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感于当下台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世界中古史教学方法，历史学者孙隆基特撰写这篇文章，阐明西方“上古-中古-近代”的世界史分期方法只是一种西方中心论。根据他从全球史视角的考察，世界中古史并不能单一地从西罗马覆灭的时间起始，更不是铁板一块的封建社会。西欧的“中古”时段及其封建形态只不过是一个特例，无论是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印度文明，都有与西方不一样的中古发展阶段和形态。世界中古史亟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

《走出单一的世界中古史观》

文 | 孙隆基（《读书》2022年2期新刊）

“上古—中古—近代”是世界史的一件紧身衣，却非“前日—昨日—今日”那般简单的分段设定。它是一个蓄意的论述，有其历史背景，自成一个系谱学。“中古”的原义并非“古代”离今较近的这端，而是“古代”的对立命题（antithesis），是对古代的全面否定。这个构思透露着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偏见：被掩埋了近千年的古典传统到了今日方重见天日。

这里流露一股敌意，必须掌握基督教文明的背景方能感知。基督教以耶稣的降生为黑暗的世间带来了光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者却把光明的比喻颠覆，视掩埋了古典传统的“中间岁月”（Middle Ages）为漫长的黑夜，方能突显“文艺复兴”之拨云见日，重放光明。这类偏见一直保留至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教科书，在非西方地区也遂照本宣科，仿如被别人植入了异己的人生记忆一般。

我小时候在香港地区的教科书要求背诵：“中古”是从公元四七六至一四五三年。像一条公路必须有里程碑一般，起点和终点都必须有一个确切的里程数：四七六年是西罗马帝国收摊之年，一四五三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个视角无疑是罗马的。也有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一四九二，后来渐警觉是欧洲中心史观。至于以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的一五一七为分水岭则是偏向了基督教，但总算是个里程数。以“文艺复兴”为近代起点的人无疑更多，其缺点是没有特别的哪一年可作为里程数，犹如在碑上只刻上一个地名。

以上种种，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论，今日的世界史教学已力图纠正，然而，在大学课程里也不见得有多奏效。在我台湾地区教学的经验里，侈谈世界史的老师乃凤毛麟角，能论及地中海世界一隅已属异数，方能出此一题：“古代世界该以何时为下限？西罗马的收场？东罗马蜕变为拜占庭邦国？抑或伊斯兰崛起促成地中海分裂的不可逆转？请择其一申论之。”学子总是无悬念地以公元四七六年为正确。申论在乎诠释，原无哪一个才是“事实”可言，学子的选择是考虑到回答较冷僻的两项会影响分数。因此，分数中心论捍卫了西方中心论。

至二十世纪后半期，已出现了修正主义史学，“黑暗时代”被停用，最宜与此标签对号入座的“中古早期”也被重新命名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里，仍在借助古代落日的余晖稀释中古的黑暗。说穿了，它仍是在对基督教的褒贬里打转，且视野偏于地中海一隅，为撰写新世界史画地为牢。

因为，连“古代晚期”观都是西方中心的，它把希罗文明抬举为整个“古代”的代表，故应更正为“古典晚期”方妥。就地中海一隅而言，其“古代史”可上溯至由新石器进阶至青铜时代的近东。希罗文明没落的戏码已经在“青铜时代总崩溃”（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段）里上演过，它从历史记忆中抹掉了赫梯帝国、迈锡尼文明、乌加列，也卷走了享祚最长的第三巴比伦帝国（加喜特王朝），并导致埃及新王国的收场。换言之，古代近东已经历过一段文明没落的“黑暗时代”。这场灾难是破旧，也在立新，它催生了新生代的古典希腊文明、古以色列、腓尼基众城邦以及亚述帝国。

多了这一重时间深度的透视，近期西方史学的“古代晚期”命题显得以管窥天。这个视差的纠正凸显了所谓“古典晚期”与“中古早期”的时空局限性。“上古—中古”论述的原型既被问题化，那么，超出西方的世界范围的“中古”又该如何定位？我的解答是：这个“中古”不是该从何时开始，而是该如何开始。

我在《新世界史》里用的一把量尺是连贯欧亚大陆的古代四大帝国局面的收场，其殡葬师是匈奴，这把量尺不再围绕着对基督教的褒贬打转。古代四大帝国解体的形态各自不同，却都沾上了匈奴。秦汉帝国是已经击败了匈奴，并促使其残余西窜，它败在内附的匈奴及其他诸胡的崛起。古罗马的解体则归咎西窜的匈奴滚动了北疆诸蛮对帝国的冲击。印度古代帝国的最后形态（笈多）则因抵抗内亚的“白匈奴”入侵，遭削弱而衰亡。至于古波斯的最终形态（萨珊帝国）却并非毁于“白匈奴”，反而在吃尽了匈患苦头后与新兴的突厥人联手灭了它，也因此终结了世界史的“匈奴时代”，开创了突厥时代。萨珊后来亡于阿拉伯征服，古波斯的收场遂比较晚。

