代技术代替现场教学。如果仅从知识传授上讲，我是同意此观点的。但是，从如何启发学生进行深层次或者批判性的思考角度考虑，我还是倾向于现场教学。
首先，未来科技的发展可能仍然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当面的沟通与交流。疫情期间，我参加了很多远程视频会议，虽然感觉上仍然与国内外的学者零距离接触，但如果你现在问我，对哪个主讲者或者会议记忆犹新，我确实难以回答，因为可能真记不起来了。我相信大家共有的感觉是：如果我们回忆起哪个人对我们的启发，一般是在某些场合，有哪些姿势，有什么表情，这个人说了什么话语。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我们身临其境，我们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而这些是隔着屏幕无法直接感受到的。这也是未来技术可能无法代替现场交流与沟通的原因。
其次，未来技术不能代替现场教学。老师的天职之一是教学。教学过程中，如何启迪学生思考，形成批判性思维非常重要。在我的课堂上，我善于使用“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通过与学生“一问一答”的方式，在一连串的“逼问”中迫使学生去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分解、分析和重新构建，从而启发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迫使”学生形成批判性的思维。而这些一连串的“逼问”以及姿势展现、眼神交流、语气变换，通过远程视频教学效果会差很多，面对面交流效果会更好。同时，我个人认为，现场教学除了传授基本的知识，老师和学生之间在“磁场”的共鸣下会产生思维的碰撞，学生会产生“小火花”。而这种“化学反应”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磁场感应”很难通过屏幕的隔离而产生。
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每个人的注意力时间是有限的，大概只有20分钟，远程视频注意的时间可能更短。我周围的老师都反馈视频教学其实更累，学生也反馈视频上课更累了。
界面新闻：谈谈最近打动您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谈谈它提出了哪些思考和问题。
马吉：最近特别打动我的是电视剧《功勋》，尤其是第一个单元《能文能武李延年》，主要描写了抗美援朝战场上，由李延年担任指导员的三营七连如何顶住敌人的多次反扑，重新夺回346.6高地的事迹。这个剧集有很多比较精彩的地方。我仅从这部剧集对于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来谈谈我的看法。
现在我国已经度过了“挨饿”“挨打”的年代，我们需将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解决“挨骂”，其实与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密切相关。
首先，事情的目标非常重要。《能文能武李延年》通过指导员李延年统一了七连的思想：打仗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中国的普通群众。一个组织必须有崇高的目标，来团结人和指导人。世界正在经历疫情、气候危机、网络安全等现实威胁，各国仍然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崇高目标，正当其时。
其次，中国如何对世界“叙事”可以从细微个体着手，体现世界意义。《能文能武李延年》基于真实的故事，生动地展现了这场抗美援朝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言语。例如，李延年作为政委指导员并没有进行宏大叙事，而是从“小安东”的孤儿背景，被二妞抚养大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抗美援朝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二妞，保护像二妞一样的普通中国人，引起在场所有战士的共情。另外，文书“小秀才” 从一个并没有扛过抢、打过仗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战地记录员，熟悉地记录了每个人的表现。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下，中国的整体叙事也可以从细微个体入手，例如，中国脱贫攻坚行动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个人事迹，并将这些个人事迹通过合适的方式展现给世界，从而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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