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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那么多封面,有那么多钱发红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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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那么多封面,有那么多钱发红包吗?

又到了一年一度抢红包封面的时候,“设提醒、蹲点、抢”成了一场全民狂欢,我们为什么对抢红包封面乐此不疲?

文|新零售商业评论高级研究员 田巧云

“快,爱马仕正在发微信红包封面!”

然而,当晓卉点开朋友发来的链接,按要求一步步完成任务后,页面却显示红包已被领完。

相比去年抢到十几个品牌的红包封面,晓卉今年的战绩着实惨淡,至今为止才“蹲”到2个。

晓卉感觉,今年参与派发红包封面的品牌相对较少,派发的数量也有限,因此很难抢到。

事实上,微信红包封面最早始于2019年,但直到2020年年底、2021年春节前才正式推出该功能。

据腾讯营销观察TMI《新年味 新过法》报告显示,去年春节期间,人均发出了7.8个电子红包,收藏了2.6个红包封面,80%来自品牌。

除了微信,年年让大家“集五福”的支付宝也在同期推出了红包封面,只是,微信红包封面起步于为品牌提供一次新的营销服务,支付宝则意在通过红包封面加强社交属性。

那么,作为一款虚拟产品,消费者设闹钟“蹲”红包封面到底为的是什么?从品牌方来看,推出一款只有3个月时效的红包封面,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当红包封面成为灰产目标之后,微信又会怎么办?

年轻人的社交货币

中国人的年俗里,年夜饭是春节必备的仪式,发红包亦如此。

吃好年夜饭,长辈们逐一给小辈发压岁红包,已经成为千百年来的传统。整个春节期间,亲友间的走访往往也少不了红包的维系。

如果说早期红包主要是寄托长辈对晚辈的祝福,那么,如今红包的功能早已向社交延伸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助推,实物红包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红包取代。以往只有聚在一起才能发红包、收红包的仪式感被搬到了线上,凭借手机和互联网,足不出户就能体会到聚众发红包、收红包以及抢红包的娱乐性。

此时,红包的社交属性也随之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原本受到地理位置限制的实物红包,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加持,成为可以发送到全球各地的电子红包。原本只有过年过节才发的红包,有时候也成为活跃气氛、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新消费时代来临、Z世代崛起的大背景下,千篇一律的电子红包显得有些单调。于是,2020年末的红包封面一经推出,便形成了一股抢封面热潮。

发送一个带有封面的红包,既显得自己嗅觉敏锐,也能彰显与众不同的品位。

晓卉去年通过各种渠道一共拿到13个品牌的红包封面,不过最终在发红包的时候,真正喜欢的也就两三款,“其他红包封面也就是在闺蜜群里显摆的时候被‘宠幸’过一次,毕竟买不起LV,抢一个LV的红包封面也是很带感的。”

说到抢封面,就不得不说微信和支付宝两家不同的红包封面玩法和机制。

作为社交媒体,微信的红包封面主要服务于品牌,先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号申请,审核通过后,才能以1元/个的价格购买。当然,个人也可以制作红包封面,但需要申请个人视频号来实现。

而以线上支付功能起家的支付宝,其红包封面功能则直接向个人用户开放。去年,支付宝推出“串门红包”和“PK红包”等玩法,用户可以直接将日常的照片和视频,用在定制化的红包封面之上。

今年,两大玩家的红包封面也各有新意:微信推出了异形红包封面,只要在朋友圈看到有“摇动惊喜”字样的广告,摇摇手机,就有机会摇到异形红包封面;

支付宝则将已经连续玩了七年的“集五福”活动与红包封面功能打通,用户可以用福卡换取喜欢的红包封面,封面设计不同,所需福卡的数量也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今年支付宝还与中国美术学院国潮艺术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藏品”,五张福卡即可兑换一张拥有唯一数字凭证编号的数字头像,由于蚂蚁链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个数字头像还可用于任何社交平台。

看来,在春节档的争夺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是营销,也是情绪价值

今年1月份开始,品牌方们就开始陆续进入微信红包封面的营销狂欢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公布的红包封面派发清单里,各个行业的头部品牌仍然是红包封面的主力玩家。

