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哈佛大学研究早期基督教的著名历史学家凯伦·L·金在罗马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展示了一片纸莎草纸。这张名片大小的草纸残片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残片上用古埃及的科普特语（Coptic）写下的字句里有这样一条：“耶稣对他们说，我的妻子。”

在此之前从未有古代手稿提及过耶稣结婚的事情。这张草纸上的残篇虽然不完整，但似乎是在讲述耶稣和他的使徒讨论自己的“妻子”（或许是抹大拉的玛丽亚）是否有资格成为一名门徒。金认为，这段文字的重点在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因而这段文字有可能在“婚姻还是独居才是基督教生活的理想模式”的古代争论上具有重要意义。

金把这张草纸残片称为“耶稣妻子的福音书”，但即使没有这个耸动的标题，她的发现也足以在圣经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几天之后质疑便铺天盖地而来。梵蒂冈的报纸称这张草纸是“粗劣的伪造”。许多学者在博客上撰文，指出残片上的科普特语有明显的语法错误，而且某些词句似乎是从《多马福音》中摘抄而来。有些人则认为这份文本可疑地契合了现如今逐渐增长的宗教平等主义精神，而《达芬奇密码》的畅销让耶稣结过婚的想法广为流行。这份草纸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曾报道过这次争论。

一年半之后，哈佛大学公布了对这份文件的实验室分析结果：经过碳14年代测定法、多光谱成像等多种手段的分析，这张残片似乎是古代文物，墨水里也没有明显的现代成分。

但这仍然无法排除伪造的嫌疑。伪造者可以买到空白的草纸文物，用古代的配方制作墨水，然后写上杜撰的科普特语手迹。质疑的人还有另外的证据，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耶稣妻子残片和2002年网上发布的某个《多马福音》版本有同样古怪的拼写错误。这表明残片很可能是现代的造假者复制粘贴而来的。

金教授尊重这份残片主人的要求，没有向外界公布他的身份。这位神秘人士曾经告知过金教授他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获得这张草纸的，然而他手上能证实自己说法的证据只有一张签名合同的影印文件。文件显示他于1999年11月从一名叫汉斯-乌尔里奇·劳坎普的男子手中购得六份科普特语草纸文物。这份合同称汉斯自己于1963年在东德波茨坦获得了这批草纸。

此外，残片主人还提供给金另一份影印文件的扫描本，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埃及学家彼得·蒙罗1982年写给劳坎普的一封信。信中蒙罗说他的同事查看了这批残片，认为其中一份含有《约翰福音》中的文字。与耶稣妻子残片相关的唯一手写文件，是一张未署名未标注日期的便签，上面写道蒙罗的同事相信“这张小小的残片……是唯一一段关于耶稣有妻子的直接引语，也许能作为耶稣或许结过婚的证据”。

因为上述说法里出现的人物都已经去世，所以金教授宣布这份残片的来龙去脉无从而知了。但是《大西洋周刊》记者埃里尔·萨巴尔却认为这只是调查不足而已。萨巴尔曾经受史密森尼学会委托，就耶稣妻子福音书撰写过一篇长篇报道。2012年他在哈佛会见了金教授，并且跟随她到罗马参加了会议。

谁是草纸残片的主人？

几年之后，当正反双方在各项证据上争论地面红耳赤之时，萨巴尔却将注意力转向了文件的来龙去脉之上。他像一名侦探一样深入地调查了这份草纸文物在不同的拥有者之间转手的情况。在漫长的调查期间，他的足迹曾经到过柏林的工业区、佛罗里达西南部的时髦城市、哈佛大学和梵蒂冈的大厅、以及东德斯塔西的总部，揭开了事件的层层迷雾。

萨巴尔首先从残片的主人入手，他依然在世，而且和汉斯有私交。在一封写给金教授的电邮里，残片主人说他是在汉斯移民美国后从他手里买到的草纸。萨巴尔随后查阅发现，1997年，一对名为汉斯-乌尔里奇·劳坎普和海尔格·劳坎普的夫妻在佛罗里达州威尼斯的海湾城修建了一栋房屋。认识这对夫妻的人说，这两人都是烟鬼，而且不通英文。海尔格从前在洗衣房工作，而汉斯-乌尔里奇则是一名高中没毕业的工具制造商，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汉斯似乎不像是一位文物收藏家。

如果不是因为1995年和朋友阿克塞尔·赫斯普朗合伙创建汽车配件公司而赚了钱，劳坎普夫妻或许永远不会离开柏林的狭小公寓。然而他俩刚抵达佛罗里达州妻子就被诊断出了肺癌，于是汉斯又带着妻子回到了柏林。她于1999年12月去世。公司于2002年8月宣告破产，汉斯也于四个月之后因肺癌去世。