断代问题虽获初步解决，新世界史仍需克服西方中古观内建的倒退定义。因此，下一个待矫正的视差是“中古”乃西欧那样的“封建社会”。今日将“封建社会”“中古”与“黑暗时代”混为一谈者仍大有人在。首先澄清：最接近“黑暗时代”形态者该是西罗马政权消失后西欧该角落，待至教廷与西欧的法兰克王朝合作，促成“卡洛林文艺复兴”，在某个意义上就结束了“黑暗时代”。但这个“西罗马”的幽灵不旋踵即烟消云散，此时西欧风雨飘摇，四面受敌，尤其受到北方维京人的侵袭，导致地方自保、遍地堡垒的局面。由此观之，西欧的“封建”是一切秩序都消失了，老百姓唯有依托地方豪强，从无序演变为一种有法章的制度还是后来上道的。它怎么可以被当作世界史的一整个时代呢？

西欧这个“中古”形态是一个特例。在世界其他地方，与古代帝国的断层并不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古代帝国形态的进阶。在西方，这个延续与进阶只表现在拜占庭区块，它继承的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改革，最后卸掉共和包袱，将古罗马帝制完善化，且将思想定于一尊的体制，其见效是不断自我修复、千年不倒，因此，拜占庭这个“中古”形态是古罗马后期中央集权形态的保留，而不是什么“封建”。

如果拜占庭是古罗马的减肥，中华帝国将“古代”形态进阶则是增加体积。约莫与汉末三国时代同期，罗马帝国亦曾分裂为三块，罗马的“三世纪危机”很快被修复，其方式就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中兴，将帝国的寿命又延了近两个世纪，对后续的拜占庭来说则奠下千年基业。然而，“三世纪危机”出现的三个板块与五至七世纪地中海分裂成西欧、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帝国若合符节，裂痕早现，古代的地中海帝国是回不去了。

相形之下，汉末的三国分裂较长，修复较慢，相较罗马帝国的中兴，晋朝的统一也是短命的，此后中华即陷入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然而，罗马“三世纪危机”里帝国一分为三乃国防分工的滥觞，统一的局面是修复了，国防分工的格局却渐常轨化成四帝共治、东西两帝分治的体制，最后是只有多瑙边防与巴尔干这个区块有足够的资源将“古代”形态撑下去。

中国史上的三国则是二十五史里的一整部断代，足够让中原以外多发展了巴蜀与江东这两个大经济区，因此，罗马的中兴是开始紧缩，最后是往拜占庭缩水，三国时代的中华则是在扩建底盘。这个扩建持续为南北朝，无论南北都在缔造秦汉帝制的加强版，古代帝国的中枢朝三省六部制精密化，北方新兴民族则在实验均田制与府兵制。秦汉帝国这个壳不只是撑大了，其躯干也更强健了。

问题是，古罗马原本也可以走上这条路，罗马走出“三世纪危机”，强化了帝制，很重要的一环是以基督教为国教，以统一思想，然而，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君士坦丁首先奠定尼西亚信条，即上帝三位一体论：耶稣是神。他晚期却倒向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说耶稣只是神的使者，就是这个后期但昙花一现的版本传入了哥特人之间，待到后者进入罗马帝国，想当“罗马人”——老实说只有他们是“最后的罗马迷”——尤其得靠他们撑起帝国西部的残局时，三位一体论却又变成帝国的正统了，这批“最后的罗马人”成了遭排斥的“异端”，终脱离罗马而去。待哥特人出局、西罗马复归正宗，东罗马却与西帝查理曼在三位一体衍生的圣灵、圣子耶稣是否与圣父具同等分量这些问题上产生裂痕，至十一世纪，一个罗马天下未能还原，却有了两个基督教。此时，罗马中央强制的三位一体论国教早已疏离了东方省份的“一性论”者，令他们倒向了新崛起的伊斯兰。这些分裂又因文字不统一，各地有自己的语言而不可收拾。

中国古代帝制的修复不是以上帝该是什么样子为本的，它的指导思想里没有教条，“教”是指“生聚教养”与“教化”。这种寓法治于礼治尤其有助于农村基层制度的修复。相反，西方古典晚期的形态是城邦联盟，农村是化外，连国教会都是都会现象，最后入教才轮到乡下人，他们长期以来是基督教话语里的Pagan，“异教徒”乃由“乡下人”一词转义而来。拉丁文“文明”之字根就是城市，因此古典城市的消失即等同文明的没落。相形之下，古中华帝国的修复是建筑在农村的基础建设之上的：三长制、均田制、府兵制，在残破有待恢复的北方，这个政教经配合的帝业模式特别奏效。北朝的新兴民族甚至有参考周礼的，以纠正南朝玄学与佞佛之风，遂成为再度统一的动力。

