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书已被译成42种语言并在全球范围内卖出了7500余万册。她的创作涵盖了虚构与非虚构文学，并为纪念在1992年逝世的女儿建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基金会，其宗旨是为全世界的女性和女孩赋权。她的新小说《维奥莱塔》（Violeta）有着100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来自南美的女主人公动荡的一生与时代。现年79岁的阿连德出生于秘鲁，在智利长大，她在加州家中的书房里接受了我（指本文作者Hephzibah Anderson，作家、评论家）的访问，每天她都会在这里写作。
《维奥莱塔》是如何诞生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想法始于我母亲去世，正值新冠疫情爆发前夜。她1920年出生，彼时大流感正好传到拉丁美洲，小说的首尾都谈到疫情，也就近乎自然而然。写书时我没有计划，也不立主旨——我只想让人们与我相伴，容我为他们讲一个故事。
与标题同名的女主角是否以你的母亲为原型？
伊莎贝尔·阿连德：维奥莱塔和我母亲同时出生，所处的社会阶级也相同，许多读者大概会认出地点是智利。她美丽、天赋过人并富有远见，这些都和我母亲相似，但我的母亲有依赖性。维奥莱塔是个可以自力更生的人，这一差别不可不谓巨大。我常说，如果你养不起自己和孩子，那女性主义就无从谈起，如果你依赖别人，那万事就要看他人脸色。
《维奥莱塔》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而你的处女作《幽灵之家》源自一封写给你祖父的信。你很擅长写信吗？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经常写信给母亲，她也会回复，几十年来天天如此。我的儿子雇了一家公司来把信件数字化，据他们统计大概有2.4万封。一切尽在信中，包括我母亲的一生以及我的生活。如今母亲已不在人世，每天记录生活的习惯也就没有了，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日子过得飞快。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刘习良/笋季英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10
你如何看待新冠疫情？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有能力做许多事。这两年里，我出版了一部女性主义的非虚构作品（即《一个女人的灵魂》），又写了《维奥莱塔》，还写了一本有关难民的小说，现在还在翻译过程中，大概2023年会面世。我有三件所有作家都想要的东西：宁静、独处与时间。但由于基金会那边经常和高风险人群打交道，我也高度关注绝望、暴力与贫困。第一批丢掉工作的人是女性，还有移民。
你在《一个女人的灵魂》（The Soul of a Woman）里说，你在知道女性主义这个词之前就是女性主义者了。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年少时就察觉到生而为女性对我而言并非优势，但我也留意到了社会性的不正义。我性子很烈，因为世界不公平。
不正义是否也令你怒不可遏？
伊莎贝尔·阿连德：那肯定！我和以前一样充满愤怒。我尽了最大努力来保持平静，也试过冥想——可惜屡试屡爽。
对女性主义运动而言，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务是什么？
伊莎贝尔·阿连德：尚待完成的最重要任务是打破父权制。我们还在零敲碎打——我觉得这太慢了，这样我就等不到成功之日了，但那一天必将到来。
你如何看待最近这届智利大选？
伊莎贝尔·阿连德：乐见其成。就包容、多元性以及正义而言，新总统的所有看法都与我希望听见的相符。他现在35岁——差不多是我的孙辈了，这真是再好不过，世界终究是新一代人的。
生活在英语为主的环境里并以西班牙语写作是怎样一种体验？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发现自己已经不会说西班牙语了，有些东西我只有用英语才能表达。我可以用英语写非虚构题材，但虚构就不行，因为虚构文学是以一种高度有机化的方式流淌的，创作时用得更多的是肚子，而不是脑子。
书本与现实中的爱有何主要区别？
伊莎贝尔·阿连德：在现实生活里，不便之处每每要多于方便之处。如果你像我这样结婚偏晚，那就得背上一大堆包袱，另外还有一种紧迫感，令这段关系以及每一天都显得异常珍贵。
这是你的第三次婚姻。对它有怎样的预期？
伊莎贝尔·阿连德：你觉得有谁会想在77岁的时候结婚？绝不！但这个男人通过听广播认识和爱上了我。我们结婚的唯一理由，就是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临门一脚来自他的孙女安娜，当时她才7岁，跑去学校图书馆问管理员说“你听说过伊莎贝尔·阿连德吗？”管理员答道：“听过，听过，我读过一些她的书。”一阵沉默之后，安娜接着说：“她和我的祖父睡在一起。”
可否向我透露一下为什么你的每部小说都是1月8日开始写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一开始是一种迷信，但后来我的生活变得异常复杂，迷信也就成了规矩。我会烧掉一些书页，点上蜡烛然后关上门度过一整天。每当我出关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寄来鲜花和电邮，还有一盒一盒以黑巧克力覆盖的橘子皮，它们给了我力量和欢乐。
[智利] 伊莎贝尔·阿连德 著 陈凯先 译
译林出版社 2018-1
你的枕边书有哪些？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在读安东尼·多尔（Anthony Doerr）的《幻境》（Cloud Cuckoo Land）纸质本，同时在听爱丽丝·霍夫曼（Alice Hoffman）的《对立面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Opposites）。Kindle里面有一本很多年前就打算读的丹尼尔·梅森（Daniel Mason）的《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这是一个战争故事，我不喜欢战争故事，但它却很出色。
你是如何整理藏书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不整理。我都送出去了。
每一本书都这样？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唯一留下的书是继父在我10岁时送给我的见面礼《莎士比亚全集》。我是把它当故事来读的，此后也一直不变。
有哪些经典著作是你羞于没有读过的？
伊莎贝尔·阿连德：也许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觉得它很无聊。
幼时的你属于哪一种读者？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那代人还没有接触到电视，祖父不让我听广播，因为他认为里面的内容太恶俗，我们也没去过电影院，因此我从来都是个很好的阅读者。青年时期的我非常孤独，也很愤世嫉俗，我逃离一切以及自己的方式就是读书。
有什么书是你难以忘怀的吗？
伊莎贝尔·阿连德：我记得很清楚，我13岁左右的时候全家住在黎巴嫩——女孩们哪儿都不去，只能待在学校和家里。大概跟你形容一下：我知道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即猫王）的时候，他已经胖乎乎的了，我与摇滚乐有关的一切缘分也就此断绝。但我继父那里有一个始终上锁的衣橱，里面是威士忌和巧克力，我猜可能还有《花花公子》杂志。我和我的兄弟们会打开它，兄弟们负责吃掉摆了一整层的巧克力，而我则直奔四卷本《一千零一夜》，据称有色情元素，所以一直被关在衣橱里。书是很色，但我没读懂，因为隐喻太多了，而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但我还是非常享受这种阅读衣橱里的禁书的感觉——有朝一日我总得就它写点什么。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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