萨巴尔查看了汉斯公司的公共记录，发现在他的妻子死后四天，公司在美国合并一家分公司，地址就在佛罗里达威尼斯市。掌管分公司的还有一个名叫瓦尔特·弗里茨的人，此人至少早于汉斯四年就从德国来到了佛罗里达。弗里茨现年50岁，住在离威尼斯半小时车程的诺斯波特，十分热衷于参加当地的公共事务。萨巴尔又查询了佛罗里达州的公司记录，发现弗里茨在1995年注册过一家名叫Nefer Art的公司。Nefer在埃及语里是“美丽”的意思。

或许此人与埃及有什么关联?萨巴尔在搜索引擎了输入了“瓦尔特·弗里茨”和”埃及”，发现一位名叫瓦尔特·弗里茨的人1991年曾在声望极高的德语期刊《古埃及文化研究》上发布表过一篇论文。论文的内容是用红外线影印技术解读一张3400年前的古埃及石板上的文字细节，而作者的单位恰好是柏林自由大学的埃及学学院。然而萨巴尔打电话给弗里茨询问此事时，他显得十分烦躁，断然否认自己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修过埃及学，也否认那篇德语论文是他写的。他还说自己只是帮助汉斯收购公司的顾问。

萨巴尔希望到佛罗里达州采访弗里茨，被他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条线索。因为弗里茨在本地事务上十分活跃，所以萨巴尔询问当地报纸《诺斯波特太阳报》是否曾经拍到过弗里茨的照片，结果他收到了一名记者发来的弗里茨照片。

随后，萨巴尔又发邮件给柏林自由大学的埃及学专家卡尔·杨森-温克尔恩，询问他是否认识1991年在《古埃及文化研究》上发表过论文的瓦尔特·弗里茨。温克尔恩回复说他确实认识弗里茨，他从1988年开始在自由大学读硕士，但发表完论文后就从学校消失了，连学位考试也没有参加。萨巴尔又把照片发了过去，温克尔恩说照片上的人很像弗里茨。

看来这个弗里茨撒谎了。萨巴尔在谷歌上输入弗里茨的名字和他的邮箱，搜到了一个追踪域名注册历史的网页。原来在金教授向外界公布耶稣妻子残片的三周前，弗里茨注册了www.gospelofjesuswife.com的域名（域名是“耶稣妻子福音书”的意思），而那时只有金教授的内部小圈子才知道这张草纸残片的存在。萨巴尔总算有了坚实的证据，足以证明弗里茨和此次事件有关。他决定到德国深入调查。

达到柏林后，萨巴尔先去拜访了劳坎普的继子及其妻子。两人对于继父曾经收藏过草纸文物感到不可思议。劳坎普18岁的时候游过东西柏林交接处的湖，非法进入西柏林。据说他上岸的时候除了泳衣什么都没有，那么他又怎么会在两年之后回到东德，在波茨坦买下文物，然后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潜回西德呢？

劳坎普没什么文化，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在1990年代创办公司之前也根本没有钱购买文物。他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在街边的酒吧喝酒，他要是有这批文物，肯定三杯酒下肚之后就全说出来了。汉斯的儿媳推测，单纯又软弱的岳父或许是被人利用了。当谈到弗里茨时，儿媳的脸色变得僵硬：“我能轻易想到弗里茨会说什么——我需要你为公司签个名。”而这时劳坎普都不会看合同一眼，不假思索就签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弗里茨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据说当年他上研究生时就已装束成熟，喜欢穿正装衬衫配西服外套，还有两辆奔驰轿车。曾经在劳坎普公司工作过的人说弗里茨十分圆滑，难以控制。

萨巴尔随后又去柏林自由大学拜访了卡尔·杨森-温克尔恩教授，弗里茨当年曾经上过他的课。温克尔恩教授说弗里茨当时对埃及学很感兴趣，但是不愿意用功钻研，他的科普特语学得不是很好。

1989年，于尔根·奥辛担任了埃及系主任。他是一名备受尊重的古埃及语言专家，但是对待学生十分严苛。温克尔恩说弗里茨论文里的主要观点是他在上奥辛的课时听来的，这件事激怒了奥辛。萨巴尔打电话给奥辛，但是奥辛已经完全不记得这篇论文了。但是他和所有人一样都记得，弗里茨在论文发表不久就从校园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线索到这里似乎断了，但是两名认识弗里茨的人说他曾经在新成立的一座东德历史博物馆担任过馆长。两人对此都很困惑，因为弗里茨从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原来1990年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的活动分子占领了国家安全局斯塔西的总部，防止了斯塔西官员销毁情报记录。他们想把斯塔西总部建成一个研究中心和博物馆。弗里茨申请了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据长期担任斯塔西博物馆馆长的约尔格·德里泽尔曼回忆，当时东德这边的人并不认识弗里茨，但是因为弗里茨曾经在西柏林的埃及博物馆工作过，又带着西德人的光环，所以1991年10月弗里茨被正式聘用。

