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东部采取军事行动后，除了基辅，目击者称有多个其他城市也可以听到爆炸声。其中，发生爆炸的乌克兰最大港口城市敖德萨，是黑海之滨的一座梦想之城，虽由俄罗斯帝国打造，在表层的俄罗斯文化之下，却包裹了犹太文化、希腊文化、意大利文化的核心。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敖德萨是一个贸易、工业和科技中心，在欧洲具有重要的意义。鼎盛时期，敖德萨在人口和经济实力方面成为俄罗斯帝国当中第四位的城市，仅次于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

敖德萨在两百年间经历四国统治，见证了俄罗斯帝国、罗马尼亚、苏联和乌克兰的兴衰变化。如今，敖德萨的人口构成和文化如何？这座城市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一书探索了从俄罗斯帝国、苏联、罗马尼亚到今天的乌克兰，敖德萨在犹太人和俄国人、乌克兰人和希腊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交融影响下，如何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精神特质。

《敖德萨的源头与欧洲的味道》

文 | [美]查尔斯·金（Charles King） 译 | 李雪顺  

从人口的角度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敖德萨以乌克兰人为主。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口为乌克兰人，占敖德萨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为49.97%。不过，最近这一事实已经无法说明这座城市的文化意义。甚至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座城市也让苏联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工程师感到迷惑。到1959年，它已经成为乌克兰境内语言最复杂的地区。更多的人觉得自己的母语不同于本国其他地区自报的民族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在这座城市里，多数犹太人，以及超过一半的乌克兰人把俄语当作日常语言；近1/3的摩尔多瓦人使用乌克兰语；少数人群体，如保加利亚人、白俄罗斯人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使用俄语、乌克兰语，或者纯粹使用其他语言。苏联体制的信仰基础是现代化必将使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无足轻重。但在敖德萨，上述界限已经变得难以辨认，成为各民族、语言乃至宗教以种种无法预知的方式融合与交织的标志物。

犹太人的数量一直很少。1989年，也就是苏联进行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时，全敖德萨地区仅有不到7万名犹太人，多数居住在敖德萨市区。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后，随着犹太人以及其他邻居民族实现自由迁出，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当时已经低于4%——开始呈下降趋势。现在，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中作为少数族群的犹太人的人数；有人估计为3.6万人，不过这一数字可能过高，因为根据乌克兰最后一次也就是200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整个敖德萨地区仅有约1.3万名犹太人。同时，格拉夫纳亚（Glavnaya）犹太大教堂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时的辉煌，其宽大的地下室开了一家犹太美食餐馆。尚有足够的犹太遗存——或大众记忆——供旅行社开展所谓的“犹太敖德萨”之旅，包括把这座超级现代的犹太人居住中心当作一处逗留之地。

乌克兰人——至少是那些在人口统计中声称自己具有这一民族标签的人——现在占了绝大多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接近2/3。不过，由于作为少数族裔的俄罗斯人数量不少，且几乎一致同意将俄语确定为这座城市的通用语，各政治派别在过去20年间针对纪念碑领域的公共记忆发生过争斗。在距离敖德萨石阶一个街区的地方，市政府拆除了苏联时期纪念“波将金号”起义的一座石碑。在这个地方重新竖起的，是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雕像，它曾被布尔什维克拆除，并代之以卡尔·马克思的一尊巨幅半身雕像。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左手现在不仅指向港口，而且也指向北方的俄罗斯，众多敖德萨人——不管具有怎样的民族渊源——仍旧把那里当作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家园。不出所料，示威活动——既有支持，也有反对——与揭幕过程相伴进行。

在别处，乌克兰人同样发起殿后（rear-guard）行动。有人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与这座城市并没有实质性关联的诗人伊万·弗兰科（Ivan Franko）竖起了雕像，也有人为18世纪的哥萨克首领且同样被视作原型的乌克兰英雄安东·霍洛瓦蒂（Anton Holovati）建起了纪念馆。德里巴索夫斯卡亚大街的上方装上了仿古的街道路牌，宣布该街道——至少经由官方——改名为德里巴斯夫斯克（Derybasivs’k）。这样的乌克兰语版本连敖德萨人都很少听人说起过。自苏联解体以来，据报道，市政府已经拆除了148座公共纪念碑（其中101座为列宁纪念碑），要么采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旧名——通常采用乌克兰语的拼写方式，要么另起他名，重新命名了179条街道。“我是敖德萨人！”这一口号反复出现在旅游手册和当地的旅行指南中。但在为了族群、身份和记忆等问题而展开内部争斗的过程中，这座城市仍然在艰难地领会使其比自身更具合理性的根本神话。

