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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罗河上的惨案”不再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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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罗河上的惨案”不再惊艳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探案,没现代悬疑好看?

文|毒眸 廖艺舟

编辑 | 张友发

尼罗河上没有新鲜事,有美人、侦探和一桩发生在很多年前的谋杀。

2月19日《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内地上映,首周票房报收3697.3万元,这一市场表现难称惊喜。2017年,该系列首部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引入国内时,首周末票房曾达到1.27亿。

两部影片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同样悬殊,《东方快车谋杀案》曾以5500万美元成本撬动3.52亿美元票房,对制片方而言是笔划算的生意。《尼罗河上的惨案》目前的表现恐怕难以复制前作成功,该片投资额提升到9000万美元,上映10天的全球票房仅为4100万美元。

众所周知,这部电影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37年出版的同名侦探小说。近百年来,《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破案套路被后世作品多次借鉴,电影也有1978和2004两个版本珠玉在前。新版的主要看点,是以盖尔·加朵、肯尼思·布拉纳为代表的全明星阵容会碰撞出什么火花,以及“旧案新说”还能否获得新时代观众的青睐。

从各平台的观众反馈上看,加朵颜值虽高,但“傻白甜”式的人设并未还原原著人物身上的戏剧张力,布拉纳版的波洛依然饱受争议,给这位大侦探增加动作戏、感情戏反而降低了角色辨识度。该片在海内外电影社区的口碑均较为平庸,烂番茄新鲜度63%,IMDB6.6分,豆瓣6.0分。

但对很多粉丝来说,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就够了。她是“犯罪小说女王”,一生写过80本推理小说,作品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她所创造的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都作为最著名的虚构侦探形象在近百年时间里陪伴过无数读者。

可时至今日,“烧脑”、“反转”常被作为同类题材作品是否精彩的指标,《尼罗河上的惨案》竟不乏“推理太弱”、“破案稀烂”等负面评价。即便这次问题出在改编,以“阿婆”作品为代表的古典侦探故事的确年代久远,经后继者的不断仿效、创新,它们越发难以带给受众酣畅淋漓的脑力挑战。

再欣赏这些故事,或许应该放下对谜题的期待,让其回归通俗小说“带来愉悦体验”的本源。

谁是“最佳”波洛?

改编或翻拍阿加莎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现侦探波洛的故事。

波洛初次登场于阿加莎·克里斯蒂1920年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阿加莎的写作生涯中以波洛为主角的小说多达38部,关于他的标签包括比利时人、矮个子、洁癖,两撇尖角向上翘的胡子以及异常活跃的“灰色脑细胞”等,角色特质鲜明加上破获奇案众多,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或许仅次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新《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后,豆瓣上有条“喊话导演”的短评获得了较多赞同:“您真的觉得大家对胡子的起源感兴趣吗?”

电影开篇和结束,肯尼思都对波洛的胡子大做文章,而这项外貌元素一直是波洛的标志。5年前《东方快车谋杀案》宣发时,相关报道称仅仅是波洛的胡子就让布拉纳殚精竭虑,光选材、制作就花费了3个月时间。

“经典改编可以让我讲出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这是肯尼思接拍波洛系列的理由,对身兼导演和主演两个职位的他来说,角色还原似乎没有自我表达重要:“我就当成,是波洛在执导这部电影。观众们会希望故事更复杂,而不仅仅是解谜。”

于是大银幕上的波洛会在飞驰的列车上追逐疑犯、近身格斗,会主动封闭船舱与凶手持枪对峙,也会在犯错时情绪失控,还曾拥有过真挚的爱情。这些“加戏”的效果往往是让虚构人物更真实、更立体,却不太像阿婆笔下的侦探。

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还有另一版波洛,1979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曾引进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哦我的老伙计”式的台词里首次感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

彼得·乌斯蒂诺夫一共主演过6部波洛电影,严格来说人高马大的他也没有在外形层面还原角色,但其表演还是让一批观众印象深刻,以至在很长时间里代表着波洛的真人形象,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可见想重温他作品的呼声。

