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临近，社交媒体上也刮起了一阵亲情旋风，各种公众号、短视频都在展现回家的温馨和甜蜜。

当然，家从来不是单纯的避风港，小小的家中甚至会涌动起无尽的暗流。在巴金的《家》里，家庭意味着摧残生命的封建制度，传统家庭与礼数纲常息息相关，离开家庭和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妇道孝道等旧秩序联系在一起，脱离家庭谋求新生活的年轻人也被看作是在为破除礼教做出努力。不过，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家庭变成了从集体主义生活中逐渐剥离的个人的港湾。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的意味都不尽相同。对有的人来说，家庭意味着努力工作赚钱赡养家人，对有的人来说家庭意味着换尿布、带孩子、洗衣做饭。有人会回忆起大家庭的温暖或矛盾丛生，有人则生长于小型和核心家庭。豆瓣上有“讨厌亲戚”小组，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常常引起热议，《梅尔罗斯》这类影视剧则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家长的模样……当然，也有人谈论起自己的父母亲戚会带着骄傲和快乐的表情。

新春佳节是亲戚朋友串门聚会的时间，这个时间也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故事，抱有不同想法的长辈和后辈团聚在一起，更是容易产生观点上的交锋乃至冲突。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我的周围近期掀起了要不要回家过年的讨论——有的朋友哪怕核酸做到嗓子起茧都一心想要回家，但对有些人来说，有疫情要隔离只不过是为原本想要逃避家庭的心情找到了一种方便说辞。

为什么有些年轻人不愿意回家过年？我们究竟该如何与家人亲人交流？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家庭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年里有个家，有忧亦有喜

赵钊：关于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惧怕过年回家这个话题。我有一个同学觉得，童年时期在过年时发生了家庭矛盾，这些不好的回忆和过年本身交杂在一起。比如大年三十到底要去谁家跨年，父母经常会为这件事情吵架。

一位广东的同学害怕过年是因为他觉得广东地区的民俗实在繁复得令人头痛，包括团年、开年，还要去祖屋烧猪祭祖、烧纸，大年初一不能串门，屋外放炮、舞狮很吵闹，老人会在屋里烧香，气味非常难闻。

叶青：我每两三个月都会回家呆个把星期，因此过年倒也没有特别想回家，甚至有点抗拒，不是特别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非要挑个日子全部聚到一块，大肆铺张浪费一番，属实不太想凑这份热闹。每年年前都会试图与爸妈理论一番，“我不是才回来过，过年就不回了吧。”每次也都会在“别人都回来过年，你为啥不回”之类的论调中败下阵来。过年回家好像变成了某种为了变得和大家一样的任务。啊！更抗拒了！

徐鲁青：愿不愿意回家的关键可能在于和父母关系有多好。要是关系融洽还是会想回家过年，赖床到中午醒来就有一桌饭吃，还有糖粒坚果瓜子在茶几上摆得满满当当，隔会儿就有人抓一把塞到手上。老家的朋友也步行可见，都是走路十来分钟之内的住处，晚饭后随便就能一起散个步，这是巨型城市没有的快乐。但只和父母关系好还不够，亲戚聚集的麻烦也是阻碍回家的一大理由，我身边有人因为不想回家聆听亲戚们的人生指导、参与打听家底、攀比后代等传统活动，想家的时候也会选择在人少清净的非节假日回去，只是见见父母和朋友。 

今年过年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排队做核酸回了家，因为太想念湘菜，也因为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太久。回家过年有点像半个旅行，因为除夕时会跟父母回到他们的乡下老家，对我来说那里的生活和习俗已经完全陌生。和城市新年不同，乡村还能在空地里烧篝火，在除夕零点看到全村放烟花，初一在床上被其他村民拜年的声音惊醒。这快乐或许是久经城市生活的人戴着滤镜放大了的，而我也会抓住这样的机会轻松地逃离城市秩序几天，在和亲戚相处到达疲倦的顶点之前，再安全地回到以前的生活里。

姜妍：疫情前我有连续十一、二年每个春节都会去台北过年，有时候除夕前去，有时候稍微晚两天，那边有几位老师相处如家人。台北的年味并不热烈，也没什么人放鞭炮，听说台南保留的习俗多一些，不过我还没机会感受。如果除夕夜在台北，我会和老师一家一起守岁，夜里十二点一过，会有远方的家人打来拜年电话简单问候。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会盛出来一份端给后山上警卫亭里的武警卫。

