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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翟瑞民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一年增长48万人口意味着什么？中国究竟应该保持多大规模人口，或者说中国国土究竟能够容纳多少人？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1年最新人口数据，再次引发人们对中国人口数量相关话题的讨论。
实际上，这种“适度人口论”一直是人口学界的长期争议，也是人口控制政策的理论基石。从最初对“人口爆炸”的忧虑，到“3亿”“8亿”等不同“适度人口”论证，再到生育率走低后人口结构问题显现，学界对人口规模的关注在逐渐淡化，对“适度人口论”的认识也在不断调整，修正。
回望“适度人口论”在中国的变迁过程，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人口现状的成因，并为未来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凝聚共识。
1980年代：规模控制
“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基者是英国经济学家E.坎南。1888年，他在《初等政治经济学》中认为，“适度人口”即是处于“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规模。而该学说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最大收益点”的人口规模如何确定？上世纪中期，技术革命和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得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现空前增长，一些经济、社会学家也试图论证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这也成为日后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理论基石。
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福格特在其著作《生存之路》中提出，地球最大承载的人口规模为22亿 。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在其著名的《人口爆炸》一书中认为，当时全世界人口约35亿人已达到极限，并预言未来即将爆发全球性的人口过剩危机。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适度人口规模的是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上世纪50年代，留美归来的社会学博士孙本文从中国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出发，提出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度的人口规模，此观点广为流传。
中国的计划生育起步于1960年代，但在整个1970年代，计生工作的手段被认为是以“和风细雨”的倡导为主，而非强制。到1970年代末，控制生育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1978年，著名控制论专家宋健以控制论方法预测中国人口走势。他们从淡水供应来分析，认为中国淡水资源最多养活6.5亿人，从各类农产品增长和蛋白质供应标准预测，中国到2050年最多容纳7.38亿人。
1980年，新华社评价其是“从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应用控制论方法对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了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 宋健团队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撰文，主张推行独生子女政策，造成影响广泛，被认为是独生子女政策落地的重要推手。
1980年，中央发布《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成为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标志。这封公开信还提出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一方面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1980年召开的“十二大”最终明确，到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
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回忆，有关部门认识到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后来在表述上已经开始有些变化，“比如把‘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
在1983年出版的《人口学》中，梁中堂认为，“适度人口论“是“抛开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讨论人口发展的，他们以为仅仅依依靠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就可以使国民收入得到提高，这本质上还是‘人口决定论’。”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
进入1990年代后，控制人口规模作为政策方向，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一时期，适度人口论仍受一些学者青睐，但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研究得出的结论要比1980年高出不少。
1990年，中国科学院发表《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中国粮食最大总产量中，按人均占有600公斤，500公斤，400公斤的不同标准计算，人口承载力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即从16.6亿到13.8亿不等。
1992年，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左右才能保证每代人的数量稳定。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意味着，中国最终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风险中。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人口仍处于持续增长中，且在1995年达到12亿规模，低生育率风险并未引起重视。
在世界上，有关人口爆炸、适度人口的讨论仍不绝于耳。19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到21世纪30年代人口将超过16亿，粮食缺口达3亿吨。这个惊悚的结论引起国际舆论巨大反响。
1995年，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其出版的《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一书中，对截至当时学者估算的65个地球的最大人口容量值做了个总结，提到这些数字存在巨大的差异，从最低的不到10亿到最高的超过千亿。
中国的一些人口学者仍在论证一个适合中国的人口规模。1996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国宏对土地资源承载的人口承载力研究认为，中国最大承载力人口为16.6亿人。1998年，人口学者袁建华等从人均淡水资源估算得出结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11.45亿。
不过，一些人口学者已预感到，过度强调对人口规模的控制，将让未来中国面临严峻挑战。1997年，李建新在《人口研究》撰文预测，21世纪中国人口总数在2020-2030年代达到最大值，区间为14.27亿至15.12亿，由于生育率掉到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未来会面临负增长风险。
李建新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被认为是人口学者中继梁中堂、曾毅之后旗帜鲜明地呼吁政策调整的学者。他告诉界面新闻， 1992年他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开始关注人口问题，这篇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此后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论证2000年为最佳政策调整期，并和翟振武、李小平等学者展开争论。