迄今对角色最长情的扮演者,莫过于英国演员大卫·苏切特,他在25年时间里主演了13季《大侦探波洛》电视剧,每次定妆的秘诀也是胡子:“粘上它我就完全成了波洛。”待到卸任时苏切特不由得感叹:“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是我无形的最亲密的好友。”

上世纪80年代,年逾40岁、已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浸润多年的苏切特收到一份新的工作机会,“别人要我去演波洛。”他对朋友说,朋友回复他:“这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苏切特起初不以为然,只是按流程去拜访阿加莎的女儿一家,当获得作家亲属当面肯定后,他逐渐意识到责任之大。1989年苏切特在《厨子惊魂》和《幽巷谋杀案》里的初亮相就惊艳了当时的观众,他就像从书里走出来的侦探一样。

阿加莎曾在手记里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夸夸其谈的可憎人物?鸡蛋形状的脑袋读起来或许能让人发笑,但我真见过这种形状吗?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出演她笔下角色的苏切特就拥有近乎完美的“鸡蛋脑袋”。

她的人设灵感来自路过她宅邸的一车比利时难民,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非常常见,从巴士下来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步入异乡衣服却一尘不染,看起来高傲又偏执。父系家族来自邻国的苏切特认为,波洛与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为“异乡人”。

这或许能解释波洛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倨傲和怪癖,“外来者”要赢得认同总会更加与众不同。阿加莎对波洛成为侦探前的经历着墨甚少,而他有些言行连创造者都觉得过分,比如他总能在被质疑的关键时刻说出:“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从来没错过。”

为了演出波洛的个性,苏切特参照原著写了93条备注,包括“讨厌被误认成法国人”、“晚上出门一定戴帽子”、“坐下前会擦干净椅子”等等细节,他在剧中总穿着漆皮鞋、用小碎步走路,也是来自原著的描述。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可爱与怪异”,苏切特去比利时会直接被粉丝以角色名称呼,那里是侦探的故乡,某个名为“埃勒泽勒”的小镇档案馆里还保存着波洛的出生证明。

苏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说,当最后一桩案件播出时,《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报道称,“波洛死了”。

“女王”永远只有一位

苏切特对波洛的探案方式有过总结:“他像一个心理学家。”这几乎也概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大特色:不以猎奇谋杀或现场寻证吸引读者,侦探往往在不断的问询对话里发现罪犯漏洞,读者会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设置谜题,将所有对话、证据列出,复杂的线索渐渐完全展开,谜底揭晓时与读者进行公平的脑力对决,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日本发展为体系严密的“本格派”、“新本格”,其源头则来自一战到二战期间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私家侦探来保护财产及隐私,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教育改革,让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这种通俗文学题材经过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等作家的开拓,到阿瑟·柯南·道尔迎来了第一波高峰。早期的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比较简单,流行的也多为中短篇作品。

就在柯南·道尔因《四签名》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那年,一名女婴在德文郡出生。当时女性少有机会接触正规教育,阿加莎童年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来自狄更斯、简·奥斯汀等作家,“《艰难时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最不喜欢的作家是萨克雷。”

26岁那年写出侦探处女作后,阿加莎和历史上众多著名作家一样遭受过反复退稿,6家出版社均拒绝出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其中一家把书稿放在抽屉里拖了9个月。

两年后这部小说才得以在杂志上连载,稿酬与柯南·道尔的《血字研究》一样,仅为25英镑。又过了五六年,阿加莎才凭借《罗杰疑案》名声大噪。

从事写作前的一些经历在阿加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比如她的小说常用毒杀而非其他更血腥的方式,且涉及到的药理规律五花八门,不像如今已被用滥的“嘴唇有杏仁味就是氰化物”。一战期间,她曾作为志愿者在医院从事药剂师工作,那时公制单位正取代“格令”、“打兰”等英制度量单位,这种转变导致药方剂量不时出错,反复亲手调配药物的过程中,阿加莎积累了大量应用知识。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就出现过马钱子碱、溴化物、吗啡等药物,《药学期刊》还曾刊发评论指出“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准确”。类似冷门用药的案例不胜枚举:《五只小猪》里用过毒芹、《死亡约会》里用过洋地黄,《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用过颠茄……