然而上任不到五个月，博物馆的管理层就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博物馆的油画、纳粹军事奖章和斯塔西文物等藏品不断丢失。1992年春天德里泽尔曼曾经就这些问题当面质询过弗里茨，随后不久弗里茨就辞去了馆长职务，德里泽尔曼则接任了他的职位。他对萨巴尔说：“我不敢下任何断言。但很有可能这个西德人比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东德人更懂得这些文物很容易售卖，而且价格不低。”不过他们从没有调查过弗里茨是否有偷卖藏品的行为，所以这些嫌疑也没有证实。

弗里茨从一名埃及学学生摇身一变成了斯塔西博物馆的馆长，这已经很不寻常了。但是后来他又成了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管理人员，就更加匪夷所思了。萨巴尔在柏林采访了汉斯的朋友和生意伙伴阿克塞尔·赫斯普朗。他说汉斯和弗里茨是在柏林一家健身中心蒸桑拿时认识的，时间大约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赫斯普朗说弗里茨这个人口若悬河，而汉斯智商又不高，容易受他人影响，所以弗里茨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进了公司。2002年公司破产之后，弗里茨说赫斯普朗中饱私囊，而赫斯普朗则指责弗里茨在他和汉斯之间挑拨离间，两人互相指责。

公司破产之后，弗里茨又跟柏林的APG汽车配件公司签订了合约。不过好景不长，因为前雇员潜入仓库破坏了生产汽车刹车的机器，所以APG公司2008年2月也开始了破产程序。

两个月后，弗里茨把他在诺斯波特的房子挂出来出售，但是没卖出去。2010年2月，他再次尝试出售这栋房子，而且价格削减了三分之一，但还是没有卖出去。当年的7月8日，他还在《诺斯波特太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当地政府减少公务人员并削减他们的工资。第二天，金教授就收到了一份邮件，对方声称自己手里有一批很有意义的科普特语草纸残片。

残片真假难辨 主人口若悬河

从种种发现来看，弗里茨拥有伪造这些草纸文件的知识和技巧。他能够解读古埃及的神秘文字，学过科普特语，而且口才了得，能够蛊惑人心。那么他伪造文件的动机是什么呢？钱当然是可能的动机，毕竟2010年时他出现了财务上的困难。但是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也许因为当年他被学术精英批评科普特语学得不好，又缺乏原创思想，所以他就心生恨意，如今想要愚弄学术界来泄愤？

然而也许这两种解释都太简单了。萨巴尔在搜索域名历史的时候，发现弗里茨从2003年开始创建了一系列色情网站。网站里上传了很多他妻子和其他男子发生性关系的视频，很多时候还不止一名男性。弗里茨的妻子在色情行业小有名气，她曾经有一个雅虎讨论组，成员一度达到5万人。他们两人的视频属于所谓的“绿帽情节”性幻想的类型。

当萨巴尔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妻子时，他的妻子建议他读一下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也许这对理解弗里茨的动机有所帮助。小说描述道，一些早期基督教徒认为通过性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而且女性和男性平等，甚至是男性的拯救者。这些人相信耶稣曾经和抹大拉的玛丽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罗马天主教会的保守势力压制了这些异端思想，污蔑抹大拉的玛丽，而且禁止女性担任牧师。一个秘密会社保存了耶稣结婚的秘密，而且也继承了古代基督徒对性交神圣性的崇拜。达芬奇和牛顿都曾是这个秘密会社的成员。

或许弗里茨和他的妻子从这本书里获得了灵感，为他们放荡的性生活披上了信仰的神圣外衣。他们的第一个网站，是在2003年《达芬奇密码》出版一个月之后建立的。弗里茨的生日正好是圣诞节，而他的妻子则自称能够通灵，在网上发布过她受天使引导而“自动写下”的文字。所以，为了将《达芬奇密码》中的幻想情节转变为现实，他们需要一张能够证明耶稣曾结过婚的文物。

有了这些发现，萨巴尔再次联系弗里茨。弗里茨显然很不耐烦，问他到底想知道什么。萨巴尔说他想知道的关于草纸残片的真相。弗里茨一开始说残片的主人是他的一位朋友，身份不便公开。但是后来又写了一份电子邮件声明，说他才是残片的唯一主人。在声明中他还说自己从未伪造或改动这些残片。

在通话中，弗里茨回答了萨巴尔提出的疑问。首先，他联系金教授的时候并没有缺钱的问题。他还否认自己曾在柏林自由大学或斯塔西博物馆惹过任何麻烦。他说自己当年退出埃及学学位，只是觉得房地产和商业界的职业前景更光明。但他对自由大学的回忆显然充满了怨恨。他说奥辛教授是个喜欢以羞辱学生为乐的混蛋，系里面充满了明争暗斗，而整个埃及学领域都是“伪科学”。

