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很多人说诺贝尔文学奖都很公正的，我认为也很公正，但是不是彻底的公正呢？”在2月13日上海图书馆的讲座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以数据向听众阐明看诺奖的国籍与语种分布情况。

从文学奖最初开始颁发至2017年，共有33位英语作家获奖，其中正好是英国11位、美国11位，以及其他国家的英语作家11位。到2021年，33位变成了35位，在诺奖的118位得主中约占三分之一，而英国、美国与其他国家又大致平均分割了这35个席位。朱振武由此认为，瑞典文学院的评奖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企图，不是任何方向都没有的分配。

明白了语种分布的规则，就能大致推断奖项的走向。2021年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标志着诺奖又轮到了其他语种。朱振武说，“在莫言获奖之后，许多人猜测下一个是谁，是贾平凹还是王安忆？我说都不可能，不可能接着给中国颁奖了。而石黑一雄获奖了，(对日本文学来说）那就是不给村上春树的一个交代。”

理想主义的不同解释

要预测谁能够获得下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就应当厘清文学奖设立的初衷。诺贝尔文学奖最初设立是为了奖励“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而这一“理想主义”的标准又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

朱振武将诺奖标准的变迁分为六个阶段。最初是保守阶段，获奖作品要维护20世纪初的理想主义，符合传统文学风范，所以托尔斯泰和易卜生当时不能入选，当然其中还有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之后是人道主义阶段，对理想主义的解释变成了对人类的深刻同情和广泛的博爱主义，这一阶段的获奖作家普遍探讨人性的本质，对人类困境表现出同情和关怀，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的授奖词中就出现了“怜悯的人道主义同情”的说法。第三阶段看重文学的开拓精神，现代主义文学更能体现时代的特征，描绘了人类的生存价值和困境，这一时期福克纳、海明威、加缪和贝克特获奖——授奖词称加缪表现出了“自由与责任交错产生的苦闷，种种道德困境”，贝克特的授奖词则表彰了他的创新与实验主义。第四阶段是异质文化阶段，这一时期评委开始重视民族的、区域的、非主流的文学，以及其中蕴含的民族特色和传统。

紧接着就是流散文学阶段，该时期的获奖者包括库切、奈保尔、莱辛、石黑一雄，一直到最近的一位获奖者古尔纳。从古尔纳出发，朱振武介绍道，非洲的英语文学表现出了三大流散表征：异邦流散，指的是非洲人到发达国家后发现难以容身，被歧视与被侮辱；本土流散，非洲本土作家很难接受殖民文化与统治，要表达苦闷与向往；殖民流散，欧洲白人到非洲成为非洲本地人，但并不被接纳，在价值观、文化认同、艺术特色方面与当地存在隔膜。

他认为，流散文学是上世纪末世界文学的重要话题。一些没有获奖的流散文学作者也都非常受欢迎，比如纳博科夫与哈金。流散文学对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作用很大。例如哈金的英语虽然不能与当地美国作家相比，但也令人耳目一新。“我问过美国人，他们说觉得哈金的英语‘简单但有意思’（simple but intersting），他的创作不是赢在语言上，而是异质和新鲜性。”朱振武说，哈金的故事背景都在中国，尽管有些是虚构的，他也尝试过写美国故事，但就没有那么多读者，还是得回来写中国故事。 

这之后就是回归传统的时期：中国作家莫言、加拿大作家门罗、美国的鲍勃·迪伦及英国作家石黑一雄都属于这个阶段。朱振武说，迪伦符合诗歌的音乐传统；莫言擅长讲故事，是个故事家；门罗将自己作为闺蜜的、厨房里的东西写出来，是如此细致。“如果你听莫言做报告，你发现莫言从不讲理论，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讲完故事他走了，大家想你到底要说什么，之后冷静一思考才发现他讲了一个很深的道理，是一个故事家。”这一点也让莫言与中国其他作家不同，“有一次贾平凹问我，你觉得我和莫言的小说比怎么样？我说从译者的角度来说，莫言是在讲故事，你是在玩文化。讲故事好翻，玩文化不好翻，《秦腔》《古炉》的陕西文化怎么译，如果完全从可读性角度翻，那就不是贾平凹的作品了。” 朱振武在活动上讲到。

获奖与否都有争议 

作家的获奖与不获奖都会引起争议。朱振武以鲍勃·迪伦获奖引发争议为例，人们只看到他是个歌手，可是他的歌词也可以看作诗歌，最早的诗歌本来就是可以唱的。莫言获奖也曾引发争议，批评者怀疑莫言的写作属于“体制内、歌功颂德之作”，朱振武并不赞同这一批评，“莫言的作品诸如《天堂蒜薹之歌》和《蛙》对社会问题的描写和揭露已经入木三分。”还有人怀疑莫言学习西方作家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此他回应认为，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有书、多是听书，“向山东快书学习的东西都比西方作家多。”此外也有人将获奖说成是翻译者葛浩文的成就，因为葛浩文在给莫言的一封信里提出翻译《牛鬼蛇神》时“有几个词能不能不翻”及“故事的顺序能不能改成顺叙”，在他看来，葛浩文的翻译做到了真正地重视原文，翻译牛鬼蛇神就是“Ox-demons and snake-siprits”，对莫言的信件正体现了其严谨的翻译态度。

朱振武也提到了“村上春树为何总是陪跑”的问题。他听说村上译者之一林少华著文称“村上春树诺奖早晚必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影响越大，村上就越不可能获奖，因为诺奖从不听令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因为谁是热点颁给谁，更有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作家，像赫塔·米勒获奖前在中国就是零翻译的情况。”

总的来说，瑞典文学院始终在寻求突破，突破地方主义局限，不断扩展关注的版图。前十三届文学奖都颁给了欧洲作家，直到1913年，印度泰戈尔才成为欧洲之外的第一位获奖作家。1970年代以后，文学奖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三位拉美作家——聂鲁达、马尔克斯以及略萨——获奖。诺奖也为世界上不同区域文学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奖项是授予对改善人文有所贡献的人，而不是奖励国家的自尊自大。”朱振武说，当然也有一些超一流的作家没有获奖，与诺奖同时期的托尔斯泰、易卜生、哈代、乔伊斯、契诃夫都没有获奖，由许多原因导致，因此也不需要将诺奖“圣化”。

对于中国作家能否再获诺奖垂青这一永恒追问，朱振武还是分享了自己的观察：“许多作家陶醉于国外几十年前的写法不能自拔，陶醉于自己的陈年旧事，不能真正写出共有的人性，不闻不问世事，凭空想象，有的恶搞历史，有的拼贴名作，有的戏说经典，有的调戏传统，能获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