不过奠定阿加莎“女王”地位的,还是她对推理小说案件模式、诡计模式的开拓。

《罗杰疑案》便是“叙述性诡计”的开山鼻祖,阿加莎在这本书中用第一人称写作,读者被诱导代入叙述者视角,先入为主地排除了“我是凶手”的可能,随着案件全貌慢慢揭露,其他嫌疑人被逐一证明不可能犯案,困惑叠加之际迎向小说结尾:真凶正是叙述者。

这种通过叙述方式或叙事结构来对读者造成误导的手法,后被广泛用于推理小说,殊能将之的《剪刀男》、西泽保彦的《神的逻辑,人的魔法》、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叙述性诡计还在人物、空间、时间误导上还产生过诸多变体,贯穿全书的单一身份误导已经不再被当成主要诡计,比如《剪刀男》就在两名角色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间进行切换,还带有妄想人格症设定。影视作品里采用“叙诡”也很常见,如《灵异第六感》通过男主视角对观众进行身份误导,最后才揭晓死去的人并非小男孩。新海诚《你的名字》在描述男女主角互换身份的生活时,对观众进行了时间上的误导。

知名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并非阿加莎首创,1933年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里出现过该模式雏形,但它却是由《无人生还》完善并发扬光大,因而这种设定又称“孤岛模式”。其要义在于将一群受害者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固定场景中,然后发生连环谋杀,乃至“无人生还”。

《名侦探柯南》里的黄昏之馆案件就是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群名侦探被聚集在一起,继而在互相猜忌中接连死亡,作者青山刚昌还在20多年后将整部作品背后的“黑衣组织大BOSS”设定成了黄昏之馆的主人。

《无人生还》的创举不仅有“孤岛模式”,这部小说同时运用了“比拟杀人”,即凶手按照某种特定规律连续作案,《无人生还》里的参照物是一首童谣,在阿加莎另一本小说《ABC谋杀案》里则是《铁路旅行指南》。

《ABC谋杀案》中,第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及案发地都以A开头,第二名都以B开头,以此类推,谜题难点在于多个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找不准嫌疑人。最后真相揭晓,只有受害者C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A、B、D的遇害都不过是凶手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这种把“真正谋杀藏在连续谋杀”里的设局方式,同样成为了各类作品屡次借鉴的对象,近年就有柯南《火焰中的红马》、电影《唐人街探案2》等。

阿加莎唯一一部名传后世,却几乎无人借鉴的作品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保证侦探与读者信息对等的情况下,案件所得到的全部证词是每名嫌疑人的集体串供,案情由此扑朔迷离,而将“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作为主要诡计,在整个侦探小说史上只能使用一次。

《东方快车谋杀案》共被翻拍过5次,高于阿加莎其他所有作品,除却故事精彩,上述“唯一性”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它最有可能穿越时间桎梏,给每一代观众带来新鲜感。

古典侦探故事,还能满足当下受众吗?

中国对阿加莎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到1946年,报人姚苏凤将波洛翻译为“鲍罗”,并在给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写序时,将阿加莎与柯南·道尔并称。

有单行本出版,得归功于1978年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译林》创刊人李景端曾撰文回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放映这部电影,他认为影片远不如小说描写细腻,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连载,杂志出版后大受欢迎,加印到40万册,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便趁热发行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单行本。

新世纪后由原著所改编的影像作品在VCD时代收获过一批拥趸,天津音像出版社发行过16碟装的苏切特版《大侦探波洛》,同期也有各家的盗版碟片在市面上流通,成为不少观众的童年记忆。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获得克里斯蒂版权公司的简体中文授权,第一年就推出了14种书,后在3年授权期内陆续推出60余种,黑封皮、小开本、轻型纸的阿加莎小说第一次批量遍布国内大小城市的书店。

如今中国读者欣赏阿加莎小说早已不存在时间上的迟滞,可来自“黄金年代”的古典故事,还能满足受众们的胃口吗?