认识武警卫的时候他六十岁出头，一个人租住在离老师家不远处的三层小阁楼，一周要上六天夜班，唯一休息的那天是周三，他会集中在这一天进行各种采买，有时候会去夜市买来烤玉米送到老师家给我吃。当然我每年从北京带去的食物，老师们也总会分些给武警卫。我们之间说的话不多，大都是帮老师倒厨余、等垃圾车的时候闲聊几句，因为垃圾车会停在他的岗哨旁边，车子一来，他就会出来帮忙。闲暇时他还喜欢写毛笔字，每年街坊邻里送一送。老师家不管收到多少副春联，总是会贴上武警卫那一副。

2017年春节的时候，武警卫托老师转交给我了一封信，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信里他说每年我从远方一去，他就会思念起远方的亲人，我去了，带去了新年，我走了，新年也跟着走了。那淡淡的思亲之情也就该散了。

因为疫情，我已经有三年的春节没办法去台北了，很想念那边的朋友家人们。武警卫现在不需要盼着我过去了，疫情期间他从入院、截肢、去世的每一个状况老师都有遥遥告知我，当然我也只能在远方用自己的方式送他一程。 

亲戚又见面，攻防来过招

潘文捷：小学的时候就会引经据典了——外婆：“有哪家外甥和舅舅关系不好啊！”我：“宝莲灯。”但起码人家沉香的舅舅（焦恩俊主演）还长得帅呢。我一般避免和舅舅有过多接触，毕竟他的一大拿手绝活是把打压伪装成玩笑。有次春节回家他逮住我说你现在是在做记者，“就是狗仔吧”；又要求我替大家拍照，“那不就是你工作吗”。小城市观念里，长幼有序绝对不能和长辈顶嘴，特别是在外婆眼里儿子绝对不会有错。这些都导致了我小时候过于乖巧，一味防御和被动攻击（例如在正月思考要不要剃头），现在我已经想通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陈佳靖：哈哈哈，像文捷舅舅这样的亲戚大概每个人家里都有。虽说是爱好打压晚辈，或者说是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甚至是偏见在评价别人，但我想能够这样做的前提还是因为双方关系比较亲近。至少在对方眼里，你是一个他会在意并且有些好奇的人物。那些真正疏远的亲戚反而比较客气，因为完全不了解，就只剩下场面话可以说了。

这几年我也学会了反抗，遇到不公正的评价会去反驳（面带微笑：）），其实也只是想要站在成年人的立场上和对方平等交流：我们都不是小孩了，但当了大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吧？如果Ta真的是和你亲近、在意你的感受的家人朋友，应该抓住这个好时机听听你的说法，和你交换意见，而不是一味地盘问和质疑。大过年的，谁想要不开心呢？当然，总还是有人会让我们不开心的，我后来慢慢想通了，一些人之所以要趁着过年“指教”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关心你，也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焦虑——在外经商的人嫌你怎么赚得那么少，一直留在家乡的人问你怎么老不回家，早早结婚养娃的人担心你嫁不出去……理解到这一点我就不想再去和谁生气了。我们最终都不能替对方生活，所以祝福别人，从我做起吧。

叶青：为佳靖和文捷的反击鼓掌！过年饭桌上亲戚的问题和反应特别能体现性别差异，和我差不多大的表姐堂妹是家里催婚催生的主要目标，她们的敷衍应答后往往跟着更多的问题和劝说，那阵仗，像是今天就要让她们原地出嫁/生娃。轮到我时，随便应付两句居然就过去了！“刚分手了。”“分了好，是该多谈几个，还早还早。”“对，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主。”什么，就这吗，你们的催婚办架势去哪了，我还有好多招数没用出来呢！

潘文捷：叶青说的令我深有感触。春节催婚催育就是大型双标，看人下菜。一位朋友糊弄亲友说，自己找对象的条件就是必须比自己小18岁，这个理论竟然得到了广泛好评，大家认为他特别上进且自信有抱负。哇，一个女孩子说类似的话会是什么效果呢？

姜妍：我们家就还好，和父母一辈的长辈彼此相处也不算太亲厚，所以见面后聊天都保持基本的礼貌距离。早几年会被更年长一辈的亲戚问个人问题，我当时引用《荒人手记》里一段两个母亲的对话进行了回答，成功脱逃，这段话是其中一位母亲所说——“我的儿子不结婚，是一个不结婚的问题，你的儿子结了婚却千千百百个问题。”我回答完，长辈说了一句“还真是”，就又陷入自己儿子千千百百个问题中了。