既有京东、美团优选、B站等互联网企业,也有蒙牛、金典、滴露等传统快消品牌,还有江诗丹顿、爱马仕、杰克琼斯、热风等奢侈品或时尚品牌……

今年,收藏玩具品牌52TOYS新推出Panda Roll、Sleep森之精灵、Kimmy&Miki等7款封面,均以52TOYS自有IP为基础设计。

据52TOYS介绍,这7款IP虽然有“国潮”作为共同点,但彼此拥有相对独立的粉丝群体,红包封面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渠道,分批限量免费发放。

一些不差钱的国际品牌则通过朋友圈投放广告的方式来发放红包封面。

爱马仕就是其中之一,其在朋友圈广告的下方设置了链接,用户点击后可直达爱马仕微信小程序,在完成互动游戏后便可领取红包封面。

不过,或许是玩的人太多,又或许是发放的数量有限,爱马仕每一批红包封面基本都是秒没。

还有媒体报道称,因粉丝争抢微信红包封面,导致推出王一博红包封面的多个品牌公众号瘫痪。

对大品牌而言,红包封面既是一次关于节日的事件营销,也是一次关于品牌情绪价值的传递。

比如永璞的微信红包封面,以自有IP“石端正”为主角,而这个形象在永璞粉丝中识别度非常高。在他们的心中,石端正不是一个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可爱有趣又有温度的立体化形象。于是,当永璞发布红包封面信息后,粉丝们便摩拳擦掌,抢到后还在群里炫耀、交流和评价。

显然,此时的红包封面不只是一个小封面,而是完成了一次品牌与粉丝的情感链接。

不过,相比一些品牌红包封面所引发的争抢潮,还有一些品牌的体感则完全不同。

某品牌创始人表示,去年尝试向粉丝投放了几千个微信红包封面,如同在大海里丢了个小芝麻,没什么效果,“可能我们产品本身也不太适合这种社交传播方式,所以今年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还有品牌创始人表示,在春节这种全民狂欢的节日,其实没有小品牌什么事儿。想要靠一个小小的红包封面就营销出圈,概率不高。

他认为,“红包封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营销方式,未来主要是大品牌的游戏。小品牌的封面即使抢到,又有几个人会用呢?”

是创新,还是新灰产

今年官方正式宣布品牌发布微信红包封面是在2021年12月31日。第一批参与的品牌包括江诗丹顿、哈利波特、热风、安慕希、DR钻戒,等等。

然而,早在官方正式发布这些品牌红包封面之前,抖音、淘宝、闲鱼,甚至快团团等各类平台上,就已陆续出现了红包封面的身影。

基于供需的失衡,小小的红包封面背后,一个由各方利益体组成的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

由于微信红包封面的申请有一定的资质要求,于是,资质提供成为这个产业链的最上游,当然这个资质分为企业资质和个人资质两种。

资质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就是设计的问题,除一些设计类人员承接业务外,淘宝上还有卖家提供红包封面设计服务。

设计好的红包封面最终要走到消费端,于是,淘宝、闲鱼、抖音……甚至连微信自己都成了或明或暗的销售渠道。据媒体报道称,在这个产业链中,有人月入百万。

另一方面,微信2020年1月30日就发布公告,明确表示有偿售卖红包封面是违规的,一经查出,违规的红包封面将会被下架。这意味着,凡用户通过付费形式购买的红包封面,将面临随时停用的风险。

然而,红包封面的买卖仍然十分红火。

“价格不高、手速不行、懒得去蹲”等,是不少消费者购买红包封面的主要原因。此外,今年的红包封面也告别了去年相对单一的设计,不少品牌采用了“动态+音乐+效果”的做法,增强了微信红包的趣味性和独特性,自然也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

从去年微信首次推出红包封面,只允许通过资质认定的企业才有资格定制这一规定来看,微信显然是希望向品牌方提供一种新的营销方式

至于个人红包封面的定制规则与视频号关联,目的则在于推动视频号原创内容的生产,这也符合彼时视频号的实际发展需求。

今年,微信继续在红包封面的形式及投放上推出新的功能,比如裂变等方式,助力品牌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将公域流量留存到私域池。

微信的这些创新,一方面将为品牌带来良好的营销转化,另一方面,由于投放成本的限制,也必然带来一定的稀缺性。庞大的需求如果在正规渠道得不到满足,灰产就不可避免。

在淘宝上,不少微信红包封面已经有了上万的销量。如果微信真的要严格治理,比如停用违规序列号,一则可能会引发较大的连锁反应,二来查处难度也比较大。

未来,对于红包封面的灰色产业链,微信究竟会选择堵还是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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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那么多封面,有那么多钱发红包吗?

