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召开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面临转折性变化，总人口增长势头明显减弱，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成为制约群众生育的主要因素。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

《决定》出台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任务落实。一是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二是各部门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三是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目前25个省份完成人口与计生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精神，指导各地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研究出台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杨金瑞表示。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出生人口近年来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对此，杨金瑞表示，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2021年生育率仍在下降，是否说明三孩配套支持政策没有奏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是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杨金瑞指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

我国已经施行三孩政策，未来生育政策是否会继续调整？杨金瑞表示，我国始终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立足人口基本国情，不断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负担，更好地满足群众生育意愿，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杨金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