当当网“图书畅销榜”的“侦探/悬疑/推理小说”类里,2021年全年TOP20仅东野圭吾就占了11个席位,阿加莎只有1本更像悬疑小说的《无人生还》上榜。2020年情况相仿,东野圭吾有12部作品排入畅销TOP20,阿加莎只有2本,数量和因热播剧受关注的国内作家紫金陈相同。

东野圭吾早年也是靠本格推理小说《放学后》出道,但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里,诸多代表作品的风格均已跳出推理范畴,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达过“本格已死”的观点,称自己“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谜题的创意与套路被不断书写,纯正的侦探推理作品能给读者带来的脑力盛宴,的确要比侧重技法的悬疑作品更难。阿加莎的作品风格也被总结为“乡村别墅派”,即案件往往发生在比较集中的空间里,登场人物能构成小圈子,在此前提下还能展现某地的人文风貌、社会状况。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本格”在日本崛起时,旗帜人物岛田庄司的作品就已经宏大到远远脱离现实,《占星术杀人魔法》的受害人尸体部位遍布整个日本,《斜屋犯罪》的凶手为了杀人专门建造了一幢房子……尽管它们延续着“解谜”内核,但为了达成思维游戏,已经有些走向极端。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在增加构想谜题的难度,现代刑侦常用监控录像、DNA检测等手段,如果考虑受众的代入感,小说里的罪犯就无法轻易实现“不可能犯罪”。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能轻易记住伦敦每个区的土壤特征,《神探夏洛克》如要达成类似的高智商观感,编剧就得给主角加上神乎其技的“思维宫殿”。

“现代悬疑”受欢迎程度压过“古典侦探”的现象,在影视作品中也有体现。豆瓣电影悬疑类评分榜里,近10年只有3部侦探作品进入前100名,分别是《神探夏洛克:最后的誓言》《帷幕:波洛的最后一案》和《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而类似《误杀瞒天记》《心迷宫》《看不见的客人》这样的悬疑电影数量更多。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靠“反转”让观众产生超出心理预期的惊讶,如《看不见的客人》当年在社交媒体扩散口碑时,一句宣传语便是“43次反转无bug”。

在剧集领域,国内视频平台推出过主打悬疑的迷雾剧场,部分剧集还与线下剧本杀联动。2020年全年悬疑剧就有50部之多,且不乏高口碑的短剧。悬疑作品往往重情节轻人物,追求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惊呼多次,强刺激和即时反馈,正在缓慢改变受众的口味。

相较之下,“名侦探”如福尔摩斯、波洛、马普尔小姐、亚森·罗宾、明智小五郎们倒显得不太注重“心理冲击”,故事推进到汇集嫌疑人、发表演讲环节时,他们更像一个个向着听众娓娓道来的老朋友。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小说在当下失去意义,没有开拓者也不存在后继者,他们的智慧已经闪烁在了无数后代书卷与影像里,假如看古典侦探小说会有“既视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巧思被致敬过太多次。

此外,正因震撼大脑的案件设计难度加大,由单一作者所创作的能破获各类疑难奇案的侦探形象,也越来越少,波洛等侦探的IP价值现在反而更加珍贵。

王安忆曾在《自选集》里表达对阿加莎的喜爱,她认为阿加莎的故事要素都很简单,动机都基于通常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很像一种成人的童话”,由此带来的阅读体验是纯粹的“享受”。这或许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长盛不衰的另一重原因:如果放下先入为主的谜题期待,不论再过多少年,在某个舒适的时刻捧起她的小说时,总会跟着波洛收获一段精彩的“小冒险”。

某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序言中,阿加莎的外孙、克里斯蒂版权公司董事长马修·普理查德说外祖母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是“非常易于理解”,他还如此写道:

“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知道她的小故事们(她这样称呼自己的作品),仍然能给世界上这多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阅读享受,她该有多么高兴啊!”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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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罗河上的惨案”不再惊艳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古典探案,没现代悬疑好看?