文艺复兴中心论内建的负面“中古”形象，其最大的盲点是伊斯兰。中国的隋唐是盛世，与长安并列中古文明双峰的是巴格达。伊斯兰征服开始于唐太宗时代，阿拉伯人从此缔造了伊斯兰帝国，它囊括了古罗马帝国的泰半：它的亚洲、北非以及伊比利亚诸省份，甚至地中海中线的一些岛屿，另一方面，伊斯兰征服席卷了古波斯的全部。这个形态比“中古”的中华是古代帝国型号的升级更夸张。古代近东之“中古”变容，简直是它的大鹏展翅时刻。

古代近东文明堪称一个多元丛集，两个原核是埃及与两河流域，但两河和地中海东岸一带不久即被从北阿拉伯贫草原连续喷发出来的闪语族群填满。闪语文明由腓尼基人传播至北非一带，腓尼基的后人迦太基更起步经略伊比利亚，与地中海北岸的希腊人和拉丁人平分秋色。

古近东文明的两个原核后来被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覆盖，后者是雅利安人，古代近东的文明事业遂多添了伊朗人伙伴。波斯帝国的通用语仍是闪语系的阿拉米语，该语的霸权在亚述帝国时代已奠定。在亚历山大领导下，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多元的东方，在其上又覆盖了一层“希腊化”，而北非与伊比利亚则被罗马征服者拉丁化。希罗文明的泰山压顶是古代后期的局面，到了“中古”的伊斯兰崛起，则是闪语文明的光复失土。

今日的语言学将古埃及语、北非的柏柏尔语以及闪语（包含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腓尼基、阿拉米、希伯来、阿拉伯、埃塞俄比亚这一大串）归入“非亚语系”（Af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阿拉伯征服缔造的伊斯兰帝国统合了这个大家庭，阿拉伯语亦承接了古代阿拉米语的通用语地位。伊斯兰帝国更继承了曾在古代近东覆盖过这个闪语大群的波斯帝国旧疆。这个比古代近东更大的格局是近东的“中古”变容。

今日我们习惯的是金发碧眼的耶稣像、高鼻白皙的圣母图，遂将基督教当作西方文明的化身，而这个文明到了近代又一枝独秀。其实基督教原本是近东的信仰，由此观之，古代近东文明至“中古”的大鹏展翅不限于地域扩张，它还是精神层面的霸权，连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都被它覆盖了，待至“文艺复兴”才开始翻盘。

西方进入“中古盛期”，即开始往外扩张，在伊比利亚发动南略，扩大为十字军东征，征战对象是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开头时，仍很理想主义地去“光复”耶路撒冷。待至后来，耶路撒冷得而复失却不急于光复，反将“行都”设于富庶的海口阿卡，更忙于攻占东方的经济中心如君士坦丁堡和开罗，在前者是成功了，也因而摧毁了一个在东方遏阻突厥人西进的基督教屏藩。十字军收摊后，西方陷入英法百年战争、教廷大分裂、全境黑死病与土耳其帝国大敌当前的内敛期。待至十五世纪第二度往外扩张，则是向全球海洋进军，其起步的诱因却是印度洋，后者在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压倒了近东——那是进入“近代”期了。

最后不得不面对印度次大陆的“中古史”，它最难处理。印度本土有前后三个古代帝国：孔雀帝国、贵霜帝国和笈多帝国，被匈奴“殡葬”掉的是后者，那么前两者如何定位？而古代印度也有两个“古典时代”，与“中古”接轨的又是哪一个？其一为印度本土佛教黄金时期的孔雀帝国，其二为印度教崛起的笈多帝国时代。被匈奴“殡葬”掉的“古典时代”似乎是佛教的那个，而不是印度教的那个。

雅利安印度不是铁板一块，它至少可分为北印度中原的吠陀文明与北印度东部的摩揭陀文明，后者是佛教与耆那教的诞生地，两者异于吠陀文明，都是反种姓的，它们不用梵文而用摩揭陀方言宣教。在古代的印度，反而是佛教先出任以摩揭陀为本的孔雀帝国的国教。阿育王向四方派遣传教士，将佛教传入由亚历山大部将在中亚建立的大夏王国，其希腊国王弥兰陀继阿育王成为第二位“转轮王”。后来，在中国北疆的月氏被匈奴人驱逐来到此地，接收了大夏，开创了贵霜帝国，将“转轮王”的传统发扬光大。贵霜帝国与汉、安息、罗马并列古代四大帝国，但它在匈奴来袭前已结束，面临匈患的是笈多。因此，以匈患为量尺，也必须以笈多帝国的消失为“古代”印度的结束。

