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期主持人 | 董子琪

2022年北京冬奥会让我记忆起许多与大型盛会有关的印象。不管是北京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还是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这类事件临近之时，大街小巷的标语以及随处可见的吉祥物，都预告着这里即将举办一场赛事或盛会，人们喜气洋洋地相聚，将其作为生活的标志性事件，数着倒计时展望着未来的样子。对盛会的期待是一种等待假期的心情，仿佛开幕到闭幕的这段时间里，所有人都获得了从日常劳役中豁免的权利。 

作为外来者，何伟在《奇石》里观察书写北京人的生活是如何被奥运会改变的。2008年北京奥运前胡同改造工程引入了公共厕所，公厕又引入了外地贫困省份的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男人管男厕，女人管女厕，这些孩子就在公厕边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何伟写道，“奥运会结束十年后，在公共厕所边上蹒跚学步的新一代人不久将进入为祖国的卫生事业增光添彩的年纪。”宏大的影响不乏随机的成分，但普通人就此被改写了命运。

盛会也能塑造和改变人们的梦想。在《麦兜故事》动画片里，麦太要求麦兜苦练抢包山，因为香港也有可能成为奥运会主办城市，那时就有可能多增加一个富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项目。只是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意，麦太和麦兜“从没听过的一个城市”获得了主办权。可是，梦想成为抢包山奥运冠军仍然是麦兜最重要的童年记忆呀！

盛会营造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萨马兰奇是小学生都熟悉的名字，因为是他最终宣读了北京申奥的结果：失败值得反思遗憾，成功值得彻夜狂欢。举办过重要赛事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历史成绩，像是我读书的圣路易斯曾于同一年举办奥运会与世博会（1904），但那大概变成了与今日颓败形成对照的遥远的辉煌过去。南京举办过青运会（2013），杭州今年将举办亚运会，成都也将迎来大运会，这些赛事如何改变我们的城市，以及居住其间的人们的心情。

冬奥来临：“羽生结弦离我只有一条街道”

潘文捷：羽生结弦离我只有一条街道，虽然迷弟迷妹连他的影子都摸不着，但是我可以用初中奥数来宽慰大家：我们每次吸入的空气都有一部分曾经在羽生选手的肺泡里呆过哦。除了车站的广告全部被冰墩墩雪容融包揽以外，冬奥会对我最大的影响有三条：一是空气肉眼可见变得清新了，天气好得让人无心学习；一是门口三环路上兼售煎饼果子烤冷面的报刊亭春节以来一直都没开门；还有一点，就是我认识了很多飞行器的名字——因为在北京这些天每走两步路就能看到相关的管理通告。

多亏了冬奥会我才知道，“低慢小”航空器是指飞行高度低、飞行速度慢、雷达反射面积小的航空器具，主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含轻型和超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等12类。有的时候我想象一个时空旅行者来到这个时空进行探险，看到这个公告是不是会有很多猜测？比如说，除了冬奥期间，是不是平时我们的天空中都漂浮着这些东西？那才真正符合过去的人们对于2022年科幻场景的想象吧——天空中停泊着齐柏林飞艇；小猪形状的热气球悬浮在我们头顶（仿Pink Floyd 1977年《Animals》专辑封面）；富二代少女玩滑翔伞一不小心被风刮到河北（仿《爱的迫降》）……总之，冬奥会的来临给了我观察和思考日常生活的新角度。

陈佳靖：这几天观赛时还注意到一件小事。网络平台播放的赛事视频标题通常是：XXX项目（A、B、C出战），ABC自然是中国选手的名字。但我发现，在羽生结弦参与的花滑比赛中，括号里也标注了他的名字，当时感到有些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当一个优秀的选手接近极致时，大家希望他获胜的热烈心情与对本国选手的期待无异，甚至还要更多。个体通过征服自我所展现的体育精神，或者说体育本身带给人们的享受与震撼，在那一刻真正地超越了国家、种族、肤色、性别的区隔。这可能也是奥运会为什么需要一届一届办下去的最好的理由。