文|毒眸 廖艺舟

编辑 | 张友发

尼罗河上没有新鲜事,有美人、侦探和一桩发生在很多年前的谋杀。

2月19日《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内地上映,首周票房报收3697.3万元,这一市场表现难称惊喜。2017年,该系列首部作品《东方快车谋杀案》引入国内时,首周末票房曾达到1.27亿。

两部影片在全球市场的表现同样悬殊,《东方快车谋杀案》曾以5500万美元成本撬动3.52亿美元票房,对制片方而言是笔划算的生意。《尼罗河上的惨案》目前的表现恐怕难以复制前作成功,该片投资额提升到9000万美元,上映10天的全球票房仅为4100万美元。

众所周知,这部电影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于1937年出版的同名侦探小说。近百年来,《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破案套路被后世作品多次借鉴,电影也有1978和2004两个版本珠玉在前。新版的主要看点,是以盖尔·加朵、肯尼思·布拉纳为代表的全明星阵容会碰撞出什么火花,以及“旧案新说”还能否获得新时代观众的青睐。

从各平台的观众反馈上看,加朵颜值虽高,但“傻白甜”式的人设并未还原原著人物身上的戏剧张力,布拉纳版的波洛依然饱受争议,给这位大侦探增加动作戏、感情戏反而降低了角色辨识度。该片在海内外电影社区的口碑均较为平庸,烂番茄新鲜度63%,IMDB6.6分,豆瓣6.0分。

但对很多粉丝来说,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名字就够了。她是“犯罪小说女王”,一生写过80本推理小说,作品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和莎士比亚。她所创造的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都作为最著名的虚构侦探形象在近百年时间里陪伴过无数读者。

可时至今日,“烧脑”、“反转”常被作为同类题材作品是否精彩的指标,《尼罗河上的惨案》竟不乏“推理太弱”、“破案稀烂”等负面评价。即便这次问题出在改编,以“阿婆”作品为代表的古典侦探故事的确年代久远,经后继者的不断仿效、创新,它们越发难以带给受众酣畅淋漓的脑力挑战。

再欣赏这些故事,或许应该放下对谜题的期待,让其回归通俗小说“带来愉悦体验”的本源。

谁是“最佳”波洛?

改编或翻拍阿加莎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再现侦探波洛的故事。

波洛初次登场于阿加莎·克里斯蒂1920年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阿加莎的写作生涯中以波洛为主角的小说多达38部,关于他的标签包括比利时人、矮个子、洁癖,两撇尖角向上翘的胡子以及异常活跃的“灰色脑细胞”等,角色特质鲜明加上破获奇案众多,他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或许仅次于夏洛克·福尔摩斯。

新《尼罗河上的惨案》上映后,豆瓣上有条“喊话导演”的短评获得了较多赞同:“您真的觉得大家对胡子的起源感兴趣吗?”

电影开篇和结束,肯尼思都对波洛的胡子大做文章,而这项外貌元素一直是波洛的标志。5年前《东方快车谋杀案》宣发时,相关报道称仅仅是波洛的胡子就让布拉纳殚精竭虑,光选材、制作就花费了3个月时间。

“经典改编可以让我讲出全世界都听得懂的故事。”这是肯尼思接拍波洛系列的理由,对身兼导演和主演两个职位的他来说,角色还原似乎没有自我表达重要:“我就当成,是波洛在执导这部电影。观众们会希望故事更复杂,而不仅仅是解谜。”

于是大银幕上的波洛会在飞驰的列车上追逐疑犯、近身格斗,会主动封闭船舱与凶手持枪对峙,也会在犯错时情绪失控,还曾拥有过真挚的爱情。这些“加戏”的效果往往是让虚构人物更真实、更立体,却不太像阿婆笔下的侦探。

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还有另一版波洛,1979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曾引进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在“哦我的老伙计”式的台词里首次感受阿加莎作品的魅力。

彼得·乌斯蒂诺夫一共主演过6部波洛电影,严格来说人高马大的他也没有在外形层面还原角色,但其表演还是让一批观众印象深刻,以至在很长时间里代表着波洛的真人形象,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依然可见想重温他作品的呼声。

迄今对角色最长情的扮演者,莫过于英国演员大卫·苏切特,他在25年时间里主演了13季《大侦探波洛》电视剧,每次定妆的秘诀也是胡子:“粘上它我就完全成了波洛。”待到卸任时苏切特不由得感叹:“他是个真实存在的人,是我无形的最亲密的好友。”

