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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引头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烈士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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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引头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烈士生涯

1910年,汪精卫暗杀摄政王事败,但其事迹令时人感佩不已。在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前,汪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而常常表现出一死了之的决心。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他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不同时期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民国政治舞台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源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 这次暗杀虽未获成功,但这种自杀式行动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为汪精卫赢得了崇高荣誉,令闻之者壮怀激烈,感慕不已。

汪精卫被捕后,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供认不讳,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言“供词”和十数首感怀杂诗,这些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诗作,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一经传出,即广为传诵,为革命的流血牺牲涂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也使汪成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汪精卫的成名,反映出清朝末年汉人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忧愤敢死的时代风气。在那个时代里,像他这样,怀抱激烈排满思想,推崇暗杀手段的青年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吴樾因此称之为“暗杀时代”。这是诞生汪精卫烈士精神与行动的历史环境。

暗杀时代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满江红》
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被捕后的供词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早年生活、成长的时代,恰逢清季衰末乱世,国家板荡,社会纷乱,满汉相仇,人心激越。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牺牲惨剧,而革命排满之风,由此开启。1903年,清廷先后制造“苏报案”、“沈荩案”。前者导致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后者更以野蛮杖毙手段,诛杀爱国书生,而使中外舆论哗然,全国士人热血沸腾。反满排满之风从此愈益激昂。

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次年夏天,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也踏上了革命排满之路。当时,革命党人反清起义屡起屡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人心激愤,无可发泄,暗杀之风日益兴盛。自从湖北志士王汉刺杀铁良未遂,愤然自杀之后,天下志士感慕而追随,前赴后继投身暗杀行动。早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之前,已有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1904年杨毓麟、苏鹏等横滨暗杀团成员谋炸清廷宫苑,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易本羲谋炸户部侍郎铁良,1905年9月吴樾谋炸出国五大臣,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一系列著名的暗杀事件。

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于东京,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至第二年秋冬间,党势遍布全国,留日学生亦纷纷回国,投身运动新军的工作。1907年,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凖“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被革命党人视为大敌,汪精卫与冯自由、胡汉民等广东革命党人密谋,于广东都督岑春煊,或水师提督李凖,择其一而炸之,必能在广东政界军界激起重大影响。议决之后,即由冯自由、李纪堂、汪精卫等设秘密机关于香港普庆坊,由刘思复慨然行之,暗杀李凖,可惜没有成功。1909年夏和1910年初,又发生了喻云纪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和23岁的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谋刺筹办海军大臣载洵的事件。

1910年3月,汪精卫、喻云纪、黄复生、陈璧君等人组织暗杀团,谋炸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汪被捕入狱,喻云纪逃亡日本。次年春天,喻又到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并负责试制炸弹,在攻占总督署的战斗中弹尽力竭被俘,英勇牺牲。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甚至连一向反对暗杀的黄兴,也因悲愤交加,“欲躬行暗杀一二满清重臣,以报死友”。 后经孙中山、冯自由等人再三致电劝阻,才放弃亲自从事暗杀的计划,另派人组织暗杀团于广州。

汪精卫对于暗杀,怀有一种真诚的信念,相信这种“直接激烈行动”,可以达到震荡人心,宣传革命的效果。李剑农先生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汪精卫自丁未(注:1907年)以来,便怀一种“短兵突击”的计划,而屡为黄兴、胡汉民等人所反对。宣统己酉元年(注:1909年)的一年间,黄兴、胡汉民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致力于在广州新军中培养革命基础,而汪精卫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

此这一年中,汪、胡之间常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辩论。胡汉民认为:此后,不但“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敌之死命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亦断不可起”,因为,这种零星散碎的行动,成功几率太小,一旦被镇压,反而增长了清廷的威望,使一般国民“愈生迷梦”。汪精卫则认为,清廷“伪立宪”的丑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愈演愈烈,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如此,国人将越来越相信“立宪”,而不相信“革命”,必须有一种“直接激烈行动”,以振革命党人声势。如果说,零星散碎的起义被镇压,足以伤革命党人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

青年汪精卫

在清末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中,走上暗杀之路的青年不知凡几,他们有着共通的思想和精神特质,信仰无政府主义哲学,崇拜荆轲、聂政,相互感发,相互激励,不惜牺牲生命,“以殉名誉”。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它与清末激进革命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暗杀”手段的崇尚。

美国学者德里克曾指出: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 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全部是从事革命运动的学生。他们崇拜无论壮少、无论男女“皆敢怀炸弹袖匕首,劫万圣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的俄国虚无党,相信当一国之国民皆陷于“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必须有人“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否则国民意识难得苏醒。

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1906年在南京被捕的党人孙毓筠,在供词中说:“自吴樾死后,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愈杀愈多。俄国虚无党之风,行将大盛于中国,此亦专制政体所养成者。宪政一日不实行,此事即一日不绝。”又说,其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鲜为人奴隶,万古不复,此目的能达,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悔。”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烈士痛吾国士大夫萎靡疲苶,谓将以此亡国,于是行荆、聂之行以振之。并谓做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必有慕风兴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吴樾访其事于胡瑛,感奋而炸清五大臣于北京前门。清廷之亡,实基于此。”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正是这种激进敢死的时代精神的产物,而汪精卫狱中所做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青年的集体志向。

