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朴：童庆炳口述自传》

童庆炳有许多身份：他是中国文艺学理论学者，是中国当代数位小说名家的导师，也是大多数中文系学子的老师——童庆炳所编写的文艺理论教材曾被500多所高校的中文系使用。在他去世时，曾学习过《文学理论教材》的网友纷纷上传该教材照片，并点燃蜡烛纪念。从事一生文学批评工作的童庆炳也始终坚持小说写作，他在患胃癌后曾谈起自己的晚年计划，计划要写作一部关于图画与镜子的穿越小说。

《朴》是童庆炳的口述自传，也是一部知识分子心灵史。他回忆少时福建乡村的贫寒生活，从小的理想是每天能让七口之家有米下锅；自己经历的波折的二十世纪，幸运地绕开政治漩涡赢得暗地里读书的机会；他也提到同作家学者们的交往故事，比如与老师黄药眠一起恢复文艺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与嗜酒如命的朋友汪曾祺的交往趣事，以及对学生莫言、余华的回忆等。透过《朴》，我们看到童庆炳一生的疑沮、快乐与悲苦，也能透过他的视角勾连起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场与历史事件。

《形影不离》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波伏娃是被萨特影响一生的女人，然而从波伏娃的小说《形影不离》来看，青年时期对她影响至深的人不是萨特，而是她的女性友人扎扎。这段关系对波伏娃的人生至关重要，在《波伏娃传》中也提到，有两次失去对她影响至深，一次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一次是挚友扎扎的去世。

波伏娃在发表《第二性》之后的第五年开始写作小说《形影不离》，故事以少女时期和扎扎的关系为原型，书写了两个女孩相互理解与支持的成长经历。如同“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莱农与莉拉的友情，小说中波伏娃化身的希尔维是乖顺的“好学生”，而扎扎的化身安德雷胆大叛逆、聪慧疯狂，仿佛带着烈火的印记，让希尔维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可能。

有趣的是，萨特在阅读《形影不离》后，认为这部作品“没有出版的必要性，读者也不会感兴趣”。在回忆录中，波伏瓦同意了萨特的评价，这部作品被束之高阁，波伏瓦甚至都没有为它取名，直到2020年后才在法国面世，这也是这部小说在中国首次出版。

《德勒兹论文学》

福柯曾说， “二十世纪将是吉尔·德勒兹的世纪。”作为后现代主义重要哲学家，德勒兹提出的欲望概念是许多人知道他的原因。对拉康和弗洛伊德来说，欲望是由欠缺而起的心理状态，是匮乏的、否定的。德勒兹则将欲望看成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应该被充分施展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以哲学家身份闻名的德勒兹对文学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著作中引述小说、诗歌、戏剧的段落俯拾皆是，博尔赫斯、马拉美、卡夫卡等作家是他哲学思绪中的常客。尽管如此，德勒兹却从没有提出过系统的文学理论。

《德勒兹论文学》填充了德勒兹文学思想的研究空白，美国德勒兹研究学者罗纳德·博格对德勒兹讨论文学、语言与写作的作品进行考察，试图展现这些文本中贯穿始终的线索。书中介绍了德勒兹早期著作《尼采与哲学》中所提出的“文化医生”概念，德勒兹如何评价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符征、卡夫卡的文学机器、“次要文学”理念。对德勒兹而言，文学作品的功能远大于其意义，语言是一种行动模式，并且正是在实践和权力关系的宽泛领域中，作家既跟随又生产逃逸线。

《N号房追踪记》

2020年，韩国“N号房事件”引发世界哗然，作案人将威胁女性得来的资料、照片、视频等发布在telegram聊天室中，其中包括女性色情、性虐待甚至是儿童色情视频。事件发生后，韩国500万人请愿彻查，“数码性犯罪”的概念进入公共视野，也在世界范围引发对此类犯罪的关注。数码性剥削犯罪的类型超过数百种，包括数码性剥削、熟人凌辱、非法拍摄、网络骚扰、网络诱骗等，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N号房聊天室是由两个新闻专业女学生发现的，为了搜集“非法拍摄”的新闻素材，她们无意间进入群中，进而牵扯出这一巨大的犯罪产业。二人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N号房追踪记》，记录了她们发现聊天室的愤怒和无助、协助警方办案、帮助受害者、一遍遍向媒体揭露真相的过程。她们看到，在韩国，一个女性要真正控诉自己遭遇的数码性剥削犯罪，就必须以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为代价，“在把对女性的性削当作娱乐、赚钱手段的国家里，从作为女性出生的瞬间起，如果不想遭遇非法拍摄和数码性剥削犯，或者对加害者加以追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成为母亲的选择》