弗里茨让萨巴尔两周之后再次打给他，在四个半小时的通话时间里，他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和汉斯是在1990年代初期参加一位瑞士作家的座谈会时认识的。汉斯喜欢去自由大学听课，他们也确实偶尔去蒸过桑拿。1990年代中期劳坎普告诉弗里茨草纸残片的事情，后来在1999年弗里茨以1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六张草纸。他拍摄了这些文物的照片，用玻璃裱了起来，然后放在了保险柜里，近十年都没有动过。

2009年的时候，他打算将这批草纸卖给伦敦一家画廊。本来他的心理价位是5000美元，没想到对方报价5万美元。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就和哈佛大学的金教授联系——他此前曾读过她的专著和论文——希望能搞清楚这批文物的价值。这个故事听起来虽然滴水不漏，但是弗里茨却没有任何人证物证能表明其真实性。

后来弗里茨同意为杂志文章拍摄照片，萨巴尔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他们约在佛罗里达州的旅游城市萨拉索塔碰面。弗里茨留着一头精神的短发，身着米黄色亚麻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插着方巾，可谓衣冠楚楚。

吃午饭的时候，弗里茨说他很欣赏金教授面对排山倒海的质疑时展现出的坚韧，不过却觉得她不该犯那一系列策略上的错误。比如，她不应该给草纸残片取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名称；她不该选择在梵蒂冈旁边的罗马宣布这项发现；她甚至不应该在论文里提及蒙罗在1982年写的那封信，因为一旦这封信有问题，将会让这个文物沾上污点。她的做法很诚实，但一点儿也不明智。

至于《达芬奇密码》与他们夫妻的色情网站、妻子的“通灵”写作和草纸残片的关系，他说这一切只是高度的巧合罢了。此外，他还透露了自己的童年阴影：他小时候和单身母亲住在德国南部的小镇，9岁的时候他曾经被一名天主教教士性侵过。2010年4月他曾就此事写信给教皇本笃十六世。他说自己之所以主动公开这件事情，是担心教廷会以此事为由指责他有伪造草纸残片的动机。不过他否认童年遭性侵的经历，以及写信的时机（联系金教授几个月前）与草纸残片有任何关联。

萨巴尔不知道是否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交谈后有一点他倒是非常确信：一开始弗里茨说他跟草纸上的信息并无任何个人关联，但实际上他十分关心草纸内容的涵义。他说自己小时候曾经想过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越发觉得大多数天主教教义都是“狗屁”。教会声称马太、马可、路可和约翰福音对耶稣生平的记叙比诺斯底教福音书更加真实，这一点尤其漏洞重重。

他告诉萨巴尔，正统福音书的草纸文物几乎没有进行过碳14年代检测，因为担心测试会损害文物。但实际上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新检测技术不会对文物造成损伤。他认为检测完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大多数诺斯底福音书都比正统福音书的产生时间早。诺斯底福音书里女性可以成为门徒；耶稣则更像一个精神崇高的凡人，而不是神的儿子。

午饭吃完服务员收走盘子之后，弗里茨要求萨巴尔关掉录音笔，他说他有一项提议。他说自己没有讲故事的能力，但他掌握了相当丰富的背景材料，足够写一本几百页的惊悚小说。小说的主题就写抹大拉的玛丽的故事，要突出诺斯底福音书的优越性。他可以帮忙跑腿而且不要求任何回报，而萨巴尔则可以放下手中的调查，创作出一本像《达芬奇密码》那样畅销的小说。金教授写的诺斯替宗教专著没有人会看，人们想要的是能在睡觉前阅读的休闲书。所以事实如何并没有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娱乐性。

萨巴尔当然没有接受这项提议，他是一名记者，不是小说家。然而两人分别之后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差点跳进了弗里茨挖好的陷阱：要是他接受了弗里茨的提议，自己的记者声誉将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萨巴尔在调查过程中曾经联系过金教授，想要把自己挖掘出来的种种疑点告诉她。然而金却表示自己对这些细节不感兴趣。她说关于文物的来源问题她已经在此前的论文中讲过了，她更关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检测的最新结果。但是《大西洋月刊》刊登了萨巴尔的长篇报道之后，她联系了萨巴尔，说她看完报道之后倾向于相信这些残片或许是伪造的。

虽然她和弗里茨有过很多邮件来往，但是她对弗里茨本人几乎一无所知。在看到萨巴尔的报道之后，她才知道弗里茨曾经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过科普特语。她认为还是需要科学证据或者弗里茨亲自坦白才能最终证明残片是伪造的。虽然它的来历颇成问题，但从理论上来说，残片本身仍有可能是真的。不过金自己也承认，从目前所有的信息来看，天平已经倒向伪造这一边。

本文为综合编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