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摄影丨夏天
采访、文丨蔡星卓
我叫夏天，从2017年到现在，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一直跟拍江秋莲，也就是江歌母亲的摄影师。江秋莲也是我从业十几年以来，第一个拍摄的处于案件舆论中心的人物。几年间，我大概跟拍了她十几次，拍下了她辗转各地的照片。
2017年12月，作为自由摄影师的我受某媒体委派，在日本东京第一次见到和拍摄江秋莲，那时江歌被杀案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当庭宣判，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判处被告人陈世峰有期徒刑20年。在此之前，我把网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包括让案件受到公众关注的节目《局面》，该节目促成了江秋莲和刘暖曦（原名刘鑫，2019年改名为刘暖曦）唯一一次会面。当时，我和江秋莲约在一个地铁站见面，她看起来很瘦也很憔悴，一直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我能看出她心里的悲痛，但她本人让我感觉并不像报道里的那样强势，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克制。那几天，我往往只能陪着她走从住处乘地铁到法院的一小段路，我会看着她从只有我俩知晓的“秘密通道”进入到法院。据旁听庭审的媒体同行讲，她在庭审期间常常情绪崩溃，因此，基本上庭审一结束就不知道她的行踪了。后来，听她的描述，当时她曾冒出轻生的念头。
“江歌案”发生后，江秋莲接受过一些媒体的采访，也在网络平台上表述过自己的所感所想。不少人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这种公众所见与现实相比只是冰山一角。
出于职业本能，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案子，但没和她再联络。直到2019年清明节，刘暖曦在微博上与江秋莲的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广泛关注，我才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据她自己的描述和我的观察，从东京回来后，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受害者，她还碰到了很多“次生伤害”：被网暴、维权路上遇到不可靠的律师、遭遇钱财诈骗……她还常常收到网民的私信，但那些一厢情愿表达“关心”的方式也带给她不少负担。这一切都已经脱离了案件本身，但反映了更多层面的社会问题，它们鲜为人知，又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因特殊事件而出了名的中年农村妇女身上。因此，记录她的命运，并试图发掘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成为了我继续跟拍她到现在的动力。
平日里，我们会隔三差五通个电话，了解逐渐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也由此建立。从有关电脑使用的问题、开网店的相关事宜，到回溯她坎坷的童年、讨论江歌案件细节，我们会聊到许多公众视野外的内容。也因此，我除了摄影师身份，也成为了她的朋友。在我看来，她的性格很固执、倔强，她的经历也很独特：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但在父亲的陪伴下还算快乐，长大后，几段婚姻的坎坷和女儿的遇害，让痛苦和孤独伴随着她生命中大部分时刻。在相处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聊到她的伤心事，比如我从来不提当时案发的任何细节，不提自己节日与父母的团聚。
我也了解到，她的生活状态从东京回来后开始，或者说从江歌被害之日起，就彻底发生了变化：除了处理与江歌有关的案子，她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逢年过节也是如此；她常常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农村老家的人也不太能完全理解她，因此能够交谈的人极少；时间对于她来说有了不同的意义，它更多是用来计算女儿离开的日子。用江秋莲自己的话说：“我是个没有自我的人，就是为了女儿而活”。江秋莲没有任何兴趣爱好，曾经，她把培养女儿当成唯一的愿望，而现在，她全部的人生规划都落空了，江秋莲现在的全部心思都落在给女儿“讨一个说法”，这似乎比“重新开始生活”更能带给她慰藉。
为了给女儿讨一个说法，江秋莲一直奔波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这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案子，在决定起诉时，江秋莲手中只有一张东京对陈世峰的判决书，此案件在国内也没有值得参考的先例。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江秋莲还有大概7个网络侵权的案子要处理，因为她认为这些来自网民的恶意都是针对自己的女儿江歌。江秋莲曾说，等到陈世峰服刑结束，她还会继续找他追究到底。到那时候她将近70岁，而我也年过50了。可以说，江秋莲不论做什么事，或是说到什么，最后都会落回到江歌身上，并伴随着一种很深的自责情绪，甚至她觉得女儿的死都是自己的过错。与此同时，一个之前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可以把这些诉讼推进到如此的地步，也着实令我感到惊讶。这些所有江秋莲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在我看来，如果换一个人，也许都不会走下去。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也学习了不少法律知识。实际上，大众争议点很大的部分，在法律上往往有另一种处理方式。比如案件十分有争议的部分，即刘暖曦是否锁门，以及如果真的锁门，是否该负法律责任，在更为专业的人士解读后，可能有着和公众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不过，在我的观察之中，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案子，多是出于道德层面的考量，也许也和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也有关系。我曾在东京的法院外被日本记者采访，因为日本人不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案件的受害者会跟一个证人产生矛盾，也就是江秋莲和刘暖曦之间的矛盾从何而来。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和传统观念有关，比如其实大家想探讨的问题，是为朋友挺身而出的人，在道义上应该如何被对待。甚至，对于刘暖曦的判决本身，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种道德标准。有人曾跟江秋莲表示，判决结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媒体在这个事件当中也产生了略显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没有媒体的关注，这个事件可能无法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媒体帮了江秋莲。而媒体对于她也是一种负担。比如在我的照片里，除了不介意出面的律师，基本上见不到江秋莲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江秋莲很在意这些报道是否会牵连身边的人。
作为一个摄影师，考虑到报道发表会产生的影响，我也尽量做到记录事实，不加入过多个人的情绪和判断。为了平衡报道，我还尝试过在刘暖曦家附近蹲守，但没能如愿见到她本人。现在想来，我的拍摄过程中也有遗憾的地方，比如2019年10月份，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立案的当天，我因在国外，没能进行拍摄。听江秋莲后来和我的叙述，她从法院出来的一刻痛哭流涕。
这一次的江秋莲诉刘暖曦生命权纠纷案，开庭本在2021年12月31日进行，因审判长突发疾病，被延迟到了2022年的1月10日。江秋莲说，她很在意这个跨年的时间点，因为这意味着她想要为女儿讨的说法又拖延了一年，心里感到愧疚。我曾经也像那些热心网友一样，劝她是否考虑重新开始，为了女儿要好好活着。江秋莲反过来跟我说：“我女儿在天之灵如果看到我活得如此痛苦，也许她也能理解我。”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可能永远无法真的对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她对整件事情的执着，是一种个人选择。遇到这种事，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去，不是所有生活都可以重新开始。
——完——
本文采访者蔡星卓，界面摄影记者。
摄影：夏天，自由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