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方卓然

2022年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严伟建议，上海应打造国际中转集拼枢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其中，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需依托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政策优势，加快要素集聚、布局优化、政策突破，打造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实现高起点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高能级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航运业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航运业为全球抗击疫情、促进贸易复苏、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鉴于国际中转集拼枢纽涉及中转、集拼、转口、加工、贸易、金融等功能，转口功能已成为全球航运枢纽型城市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制造中心地位的重要保障。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国际中转集拼枢纽建设，是上海“五个中心”和浦东“引领区”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将起到重要作用。

严伟透露，近年来，洋山港不断探索发展海运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目前集装箱国际中转比例为10%左右，而新加坡、香港、釜山的国际中转业务比例均超过50%。这已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短板之一。

“与全球领先航运枢纽型城市相比，上海国际中转集拼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服务能力不足、便利性不够、稳定性不够三大问题。”严伟在建议中写道。

具体来说，上海服务类企业集聚程度偏低，高端航运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培育全球采购、分拨、结算等业务来带动中转集拼发展。

同时，不同状态的货物混拼难度较大，洋山港集疏运体系的空间分离大幅增加转运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导致监管便利性较低。此外，鉴于国际中转集拼的市场地位是经多年积淀逐步形成，洋山港国际中转集拼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操作模式。

对此，严伟建议，上海应加快战略要素集聚融合，创新中转集拼服务模式，打造国际中转集拼生态圈；对接RCEP、CPTPP、DEPA等国际贸易协定，以国际分拨为基础，完善口岸监管、金融、税收、贸易体系，搭建集拼、分拆、国际采购、国际配送、口岸服务、多式联运等功能平台，优化吸引国际中转集拼货源的物流网络。

上海应培育面向全球物流网络的采购与分拨业务，结合临港新片区重点发展的智能汽车、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千亿级产业集群，设立国际分拨配送中心，实现全球货物在临港新片区的集拼、调拨，吸引国际采购企业、贸易型总部、港航服务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市场主体进驻。

严伟建议，上海还应创新服务国际中转集拼发展的监管体系；优化洋山港、外高桥航线布局，完善国际拼箱、再拼箱与国际中转配套服务体系，简化过境货物监管手续；允许口岸清关货物进入集拼中心，与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保税货物集拼，适应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融合发展。

同时，上海应加快基础设施优化布局，提升中转集拼服务能级。比如，上海应进一步完善洋山特殊综保区对美欧优势国际航线非基本港及偏港的航线覆盖，适当布局日韩主要集拼目的港的航线，提供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加快推进小洋山北侧开发建设，完善江海直达、江海联运配套港口设施，开行洋山-南港穿梭巴士，实现岛域陆域联动发展。

上海应提升海铁联运能级，发挥芦潮港站中心站功能作用，将芦潮港中心站部分装卸线路和堆场视作洋山港区的延伸地，铁路集装箱到站视同进港，实现港站操作管理一体化，提高运营效率。

严伟认为，上海应加快铁路进入洋山港，研究上海南港与沪通、沪乍杭等铁路线连接，推进临港地区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对于本港货物出口集拼、面向长三角市场的进口分拨和以公路集疏运为主的出口和进口集拼，选址在特殊综保区陆域部分；对于以境外、沿海沿江等水水中转货物为主的中转集拼，在岛上设立集拼中心。

此外，上海还应加快政策制度创新突破，加大中转集拼支撑力度。比如，推动符合中转集拼需求的投资政策出台；放宽外资公司中转集拼及分拨业务、国际异地拼箱业务限制，完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中转贸易、过境贸易和国际物流服务功能。

同时，上海应构建与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外汇政策体系，针对中转集拼相关企业面临的债务偿还、资金周转、扩大融资等需求，提供供应链金融支持，降低企业流动性压力；提升贸易结算自由度，争取国际贸易定价权，进一步允许在国内指定金融机构开立特殊类型离岸账户，加快中转集拼带来的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发展。

严伟指出，上海还应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突破，在现有试点启运地口岸基础上，继续扩展试点启运港，货物在启运港装船出运即可为申请人办理出口退税；将中转集拼企业纳入税收优惠目录，企业所得税税率不高于15%，对集拼中心内生产企业、生产性服务企业所需的进口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