最近，他的这篇25年前的论文被《文化纵横》杂志重新发现，并引发关注。李建新在文章中论证，人口结构的变化还会带来严重老龄化问题，并预测2020-2040年代中国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比重将超20％，2060年代将超25％，并继续增长。
李建新当时判断，2020年代以后，中国将无法避免人口规模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的两难局面。彼时，他强烈建议“必须未雨绸缪，改变那种片面强调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压力、夸大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消极的观点”，纠正“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国人口问题就是数量问题”的一边倒认识，尽快把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纳入人口政策中，及时调整当时严格“一孩”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不是贫穷的根源
进入新千年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这一认识得到强化，并主导了未来十年中国人口政策的走向。不过，适度人口规模话题仍不时在人口学界引发争议。
2002年，学术期刊《人口研究》以《中国人口数量：究竟多少亿才合适?》为题，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不同学者的观点分歧仍然较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认为，中国的长远人口目标应该确定为：100年后应力求降到8亿，并力争达到更低水平，“无论如何不应高于10亿，200年后降到3亿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亿。”
“8-10亿人口的中国，生活质量不可能有多么美好；3-5亿的人口数量，人民生活和山川景色才真正有可能‘令华夏子孙竟折腰’。” 他认为，要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总和生育率必须进一步迅速降低并长期保持下去。在百年内，任何高于或等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是绝对不可取的。要实现100年以后8亿以内人口目标，总和生育率必须长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李建新则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不能以追求减少人口数量为目标，否则就是人口数量决定论的翻版。追求减少人口数量目标是割裂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辨证关系，完全低估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引用了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在目前的国情、国力和资源、环境条件下，人口更少一些比人口多一些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爽当时认为。但她表示，证明200年后中国人口形势，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是否适宜，为我们的能力所不及，也不应该在国家决策的视野范围内。在探讨人口发展目标时，应小心地度量和谨慎的解释。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为1.22，有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存在漏报，原国家计生委对外称修正后的数据为1.8，这引起了学界的普遍担忧，并促使顾宝昌、王丰等人口学者两次大规模建言。
2000年以后，网络的兴起让一些独立人口研究者得以表达不同观点，特别是易富贤、何亚福等人发表大量文章，对生育控制政策提出多方面异议，影响广泛。新千年的发展经验也在提醒人们，随着人口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提高，过去对“人口爆炸”的担忧，许多适度人口规模的预测正在被推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认为，需要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错综复杂的、可变的，甚至是松弛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成是单纯正的或单纯负的关系”。
他在2009年撰文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贫穷突出了中国人口规模的问题，但是人口规模绝不是贫穷和落后的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每年仍以平均1500万的速度增长，然而今天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口总量减少了，而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创新的结果。
2010年，有媒体询问何亚福，中国保持多少人口适度，何亚福回答：“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适度人口，这个适度人口只应由这个家庭来决定，只要每个家庭的人口都适度了，那么全国人口的最佳数量也就达到了。”
“适度人口”研究启示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逐渐改变人们对中国人口规模的认识。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13.4亿，虽然规模继续增加，但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更让学界忧虑的是，本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即便存在漏报，也足以引起重视。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口爆炸的引线已经拆除”。
2013年底，千呼万唤之下， “单独二孩”政策终于出台。但学界并不满意，呼吁生育政策调整的声音更加急切。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至此，人们对人口规模的担忧开始减弱，而更多转为对人口结构，比如老龄化、性别比等问题的关注上来。
近10年来，因人均寿命增加和相对充足的70后、80后育龄妇女，中国人口规模仍在增加，但受制于生育率降低和育龄妇女逐年减少，增长规模正在逐步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为141260万人，比上年末仅增加48万人，自然增长率创有史以来新低。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第一次超过14%，老龄化进一步加剧。
“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年增加48万人相当于零增长。”何亚福表示。此前“育娲人口研究”对未来人口预测的“中方案”提出，中国人口到2040年将降至13.45亿。
40年时间，人们对中国人口的认识，从对“人口爆炸”的关注转为对人口萎缩的忧虑，适度人口规模也再次被社会提及，不过学界对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认识。
“‘适度人口’只是一个抽象理论概念，测算需要诸多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给予准确结论。人口承载力也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提高，不存在静态、绝对的适度人口。” 恒大研究院原研究员熊柴表示。
陈卫在十多年前就指出，人口容量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极其深刻，它揭示出关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的争论将一直继续下去，“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不会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他认为，人口容量研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容量的“值”，而在于其在启发人们认识和指导人们行动中起到的作用。因此，中国更应该关注如何制定各种人口政策，以协调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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