上世纪80年代,年逾40岁、已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浸润多年的苏切特收到一份新的工作机会,“别人要我去演波洛。”他对朋友说,朋友回复他:“这一定会改变你的一生。”苏切特起初不以为然,只是按流程去拜访阿加莎的女儿一家,当获得作家亲属当面肯定后,他逐渐意识到责任之大。1989年苏切特在《厨子惊魂》和《幽巷谋杀案》里的初亮相就惊艳了当时的观众,他就像从书里走出来的侦探一样。

阿加莎曾在手记里质疑过自己: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夸夸其谈的可憎人物?鸡蛋形状的脑袋读起来或许能让人发笑,但我真见过这种形状吗?她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出演她笔下角色的苏切特就拥有近乎完美的“鸡蛋脑袋”。

她的人设灵感来自路过她宅邸的一车比利时难民,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非常常见,从巴士下来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步入异乡衣服却一尘不染,看起来高傲又偏执。父系家族来自邻国的苏切特认为,波洛与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为“异乡人”。

这或许能解释波洛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倨傲和怪癖,“外来者”要赢得认同总会更加与众不同。阿加莎对波洛成为侦探前的经历着墨甚少,而他有些言行连创造者都觉得过分,比如他总能在被质疑的关键时刻说出:“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从来没错过。”

为了演出波洛的个性,苏切特参照原著写了93条备注,包括“讨厌被误认成法国人”、“晚上出门一定戴帽子”、“坐下前会擦干净椅子”等等细节,他在剧中总穿着漆皮鞋、用小碎步走路,也是来自原著的描述。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可爱与怪异”,苏切特去比利时会直接被粉丝以角色名称呼,那里是侦探的故乡,某个名为“埃勒泽勒”的小镇档案馆里还保存着波洛的出生证明。

苏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说,当最后一桩案件播出时,《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报道称,“波洛死了”。

“女王”永远只有一位

苏切特对波洛的探案方式有过总结:“他像一个心理学家。”这几乎也概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大特色:不以猎奇谋杀或现场寻证吸引读者,侦探往往在不断的问询对话里发现罪犯漏洞,读者会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设置谜题,将所有对话、证据列出,复杂的线索渐渐完全展开,谜底揭晓时与读者进行公平的脑力对决,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日本发展为体系严密的“本格派”、“新本格”,其源头则来自一战到二战期间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私家侦探来保护财产及隐私,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教育改革,让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这种通俗文学题材经过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等作家的开拓,到阿瑟·柯南·道尔迎来了第一波高峰。早期的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比较简单,流行的也多为中短篇作品。

就在柯南·道尔因《四签名》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那年,一名女婴在德文郡出生。当时女性少有机会接触正规教育,阿加莎童年所汲取的文学养分来自狄更斯、简·奥斯汀等作家,“《艰难时世》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最不喜欢的作家是萨克雷。”

26岁那年写出侦探处女作后,阿加莎和历史上众多著名作家一样遭受过反复退稿,6家出版社均拒绝出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其中一家把书稿放在抽屉里拖了9个月。

两年后这部小说才得以在杂志上连载,稿酬与柯南·道尔的《血字研究》一样,仅为25英镑。又过了五六年,阿加莎才凭借《罗杰疑案》名声大噪。

从事写作前的一些经历在阿加莎的创作中有所体现,比如她的小说常用毒杀而非其他更血腥的方式,且涉及到的药理规律五花八门,不像如今已被用滥的“嘴唇有杏仁味就是氰化物”。一战期间,她曾作为志愿者在医院从事药剂师工作,那时公制单位正取代“格令”、“打兰”等英制度量单位,这种转变导致药方剂量不时出错,反复亲手调配药物的过程中,阿加莎积累了大量应用知识。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里就出现过马钱子碱、溴化物、吗啡等药物,《药学期刊》还曾刊发评论指出“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准确”。类似冷门用药的案例不胜枚举:《五只小猪》里用过毒芹、《死亡约会》里用过洋地黄,《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用过颠茄……