又到了一年一度抢红包封面的时候,“设提醒、蹲点、抢”成了一场全民狂欢,我们为什么对抢红包封面乐此不疲?

文|新零售商业评论高级研究员 田巧云

“快,爱马仕正在发微信红包封面!”

然而,当晓卉点开朋友发来的链接,按要求一步步完成任务后,页面却显示红包已被领完。

相比去年抢到十几个品牌的红包封面,晓卉今年的战绩着实惨淡,至今为止才“蹲”到2个。

晓卉感觉,今年参与派发红包封面的品牌相对较少,派发的数量也有限,因此很难抢到。

事实上,微信红包封面最早始于2019年,但直到2020年年底、2021年春节前才正式推出该功能。

据腾讯营销观察TMI《新年味 新过法》报告显示,去年春节期间,人均发出了7.8个电子红包,收藏了2.6个红包封面,80%来自品牌。

除了微信,年年让大家“集五福”的支付宝也在同期推出了红包封面,只是,微信红包封面起步于为品牌提供一次新的营销服务,支付宝则意在通过红包封面加强社交属性。

那么,作为一款虚拟产品,消费者设闹钟“蹲”红包封面到底为的是什么?从品牌方来看,推出一款只有3个月时效的红包封面,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当红包封面成为灰产目标之后,微信又会怎么办?

年轻人的社交货币

中国人的年俗里,年夜饭是春节必备的仪式,发红包亦如此。

吃好年夜饭,长辈们逐一给小辈发压岁红包,已经成为千百年来的传统。整个春节期间,亲友间的走访往往也少不了红包的维系。

如果说早期红包主要是寄托长辈对晚辈的祝福,那么,如今红包的功能早已向社交延伸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助推,实物红包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红包取代。以往只有聚在一起才能发红包、收红包的仪式感被搬到了线上,凭借手机和互联网,足不出户就能体会到聚众发红包、收红包以及抢红包的娱乐性。

此时,红包的社交属性也随之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原本受到地理位置限制的实物红包,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加持,成为可以发送到全球各地的电子红包。原本只有过年过节才发的红包,有时候也成为活跃气氛、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新消费时代来临、Z世代崛起的大背景下,千篇一律的电子红包显得有些单调。于是,2020年末的红包封面一经推出,便形成了一股抢封面热潮。

发送一个带有封面的红包,既显得自己嗅觉敏锐,也能彰显与众不同的品位。

晓卉去年通过各种渠道一共拿到13个品牌的红包封面,不过最终在发红包的时候,真正喜欢的也就两三款,“其他红包封面也就是在闺蜜群里显摆的时候被‘宠幸’过一次,毕竟买不起LV,抢一个LV的红包封面也是很带感的。”

说到抢封面,就不得不说微信和支付宝两家不同的红包封面玩法和机制。

作为社交媒体,微信的红包封面主要服务于品牌,先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号申请,审核通过后,才能以1元/个的价格购买。当然,个人也可以制作红包封面,但需要申请个人视频号来实现。

而以线上支付功能起家的支付宝,其红包封面功能则直接向个人用户开放。去年,支付宝推出“串门红包”和“PK红包”等玩法,用户可以直接将日常的照片和视频,用在定制化的红包封面之上。

今年,两大玩家的红包封面也各有新意:微信推出了异形红包封面,只要在朋友圈看到有“摇动惊喜”字样的广告,摇摇手机,就有机会摇到异形红包封面;

支付宝则将已经连续玩了七年的“集五福”活动与红包封面功能打通,用户可以用福卡换取喜欢的红包封面,封面设计不同,所需福卡的数量也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今年支付宝还与中国美术学院国潮艺术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藏品”,五张福卡即可兑换一张拥有唯一数字凭证编号的数字头像,由于蚂蚁链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个数字头像还可用于任何社交平台。

看来,在春节档的争夺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战斗远没有结束。

是营销,也是情绪价值

今年1月份开始,品牌方们就开始陆续进入微信红包封面的营销狂欢中。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公布的红包封面派发清单里,各个行业的头部品牌仍然是红包封面的主力玩家。

既有京东、美团优选、B站等互联网企业,也有蒙牛、金典、滴露等传统快消品牌,还有江诗丹顿、爱马仕、杰克琼斯、热风等奢侈品或时尚品牌……

今年,收藏玩具品牌52TOYS新推出Panda Roll、Sleep森之精灵、Kimmy&Miki等7款封面,均以52TOYS自有IP为基础设计。

据52TOYS介绍,这7款IP虽然有“国潮”作为共同点,但彼此拥有相对独立的粉丝群体,红包封面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渠道,分批限量免费发放。