辛亥时期的汪精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虽然他对于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认识也不深刻,但他与吴稚晖、李石曾、禇民谊等无政府党人私谊深厚,相互激励感召,这在一定程度会影响到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汪精卫无疑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了与自己理想、性情和一贯行为方式相一致的政治手段。

他曾在一封致吴稚晖的信中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而对于中国消除内难、抵御外侮之念,仍时时而有,亦以此非惟不抵触于主义,且为达此主义所必经之阶级耳。”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被释出狱,又参与策划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事件。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精卫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也曾策划过“蒙假面”或“潜伏”,暗杀袁世凯,并在致吴稚晖信中说:“今再为无政府党之行径作一打算如下,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铭此念至今未歇。”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被捕,因此也成了众人追慕的偶像。1911年8月与林冠慈一起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凖的陈敬岳,在行动前所书之绝笔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必拼其一死,效汪君所为。譬将炊米作饭,以饷我最亲爱之同胞,自愿以身为燃料。不幸此身竟殁,而热度亦居然升腾矣。弟寤寐思服,非此不足以振国魂,以张民气。”

“薪”是汪精卫常用的一个自喻。他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说:革命党人,或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薪于火中燃烧,“其光熊熊”,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水火之间受尽煎熬,“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是为革命之“贞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但“合而炊饭”,为“四万万人共飨之”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汪还写过一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汪自称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1911年12月,作为南方议和参赞,参加南北议和。

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也以徐锡麟、汪精卫为榜样,说:“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当汪精卫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

木棉花又叫英雄树,在广东山间普遍栽种,树干高大,春天未长叶时,先开出火红而饱满的花朵,满山遍野,一片血红的世界。汪精卫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歌颂生命的激情和绽放,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烈士情结

在无政府主义信仰和整个时代的风潮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于汪精卫而言,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性格和心灵,容易受到这种“烈士精神”的感召?

在1910年进京谋炸摄政王之前,汪精卫曾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上面有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那一年汪精卫28岁,对于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 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

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

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必定是对理想的生活有着真挚的爱恋,而又对现世的人生感到厌愤的人,他内心深处的爱恨交织,比一般平庸的人更加强烈。越是热爱生命,越是痛感人生苦短,而不顾一切寻求实现生命的意义。

这种对于生命脆弱性和有限性的体验,在汪精卫狱中所做的《述怀》诗中有充分的表露。在诗的开篇,汪精卫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 这是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人的一生如此短暂须臾,悲欢离合又总是侵扰我们的内心,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完成生命的方式,让漂泊的身心得以安定,让内在的激情得到抒发呢?

汪精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是家中的幼子,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得以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然而在13和14岁的两年中,汪分别遭受了丧母与丧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之下,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在诗中说:“嗟余幼孤露,学殖苦硗确。蓼莪怀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坟茔,身欲栖岩壑。忧患来薄人,其势疾如扑。”孤露,是指丧父或丧母,孤单无所荫庇。殖,是生长的意思。学殖,比喻学问的积累增进,如同农夫种植麦苗,日新日益,而“硗确”,则指土地坚硬不肥沃,不适于“学殖”。“蓼莪”,出自《诗经·小雅·蓼莪》,是《诗经》中感叹父母养育恩德,抒发丧失父母之哀伤的名篇,曾被方玉润称为“千古孝思绝作”。

汪精卫借助这些隐喻,表达他幼年虽有进学的心愿,但苦于年少失怙,无人教导的辛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不停地追忆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导劝学的场景。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汪精卫情感中永远的缺憾。而父母的早亡,也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

汪精卫幼年读书习诗,以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为主。晚清的士人,大都佩服陆放翁。梁启超曾写过四首《读陆放翁集》,称赞“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放翁渴望建功立业,为国驱驰,老而不衰的胸襟、志向,正与晚清志士是相同的。汪精卫自幼读放翁诗,不能不受到相当的习染。

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学机会,让二十岁的汪精卫得以离开故土,远赴东洋,受到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的启蒙,并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论战中施展才华,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年轻的内心踌躇满志。可以想见,投身革命事业,怀揣救世理想,将自身的痛苦与民族衰弱、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会给一个孤独而向往生命之荣耀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然而,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难,革命者的力量如此渺小,他们要反对的势力如此庞大,革命的理想可以是光明而高远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斗争,则无法避免各种琐屑凡庸的日常事务,而且并不总是正义和激情的。汪精卫向往电光火石的激情,不能忍受日复一日的凡庸。他以“贞德”和“烈德”来比喻革命者的两种不同人格,称自己“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这正鲜明体现了所谓的“烈士”的心灵。

在所投身的政治理想之外,“烈士”这个概念本身即传达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强烈愿望。正如蒋智由在《挽古今之敢死者》歌中所高唱的:“男儿抱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后日馨香人,当日屠醢子。屠醢时一笑,一笑宁计此!”