2020年十月底，《人物》发起了关于“你是否后悔成为母亲”的征集，1019份回复中，有427位女性回答了后悔。《人物》的调查是受到十多年前一份相似调查的启发，2008年，以色列社会学家奥娜·多纳特向许多母亲问出了这个问题，在《成为母亲的选择》中，她记录了“后悔当妈妈”调查的详细经过，调查对23位以色列女性进行了长期的跟踪采访，追溯她们如何一步步做出生育的选择。

与“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训诫恰恰相反，在作者对母亲的采访中，大多数母亲在生育后感到自我完整性遭到侵犯，养育过程里充斥着痛苦的挣扎、消耗的劳作、压抑的心绪，成为母亲的后悔并非不存在，而是难以言说。现实里，母亲被塑造成奉献与爱的圣母，说出“我爱孩子，但后悔当妈妈”、“我讨厌我的孩子”的人被钉上耻辱柱，正如奥娜·多纳特在书中所言， “后悔生了孩子并不是罪恶，真正的罪恶是不对自己坦承也不对孩子们坦承。留下一个不能说、不能写下也不能透露的黑暗秘密死去才是犯罪。”

《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

以罗翔为代表的法律学者日前呼吁加重收买被拐卖妇女刑罚，实现形式上的买卖同罪同罚。这一建议激起了大量关注，提醒我们在法理层面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一书关注的正是法律与妇女权利问题，复旦大学讲师赵刘洋从清代以来妇女自杀和离婚这两个具体议题出发，深挖清代、民国以及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后等不同历史时期的诉讼档案，在“离婚”“离异妇女”“离婚诉讼”“房产分割”等事件里透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试图回答自清代以来中国妇女权利相关的法律与实践是什么样的、怎样应算作保护或损害妇女权利、法条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张力如何表现等问题。

赵刘洋在书中同几大重要的学术脉络展开对话。他批判马克思·韦伯对中国法律的偏见，将中国法律视为西方“形式理性”法律相对的类型而存在，但也没有仅从传统或仁治理念出发来评析中国法律体系。作者也采纳其导师黄宗智对历史社会法学的强调，书写了法条规定与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利益链条间的矛盾与张力。从一个个历史诉讼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困境并非靠法律条文就可以解决，纵使法律维护的妇女权利在不断拓展，法律实践也始终阻碍重重。

《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

铁袈裟是山东长清灵岩寺一尊唐代金刚力士像的一部分，它在晚唐的灭佛运动中破碎，只残留下金刚的一席铁袈裟。和铁袈裟类似的，还有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所藏的维纳斯的断臂、河南登封山崩而坠的碎石、哥窑瓷器上“百圾破”的开片，它们都是艺术史中的破碎之物，深受近代“美术”概念影响的研究者们大多忽略了它们，错过了碎片承载的丰富意涵。

在《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中，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重新关注碎片的形态，他认为，艺术史研究起于“碎片”。破碎让我们看到了器物的内部空间、断裂后露出的胎体、锋利的器壁与茬口；碎片也可以是完整的象征与符号，比如山崩而坠的破碎巨石日后成为人们的纪念碑；碎片之间的缝隙更是意味深长，殷商甲骨上的裂纹、瓷器破碎后补缀的锔钉，以及哥窑瓷器上“百圾破”的开片，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史；艺术品的破碎不仅关乎物质，更是一种事件，涵盖打破之际的遗憾、快感与阵痛。郑岩带着艺术史的想象力提出，破碎不意味着物品是缺少研究价值的残缺品，碎片瓦解了艺术品的完整性和视觉边界，并激发出全新的解读空间。

《红山动物园是我家》

动物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理想的动物园是什么样的？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自称“百兽之王”，他此前在演讲中引发了人们对动物园的关注热潮。沈志军当园长后拒绝动物表演，将老旧的牢笼式动物园发展为生态式展示，还模拟了野生动物宜居的原生态野外栖息地环境。他在演讲中提到，现代动物园的职能不是简单地满足人类的观赏需求，而更应该是保存野生动物基因的“诺亚方舟”，此外还要做到深层次的保护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让游客意识到，在人、动物、自然三者关系中不同的人分别可以做些什么。

《红山动物园是我家》是沈志军从饲养员角度向读者讲述同动物的有趣故事，在现代动物园里，饲养员与动物不应该是管控与从属、宠溺和依赖，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比如，饲养员为了监测动物的健康，需要在非麻醉状态下采血、做B超等测量各项指标，这需要人和动物之间有良好、和谐的信任关系。饲养员还要尊重动物们的天性，保护野性。浦睿推出的红山动物园系列的另一本是沈志军的《熊在吗》，为读者展现了熊的有趣日常，也揭开了动物园饲养熊的更多细节，正如作者所说，“动物园是生命与生命对话的地方，当动物很自在、干干净净地朝你走过来的时候，它们就是它们自己，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