一些不差钱的国际品牌则通过朋友圈投放广告的方式来发放红包封面。

爱马仕就是其中之一,其在朋友圈广告的下方设置了链接,用户点击后可直达爱马仕微信小程序,在完成互动游戏后便可领取红包封面。

不过,或许是玩的人太多,又或许是发放的数量有限,爱马仕每一批红包封面基本都是秒没。

还有媒体报道称,因粉丝争抢微信红包封面,导致推出王一博红包封面的多个品牌公众号瘫痪。

对大品牌而言,红包封面既是一次关于节日的事件营销,也是一次关于品牌情绪价值的传递。

比如永璞的微信红包封面,以自有IP“石端正”为主角,而这个形象在永璞粉丝中识别度非常高。在他们的心中,石端正不是一个冰冷的符号,而是一个可爱有趣又有温度的立体化形象。于是,当永璞发布红包封面信息后,粉丝们便摩拳擦掌,抢到后还在群里炫耀、交流和评价。

显然,此时的红包封面不只是一个小封面,而是完成了一次品牌与粉丝的情感链接。

不过,相比一些品牌红包封面所引发的争抢潮,还有一些品牌的体感则完全不同。

某品牌创始人表示,去年尝试向粉丝投放了几千个微信红包封面,如同在大海里丢了个小芝麻,没什么效果,“可能我们产品本身也不太适合这种社交传播方式,所以今年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还有品牌创始人表示,在春节这种全民狂欢的节日,其实没有小品牌什么事儿。想要靠一个小小的红包封面就营销出圈,概率不高。

他认为,“红包封面其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营销方式,未来主要是大品牌的游戏。小品牌的封面即使抢到,又有几个人会用呢?”

是创新,还是新灰产

今年官方正式宣布品牌发布微信红包封面是在2021年12月31日。第一批参与的品牌包括江诗丹顿、哈利波特、热风、安慕希、DR钻戒,等等。

然而,早在官方正式发布这些品牌红包封面之前,抖音、淘宝、闲鱼,甚至快团团等各类平台上,就已陆续出现了红包封面的身影。

基于供需的失衡,小小的红包封面背后,一个由各方利益体组成的灰色产业链已经形成。

由于微信红包封面的申请有一定的资质要求,于是,资质提供成为这个产业链的最上游,当然这个资质分为企业资质和个人资质两种。

资质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就是设计的问题,除一些设计类人员承接业务外,淘宝上还有卖家提供红包封面设计服务。

设计好的红包封面最终要走到消费端,于是,淘宝、闲鱼、抖音……甚至连微信自己都成了或明或暗的销售渠道。据媒体报道称,在这个产业链中,有人月入百万。

另一方面,微信2020年1月30日就发布公告,明确表示有偿售卖红包封面是违规的,一经查出,违规的红包封面将会被下架。这意味着,凡用户通过付费形式购买的红包封面,将面临随时停用的风险。

然而,红包封面的买卖仍然十分红火。

“价格不高、手速不行、懒得去蹲”等,是不少消费者购买红包封面的主要原因。此外,今年的红包封面也告别了去年相对单一的设计,不少品牌采用了“动态+音乐+效果”的做法,增强了微信红包的趣味性和独特性,自然也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

从去年微信首次推出红包封面,只允许通过资质认定的企业才有资格定制这一规定来看,微信显然是希望向品牌方提供一种新的营销方式

至于个人红包封面的定制规则与视频号关联,目的则在于推动视频号原创内容的生产,这也符合彼时视频号的实际发展需求。

今年,微信继续在红包封面的形式及投放上推出新的功能,比如裂变等方式,助力品牌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将公域流量留存到私域池。

微信的这些创新,一方面将为品牌带来良好的营销转化,另一方面,由于投放成本的限制,也必然带来一定的稀缺性。庞大的需求如果在正规渠道得不到满足,灰产就不可避免。

在淘宝上,不少微信红包封面已经有了上万的销量。如果微信真的要严格治理,比如停用违规序列号,一则可能会引发较大的连锁反应,二来查处难度也比较大。

未来,对于红包封面的灰色产业链,微信究竟会选择堵还是疏,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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