在此意义上，早期佛教基本上被限于“上古”现象，至于“中古”的佛教，则是在丝绸之路上蜕变成东亚宗教者。佛教的原乡步入“中古”，所见的是古吠陀教之重新被发明为“印度教”，这是后孔雀王朝的发展，在继起的笈多帝国底下，古代的吠陀经书梵文被提炼成“古典梵文”，新印度教的经典是两大史诗、众《往世书》以及《摩奴法经》，也是在后孔雀时代陆续成形。

印度“中古史”所见者，倒非古吠陀教的卷土重来，而是新印度教并吞先前的佛教与耆那教地盘，它最大的胜利在次大陆的西北角落，该角落除了曾是希腊化大夏与贵霜的佛教天下，还处于古波斯祆教文明的辐射下，这两种宗教基因的剪辑制造出大乘佛教的弥勒崇拜，它传到东亚去了，印度本土没有这一尊佛。印度教不是在收复失土，而是开拓古吠陀教未及之处女地。在婆罗门自我中心的话语里，这些不洁之地曾是不供奉婆罗门的“堕落的刹帝利”盘踞的领域。

新印度教的翻盘，转机是“白匈奴”的入侵，他们与古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月氏等，以及更后来的突厥人、阿富汗人、蒙古人与伊朗人等，都是从西北角落入印的，但“白匈奴”这波的效应不是去印度化，而是迎上了本土的印度教涨潮。佛教史里都承认：对佛教的一次大打击是白匈奴大族王的“灭佛”。

白匈奴灭佛并非单一插曲，而是值印度教上升、对佛教不利的一个兆头，其启动与帝胤族〔Rajputs，一般音译作“拉吉普特人”，今日拉贾斯坦邦因其命名，其字义为“王者（Raja）之子（putra）”。音译未能顾及彼等乃古代刹帝利再生之义〕的登台有关。

当印度史学仍未跳出欧洲史窠臼之时，是将帝胤族简单地说成白匈奴的后代，与日耳曼人入主罗马旧疆，和一个在地教会合作，缔结新的政教联盟，将中世纪打造成一个骑士社会是同一个剧本。今日却遭逢什么都非本土化不可的“后殖民批判”，力主帝胤族是先前未入婆罗门法眼的本土族群，因世变而上升为新统治阶层。必须警惕：“后殖民批判”是迎合今日的学术时尚，比旧说只是“政治上更正确”。其实帝胤族的出身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彼等愿意供奉婆罗门，因此被后者重新发明为古代“刹帝利”的苗裔，而先前受“堕落的刹帝利”污染的不洁之土也被净化为婆罗门圣域。

这些从古代再生的“刹帝利”还替印度教立了另一桩大功：把阿拉伯人的侵略阻挡在印度河下游。在此意义上，帝胤族针对佛教来说是卫教士，针对入侵的伊斯兰来说则是圣战士。史家一般将帝胤族时代归入印度史“中古”前期，后期则见突厥人攻破先前阿拉伯人未能克服的帝胤族防线，入主北印度，开创德里的伊斯兰政权。在中古前期，衰落中的佛教仍与印度教维持了并存局面，待至中古后期，佛教承受伊斯兰打击的能力不如印度教，被振了出局，印度史遂过渡至印、伊两大派的对峙，以迄今日。

终印度“中古”之世，都在开拓印度洋。这在西方是到了达伽马才上演的“近代”戏。虽然，在中古前期，北欧的维京人也曾跨海至北美洲，但此乃孤立事件，并未建构一张跨北大西洋的经贸文化网络。印度次大陆之经略印度洋，则缔造了一个大印度文化圈，早期是佛教与印度教的业绩，它们在东南亚架起了世上最大的佛教与印度教建筑，将东南亚变成“印度文化的主题公园”。

至中古后期，伊斯兰的势力在东南亚海域渐凌驾印、佛两派，但穆斯林大半还是从印度海岸前往马来群岛的，只有少量来自阿拉伯与伊朗，南洋群岛的东部也有来自中国泉州与广州的回民。在宋以后的中国经济加持下，这个大印度文化圈成为近代初期世界经济的枢纽，没能掌握这个事实，就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了进入“近代”，为何拼老命探索新航路以达印度洋，甚至因此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只在印度洋史诗这部迷你影集的下集登场，但由学子的分数中心论（课纲委员会无可救药的崇洋心理）抱残守缺的西方中心论里，世界“近代史”是没看上集从下集开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