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从2014年起，每年第一场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都和营商环境有关。1月4日，今年首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社会发展研究部巡视员林家彬表示，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市场活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当下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当前我国营商环境还存在若干短板亟需改进。

第一个短板是执法随意性。“执法简单化、一刀切等社会反映强烈、侵犯主体权益的执法行为，以及运动式、‘一阵风’及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的整治活动仍多有出现。一些地方在实施新的监管标准时无缓冲期，企业只能被迫限产、停产或关停，引发违约乃至供应链断裂。”林家彬日前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人口变动与城乡发展”高端论坛上说。

他指出，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其中之一是预期减弱。随意执法无疑是构成预期减弱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它破坏了政策和执法的稳定性连续性，也使市场主体无法建立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对于如何消除执法随意性等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林家彬认为，首要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环境是最重要的营商环境，法治社会的关键是政府要守法。”他说，“确保一切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让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在执法标准上要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全面梳理各监管领域的执法依据、监管规则和标准等，对边界不清、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要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从执法标准、执法规范方面来强化约束，压减自由裁量权区间。

第二个短板是部分政府官员缺乏契约精神。林家彬说，“新官不理旧账”，政府换届或领导更替后，拒不履行前任官员（代表政府）与企业签订的合约，多个地方出现了公开举报地方“不守信、“不履约”的案例。

第三个短板是基层事权承接能力不足，这是当前“放管服”改革需要解决的一项突出矛盾。“一些地方权力下放，可是下级政府的能力不足，因此他接不住，这样就导致下放的权力或者是只好被重新收回，或者是有名无实，并没有给企业带来真正的便利。”林家彬说。

他指出，在“放管服”改革中，大量事权下放给基层部门，或者是委托给基层部门来行使。一项调查显示，广东省中山市下属镇区平均事权量约3500项，2016年底比2012年底增加了60%以上。此外，各镇区还承担了大量的“非权力清单事权”，有着跟权力清单一样的考核任务和指标。

“这样基层政府的负担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全国各地方‘放管服’改革的普遍现象。从全国各地事权下放过程来看，‘人不随事走’、‘财不随事走’、‘物不随事走’的做法也比较普遍，导致基层事权承接能力必然是不足的。”他说。

此外，林家彬指出，社保费率总体居高导致企业负担偏重也是我国营商环境的一个短板。社保费率是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总额占工资的比例。我国企业社保费用总额占工资之比是42%，全球平均水平是26.3%，亚太国家是23.4%，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中小微企业普遍反映社保支出压力较大。

林家彬表示，企业税收负担过重会抑制再投资积极性，甚至导致企业外迁，因此，在实施严格征管的大势下，应大幅度降低社保缴费费率，力争达到与国外主要经济体相近的水平，把我国社保缴费制度由目前的“高费率、高优惠”转为“低费率、严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