今年中国派出了176名运动员，而且在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均有参赛，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史上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冬奥会。众所周知，冬奥会有很多冷门项目，像冰球、雪橇、北欧两项等，中国过去没有参赛资格，大部分人根本不清楚比赛规则（我之前连北欧两项是哪两项都不知道），而今年有人参赛自然会更受关注。先不论能否收获奖牌，运动员能够参赛，带动本国民众了解、接触甚至爱上这些项目，本身就是很有力的宣传，否则怎么吸引有潜力的年轻一代加入未来的比赛呢？

姜妍：我其实觉得有点遗憾，这可能是有生之年唯一一次在居住城市和冬奥会亲密接触，但因为疫情没办法真的进入到现场，更多是从外围感受。那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大概类似于在电视机前看转播和去中网现场——哪怕只是在外围球场用大屏幕看比赛——之间的差别。

但即便是没办法来到现场，还是多少会有一种东道主城市的浸入感。生活里其实早就被各种冬奥元素包围：天坛公园北门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形象早就立好了，一起练拳的阿姨每天晨练一结束就急着回家看比赛，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也总是会聊聊头一天选手和比赛的新闻。

我自己很喜欢看奥运比赛，这些天也很乐在其中，而且比起以前依赖电视转播的时代，现在可以选择观看的比赛也更多元，像是去年东京奥运会我就发现第一次入选夏季奥运的攀岩项目非常好看。我也相信肯定会有年轻人的生命因为某个选手或者某场比赛产生一些变化，这是举办这种大型赛事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

林子人：这两年明显感到滑雪的热度在上升，可能也是冬奥会的功劳吧。不是说促进了三亿人参加冰雪运动么？

叶青：滑雪运动的高风险是不是也值得关注，不久前法国演员加斯帕德·尤利尔就是因为滑雪出事故去世了，这两天还在微博看到连姆·尼森的老婆也是因为滑雪撞到头没当回事去世的，作为滑雪时摔得很惨的人简直后怕……

从杭州G20到成都大运会：盛会赋予城市国际化的自觉

林子人：在我的印象中，杭州自我定位的改变，始于2016年举办G20峰会。当年我写过一篇稿件，讨论杭州在成为G20举办地之前是如何成为一座旅游城市的。我发现，旅游之于杭州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它始于民国时期，挪用了传统文人精英文化开创现代旅游业，打造了一条立足于传统的城市现代化转型道路。直到21世纪初，“休闲之都”依然是杭州最重要的头衔之一，它给人带来的联想也大多依然是古典的。比如在流行文化和影视作品中，杭州很少会被当作一个当代都市来呈现（我小时候在影视剧中看到杭州的大概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六七岁的时候曾在断桥上捡到过一串珠子，坚称是白娘子送给我的，一度成为家里大人之间的笑谈）。G20峰会以及之后的亚运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切，我的感觉是它们给予了杭州“我也可以是一座现代国际大都市”的自觉。

举办盛会通常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比如萧山国际机场建了新航站楼，整座城市走到哪里好像都在修地铁。不少外地朋友抱怨杭州总是堵车交通状况堪忧，实在是因为这座城市一直都是“小家碧玉”的，主城区的马路大多狭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地铁规划。另外，城市扩张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去年杭州调整了行政区划，对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深刻意识到杭州已经不再是那个“过了钱塘江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小城市了。盛会的举办也刺激了一波房价，比如在亚运会场馆附近出现了所谓的“亚运会板块”。

叶青：去年子人来成都玩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感觉二线城市在这方面挺类似，承办大赛后那股基建冲劲儿如出一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建筑的变化，为了迎接大运会，成都市容迎来了大更新。老城区几乎所有的沿街小区和商铺都在做外立面翻新，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能完工，样子都差不太多，区别主要在于颜色——当然，在高饱和度这个色彩主题上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这片是大红的，那片是大绿的。商铺也换上了统一样式和字体的招牌，不仔细看店名，有时还真找不到想去的店。