不过奠定阿加莎“女王”地位的,还是她对推理小说案件模式、诡计模式的开拓。

《罗杰疑案》便是“叙述性诡计”的开山鼻祖,阿加莎在这本书中用第一人称写作,读者被诱导代入叙述者视角,先入为主地排除了“我是凶手”的可能,随着案件全貌慢慢揭露,其他嫌疑人被逐一证明不可能犯案,困惑叠加之际迎向小说结尾:真凶正是叙述者。

这种通过叙述方式或叙事结构来对读者造成误导的手法,后被广泛用于推理小说,殊能将之的《剪刀男》、西泽保彦的《神的逻辑,人的魔法》、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叙述性诡计还在人物、空间、时间误导上还产生过诸多变体,贯穿全书的单一身份误导已经不再被当成主要诡计,比如《剪刀男》就在两名角色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间进行切换,还带有妄想人格症设定。影视作品里采用“叙诡”也很常见,如《灵异第六感》通过男主视角对观众进行身份误导,最后才揭晓死去的人并非小男孩。新海诚《你的名字》在描述男女主角互换身份的生活时,对观众进行了时间上的误导。

知名的“暴风雪山庄模式”并非阿加莎首创,1933年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里出现过该模式雏形,但它却是由《无人生还》完善并发扬光大,因而这种设定又称“孤岛模式”。其要义在于将一群受害者集中到与外界隔绝的固定场景中,然后发生连环谋杀,乃至“无人生还”。

《名侦探柯南》里的黄昏之馆案件就是典型的“暴风雪山庄模式”,一群名侦探被聚集在一起,继而在互相猜忌中接连死亡,作者青山刚昌还在20多年后将整部作品背后的“黑衣组织大BOSS”设定成了黄昏之馆的主人。

《无人生还》的创举不仅有“孤岛模式”,这部小说同时运用了“比拟杀人”,即凶手按照某种特定规律连续作案,《无人生还》里的参照物是一首童谣,在阿加莎另一本小说《ABC谋杀案》里则是《铁路旅行指南》。

《ABC谋杀案》中,第一名受害者的名字及案发地都以A开头,第二名都以B开头,以此类推,谜题难点在于多个受害者之间毫无关联,找不准嫌疑人。最后真相揭晓,只有受害者C才是凶手的真正目标,A、B、D的遇害都不过是凶手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这种把“真正谋杀藏在连续谋杀”里的设局方式,同样成为了各类作品屡次借鉴的对象,近年就有柯南《火焰中的红马》、电影《唐人街探案2》等。

阿加莎唯一一部名传后世,却几乎无人借鉴的作品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在保证侦探与读者信息对等的情况下,案件所得到的全部证词是每名嫌疑人的集体串供,案情由此扑朔迷离,而将“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作为主要诡计,在整个侦探小说史上只能使用一次。

《东方快车谋杀案》共被翻拍过5次,高于阿加莎其他所有作品,除却故事精彩,上述“唯一性”或许也是原因之一,它最有可能穿越时间桎梏,给每一代观众带来新鲜感。

古典侦探故事,还能满足当下受众吗?

中国对阿加莎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到1946年,报人姚苏凤将波洛翻译为“鲍罗”,并在给程小青的《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写序时,将阿加莎与柯南·道尔并称。

有单行本出版,得归功于1978年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译林》创刊人李景端曾撰文回忆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放映这部电影,他认为影片远不如小说描写细腻,决定在《译林》创刊号上全文连载,杂志出版后大受欢迎,加印到40万册,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便趁热发行了《尼罗河上的惨案》单行本。

新世纪后由原著所改编的影像作品在VCD时代收获过一批拥趸,天津音像出版社发行过16碟装的苏切特版《大侦探波洛》,同期也有各家的盗版碟片在市面上流通,成为不少观众的童年记忆。

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获得克里斯蒂版权公司的简体中文授权,第一年就推出了14种书,后在3年授权期内陆续推出60余种,黑封皮、小开本、轻型纸的阿加莎小说第一次批量遍布国内大小城市的书店。

如今中国读者欣赏阿加莎小说早已不存在时间上的迟滞,可来自“黄金年代”的古典故事,还能满足受众们的胃口吗?