最终，敖德萨的过去——得以诚实看待和正确理解——可被其新旧统治者，即乌克兰和俄罗斯当作一笔资产。对乌克兰来说，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寻求成为欧盟成员国并谋求从地理、文化和政治方面完全被承认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敖德萨可以成为它的一个优势。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里，欧洲是全世界围绕土地、权力和民族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的中心战场。现在，欧洲在面对刚刚出现的现实状况时，提出了各宗教和各民族群体携手共存的理想，以共同应对战争、匮乏、民族主义和遭遇失败的帝国梦想，尽管它们曾经相互憎恨和随意指责。欧洲人现在把自己想象得充满人道精神、宽宏大量和信奉大同主义，正是因为他们的祖辈在19世纪花了很长时间去完善那些与自己相反的价值观。如果乌克兰人能让自己下定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在勇敢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惨状的同时，着力复兴相对古老的共同生活智慧——看待自己的过去，那么把敖德萨视作它通往欧洲的道路的古老观点可能仍然具有生命力。

对俄罗斯而言，敖德萨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它珍视怪异与不寻常，敢于自嘲，敢于对书写国家伟大精神的宏大叙事提出质疑——一如自己的前身苏联，俄罗斯似乎已经丢弃了这样的价值观。在前任执政党执政的时代，它不再像俄罗斯帝国那样，把敖德萨作为前哨。它成为一座古雅的区域性城市，它之前在帝国历史上作为全球性港口的身份不复存在。但是，俄罗斯也失去了最好的指望，无法用多民族、谦逊和稳定的自我性等词语来自我定义。对一个正在重新发现自己所具有的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目的是表明自己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是海军强国，且可以成为另一极而向西方展示“肌肉”——的国家来说，敖德萨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旧港口的衰落意味着俄罗斯某种立国方式的衰落。

日常冲突能激发真正的天才，偶发的动乱会破坏家庭，导致族群的分裂，很多城市在这二者之间薄如蝉翼的分界线上维持平衡。尤其在东欧地区，也有很多城市积极改写自己的过去，试图掩盖城市文明的基本契约因为文化差异的重压而论为牺牲品的过往。雅典曾经居住有大量穆斯林，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入住过众多犹太人，第比利斯曾经是亚美尼亚的中心城市，它们现在最多不过是一些历史注脚，博物馆对此轻描淡写，在大众记忆里已被连根拔除。敖德萨具有同样的纯化冲动，尽管它以反叛精神和多元文化著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座曾经代表一百多种不同生活方式——要么具有犹太教性质，要么具有基督教性质，要么二者全无——的城市，抛弃了生活方式多样化这一负累，换来了充满回忆和怀旧的简单特性。

需要通过专门努力——而不是简单回望——才能纪念人类成就屈服于自我毁灭冲动的时代。今天，你在拜访敖德萨的时候会感知到这个地方在20世纪中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自我吞噬的本领——虽然受累于自己过去的某些方面，但对别的方面却显得痛苦而无知。然而，不管一个人说话带口音，嗓门过大，还是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你的邻居，他都能被热情接纳，这样的特性依然存在于敖德萨的街头，它甚至存在于后苏联时期的低俗艺术品、乌克兰对民族神话的专注以及俄罗斯对自己久远的帝国使命的重新迷恋之中。既注意黑暗时期又关注黄金岁月的敖德萨人可能会再次想出办法，从帝国的废墟之中形成接地气的爱国精神。毕竟，无论子辈或孙辈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扎根于这座城市的其他人——与来自土耳其、高加索、中东和东亚的新移民一道，现在都有机会构建自己不同于但复杂程度不亚于过去两个世纪的“敖德萨妈妈”的愿景。一如巴黎人、柏林人、威尼斯人和纽约人，他们甚至有可能让自己相信历代的敖德萨人都很难了解的某些东西：若能实现和睦与混乱的恰当结合，每座城市都真有可能成为最高等级的家园。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一座梦想之城的创造与死亡：敖德萨的历史》“敖德萨的源头与欧洲的味道”一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