婆家或娘家，何处是我家

林子人：结婚前只想着happily ever after，没料到婚后回谁家过年变成了一件每年年末都要头疼的事。疫情前两年我们基本是两家都走一遍，这样春节七天假期就颇为仓促紧张了。因疫情原因，去年和今年春节我们决定原地过年，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很遗憾，但要说心底没有一丝窃喜那就是不诚实，不回家心理负担减轻了不少。先生的家人都对我很好，可彼此的熟稔程度和情分到底是不如自个儿家里，去婆家过年总归是要讲究礼数，扮演“好媳妇”角色，不能像回自己家一样全然地放松自如。

与此同时，我还要努力克服饮食习惯上的差异——对于一个江南人来说，晚餐主食不是米饭而是粥、馒头和馍真的是一大文化冲击。另一方面，回自己家也会有伤脑筋的地方。恰恰是因为是自己爸妈，他们可以以“为你好”的名义唠叨你：少吃外卖啦，别熬夜啦，抓紧时间生娃啦……在我发作过几次后爸妈学乖了，元旦回家时他们没有再当面提生娃的事。但是！他们和各自的朋友打电话问候新年聊到子女问题时，几乎一模一样地嗔怪道“我女儿啥都好，就是不肯生孩子”，又正正好好地落进我耳朵里，如果是有意的话那我不禁要为爸妈的迂回策略击节叫好。

董子琪：现在回不回家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因为不光有自己家，还有婆家，我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去过娘家或婆家过年了，既然不能决定去哪边就按兵不动，如果说以目的地悬而未决来评判是否有过年自由，我确实实现了自由。但也挺没意思的，只能自己给自己买旺旺大礼包增添节日气氛。可能同样是想终结这种悬而未决，今年婆家将整个河南搬到了上海，两位老人驱车800公里满载着面粉、粉条、蔬菜和猪肉送温暖，令我足不出户就沐浴于中原大地的忠厚气息中。

在自家过年再难都不可能难过婆家，婆家肯定不算原生家庭，算再生家庭还是重生家庭？可能对大部分结婚的女生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可以安稳栖息的港湾，更像是年底kpi终极验收的甲方单位。我从2017年就觉得媳妇的验收标准和一床棉被差不多，实用、暖和、顺从、透着欢喜的劲儿，现在多年过去，我还是不觉得自己会是一床好被褥。所以就需要屏息凝神收敛伪装，这对我来说是个是个力气活。（所以我告诉公婆我要去公司打卡，然而现在咖啡店写下这段话。其实我仍然保持着诚实，现在居家生活也一样是打卡，早上出门只是从家里签退而已，为了保证kpi，晚餐时间还是会去回家签到扮演被褥的。）跟这个相比，各位是否觉得回家过年还算是不错的？我好像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想回家，也很想念因为悬而未决的状态而多年未见的叔婶、姨妈、姨夫和哥哥姐姐。希望明年我可以带着旺旺大礼包回自家过年。

林子人：人类学家阎云翔提出了“新家庭主义”的概念，根据他的观察，近年来中国家庭出现了一种显著的趋势，就是家庭生活中心和资源从祖辈向子代和孙代转移。随着中国社会显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风险社会的特征，个体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成为额一个每个人都无法忽视的问题，此时人们发现，家庭成为了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庇护所。在新家庭主义下，个体的成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整个家庭的成功，而这种成功的衡量标准是非常物质主义的。

能够得到家庭庇护的前提是家庭足够强大，对于许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父辈和自己在经济实力、人脉关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这既是一种助力，也会是一种烦恼。前几天读罗雅琳的《上升的大地》，书中分析“乡怨”叙事的那一章节对我很有启发。罗雅琳注意到，无论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还是各种春节返乡“吐槽亲戚”的帖子，背后涌动的对立情绪其实都源自“‘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与父辈之间的斗争”。这些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的返乡年轻人的真实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读到这里我立刻就反应过来我对爸妈唠叨的不耐烦情绪究竟源自何处：和面临高企生活成本、经济下行和种种不确定性的年轻人相比，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利实现财富积累的上一代人对未来的预期是不同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恐怕也很难给予年轻人有意义的参考。所以正如佳靖所说，我们最终都不能替对方生活，给予彼此爱、尊重与适当的距离，或许才是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