姜妍：界面文化回望90年代专题里有一篇文捷的文章是专门讲亚运会的，其中有很多细节。当时我给她介绍了几位朋友，他们都在亚运会时有过或深或浅的参与。其中一位当时只是小学生，英语学习才刚起步，有一天听老师很严肃地说，要开亚运会了，会有很多外国人来，大家要小心措辞。同学们接到这个任务都“非常神圣紧张”，还临时突击学习了一些英语口语，我这个朋友记得一位同学认真在本子上记下了“好肚油肚”。

亚运会前北四环那一带其实算有点偏远的地方，我在之前一期编辑部聊天室里也讲过，童年时现在亚运村一带还是稻田，我们夏天傍晚会去玩耍、捉蚂蚱。等到亚运会之后，那一带眼见得越来越繁华，当然今天也不会有人觉得住在亚运村是住在郊区了。

吉祥物、外国人、雄风昂扬：当盛会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

徐鲁青：这些赛事好像都离我很遥远。奥运会的盛风并没有吹到二线城市老家，小学生的我只想要商场里昂贵的福娃玩偶组合，奥运开幕前爸爸给我买了一套，惊喜地拆开，却发现这些玩偶的质地坚硬又笨重，于是在几天过后就将之丢在一边，妈妈在年尾带着抱怨把它们收进了箱子里——五个，实在太占地方了。 

那时候，我在公交车上听会了《北京欢迎你》，公交电视循环播放MV，北京的胡同、鸟巢、天坛，人人笑容满面，拿着中国结欢迎过来做客。我从没去过北京，那时老师要我们写暑假愿望，班里人人都写，想去北京鸟巢看奥运。就像看到老奶奶就要扶她过马路、捡到一元钱就要交给警察叔叔，现实生活里可能有人不会真这么做，但如果要一本正经地问我们，要把愿望写成作业，那么去鸟巢看奥运就成了脱口而出的愿望。 

奥运两年之后，我和妈妈一起到上海看世博会，张爱玲说自己第一次现代启蒙是小时候烫头，那么对我来说或许就是去上海，外滩的高楼就不说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世博园里随处可见外国志愿者，外国游客就在我身前身后排队，大声说笑。我拿着小相机专门拍他们，回长沙之后外婆问我看了什么，我把相机掏出来，给她看外国人。 

董子琪：还记得那年上海世博会，正好是我来入学的时机，家里的两位姨妈都一起来了，伙同上海的表姐，一家人背着马扎乘坐新开辟的世博专线、游览列国场馆增广见闻。但因为没有预料到队伍实在太长，也添了不少埋怨。从此世博会的排队盛况也成为了她们衡量时间的标尺、等待的单位，经常听到“排队排得像世博会一样”或者“世博会也没有排成这样”这样的说法。而形同牙膏头的世博吉祥物海宝，也成为了喜迎八方宾客的见证。世博会后一年我去上海植物园闲逛，进门就看到一个巨大的、仿佛被火烧糊的海宝，可能是经历了冬天的摧残，绿叶都焦枯了，仍然是整个园区最大的牌面。

林子人：至少在东亚地区，举办奥运会之类的国际盛会一直都是彰显国力、展示现代性的重要手段。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于日本，几乎相当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于中国——它们都发生在国家经济跨越式增长、国民自信和对未来的预期高昂的时候。

如今，北京已经是全球首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两次奥运会开幕式的调性差异其实很能反映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的变化。担任两次开幕式总导演的张艺谋自己也说了，如果说2008年是为了告诉世界“我是谁”，仿佛绷紧每一块肌肉，不遗余力地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那么2022年就是强调“我们”和“together”。在“讲中国故事”被空前强调的当下，张艺谋选择不拘泥于中国本位的宏大叙事，而是礼赞“全人类”，想必也是明白，秀肌肉式的国家崛起叙事不如呼唤普世性价值有力量。这也折射出一种心态，即在现代性焦虑得以缓解的今天，我们需要一种更松弛柔和的，融入国际社会的方式。冬奥会是否会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历史节点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