当当网“图书畅销榜”的“侦探/悬疑/推理小说”类里,2021年全年TOP20仅东野圭吾就占了11个席位,阿加莎只有1本更像悬疑小说的《无人生还》上榜。2020年情况相仿,东野圭吾有12部作品排入畅销TOP20,阿加莎只有2本,数量和因热播剧受关注的国内作家紫金陈相同。

东野圭吾早年也是靠本格推理小说《放学后》出道,但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里,诸多代表作品的风格均已跳出推理范畴,他本人也不止一次表达过“本格已死”的观点,称自己“不是不想写,而是不能写”。

经过180多年的发展,谜题的创意与套路被不断书写,纯正的侦探推理作品能给读者带来的脑力盛宴,的确要比侧重技法的悬疑作品更难。阿加莎的作品风格也被总结为“乡村别墅派”,即案件往往发生在比较集中的空间里,登场人物能构成小圈子,在此前提下还能展现某地的人文风貌、社会状况。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本格”在日本崛起时,旗帜人物岛田庄司的作品就已经宏大到远远脱离现实,《占星术杀人魔法》的受害人尸体部位遍布整个日本,《斜屋犯罪》的凶手为了杀人专门建造了一幢房子……尽管它们延续着“解谜”内核,但为了达成思维游戏,已经有些走向极端。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也在增加构想谜题的难度,现代刑侦常用监控录像、DNA检测等手段,如果考虑受众的代入感,小说里的罪犯就无法轻易实现“不可能犯罪”。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能轻易记住伦敦每个区的土壤特征,《神探夏洛克》如要达成类似的高智商观感,编剧就得给主角加上神乎其技的“思维宫殿”。

“现代悬疑”受欢迎程度压过“古典侦探”的现象,在影视作品中也有体现。豆瓣电影悬疑类评分榜里,近10年只有3部侦探作品进入前100名,分别是《神探夏洛克:最后的誓言》《帷幕:波洛的最后一案》和《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而类似《误杀瞒天记》《心迷宫》《看不见的客人》这样的悬疑电影数量更多。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靠“反转”让观众产生超出心理预期的惊讶,如《看不见的客人》当年在社交媒体扩散口碑时,一句宣传语便是“43次反转无bug”。

在剧集领域,国内视频平台推出过主打悬疑的迷雾剧场,部分剧集还与线下剧本杀联动。2020年全年悬疑剧就有50部之多,且不乏高口碑的短剧。悬疑作品往往重情节轻人物,追求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惊呼多次,强刺激和即时反馈,正在缓慢改变受众的口味。

相较之下,“名侦探”如福尔摩斯、波洛、马普尔小姐、亚森·罗宾、明智小五郎们倒显得不太注重“心理冲击”,故事推进到汇集嫌疑人、发表演讲环节时,他们更像一个个向着听众娓娓道来的老朋友。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小说在当下失去意义,没有开拓者也不存在后继者,他们的智慧已经闪烁在了无数后代书卷与影像里,假如看古典侦探小说会有“既视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巧思被致敬过太多次。

此外,正因震撼大脑的案件设计难度加大,由单一作者所创作的能破获各类疑难奇案的侦探形象,也越来越少,波洛等侦探的IP价值现在反而更加珍贵。

王安忆曾在《自选集》里表达对阿加莎的喜爱,她认为阿加莎的故事要素都很简单,动机都基于通常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很像一种成人的童话”,由此带来的阅读体验是纯粹的“享受”。这或许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长盛不衰的另一重原因:如果放下先入为主的谜题期待,不论再过多少年,在某个舒适的时刻捧起她的小说时,总会跟着波洛收获一段精彩的“小冒险”。

某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序言中,阿加莎的外孙、克里斯蒂版权公司董事长马修·普理查德说外祖母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是“非常易于理解”,他还如此写道:

“如果阿加莎·克里斯蒂知道她的小故事们(她这样称呼自己的作品),仍然能给世界上这多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阅读享受,她该有多么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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