屠醢,即杀戮。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1012年-1913年,赴法国留学。汪精卫与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在法国。

汪精卫十分仰慕荆轲,曾在《述怀》诗中感叹:“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悲风萧萧、易水犹寒的景象,让他体会到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萧穆,渴望自己也能在千载之下被人追思怀念,这反映了“烈士精神”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人格状态和生命形态。

“烈士”的内心,往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愤恨,而又深切地感受到形骸之易朽,人生之须臾,因而对灵魂的升脱、精神的不灭,有着至深的渴求。汪在《述怀》诗中说:“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又说“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 于是弃生而慕死,壮烈的死亡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生命意义的最便捷的方式。

这种舍生而求死的心灵状态,不是汪精卫一人、而是清末民初的许多“烈士”所共有的。

曾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而最终“以身投东海”的陈天华,曾在他的《绝命书》中说:“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而死之。” 因谋刺铁良而被杀的烈士王汉在生前说过:“正义千古不灭,肉体决不永存,果以身殉国,躯壳即暂时受苦,灵魂必永久享福”。 因谋炸出洋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生前也曾在《与妻书》中说:

“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日,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轻重以从事乎?……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

晚清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传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危机。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得以生活于其中并以某种思想框架把自我、社会和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那个世界,彻底破碎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苦难、死亡和命运的神秘莫测,应该怎样去面对?生命的意义感、尊严感与荣耀感,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确立?这是促成辛亥时代“烈士精神”流行的深层原因。

而晚清社会、政治风气的颟顸腐朽、虚与委蛇,又使得真性情、真血气、真诚坦白的精神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具有振奋人心的道义力量。在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里,人们信奉这种“真诚”的政治哲学,将真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视为崇高的道德,并深信这种道德感召力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人们相信,这种真诚勇毅的牺牲精神能在一国之人沉酣不醒的年代里,以血铸钟,震荡人心,鼓动革命。

章太炎就非常重视精神的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曾在《检论·小过》篇中,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结为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以至诚的精神感动了天下之人。 熊十力在为居正的《辛亥札记》所做的序言中也说:昔日每遇鄂中旧人,“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因鄂人王汉首拼一死,刺杀满清亲贵,其真诚弘毅高尚之精神,化作天下之气,遂使鄂军全体皆成革命党,人人置生死于度外。此段雄壮之气,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汪精卫在什刹海刺杀摄政王,正体现了这种崇尚真诚和自我牺牲的政治文化,因此获得了时人广泛推崇。在汪精卫行刺之前,蔡元培曾致函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同人所组织之小队,或能发见一惊人之剧。”事败之后,又对吴说:“承示精卫君被拘之讯,深为惊悼!此公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良可敬佩,然未下手而败,则尤可悲也。” 吴稚晖等留法同仁得知汪被捕消息后,特在《新世纪》周刊开辟“悼汪”专号,盛赞汪精卫“不知有功业,唯冀人民福利而已”,其真诚的道德境界远在严复、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之上。张静江甚至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活精卫来,亦所甘心”。

汪精卫的狱中诗作,是清末革命文学的代表,其所抒发的烈士之心灵与精神境界,一经在《邱樊(囚犯)唱和集》中刊布之后,即留传海内,在社会中广为传布,使汪成为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12年4月18,汪精卫经田桐、景耀月和陈家鼎介绍,加入了清末民初最大的革命文人结社组织——南社。汪参加南社的活动不多,地位却很重要,是革命文人加革命党人的象征。胡朴安编《南社从选》,收入汪精卫文四篇,诗三十一首,并特邀汪精卫作序。汪在《南社从选》序言中说:“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

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前排右一)

包天笑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纪实小说《海上蜃楼》第二十回中,描写了南社成员在上海静安寺路愚园雅集、诵读汪精卫诗作的情景,后柳亚子证实,书中的角色,均有其人。其中,“祖书成”,即包天笑自己,“苏玄曼”是苏曼殊,“陈百忍”是陈佩忍,“杨万里”是杨千里,“诸季屏”是朱少屏,“褚长真”是褚真长,“邓问秋”是邓秋枚,“汪填海”就是汪精卫。书中写道:

在座有祖书成、苏玄曼、陈百忍、杨万里、诸季屏、褚长真、邓问秋等诸人。席间,那诸季屏忽然取出一封信来,说这封信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与南社诸子的。这里头还有两首诗咧。大家听得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的诗,都凑上来看,却是《感事》两首七律。那诗道:

强将诗思乱离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寒灯难续残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 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这时大家都凑上去,瞧那汪填海的诗,也有摇首沉吟的,也有高声朗诵的。
褚长真道:“好一个伶俜吟影淡于秋,汪填海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知道他奔走国事,却不知道他于文学上雅有天才。这种句子要是一个钝根人,便埋头苦吟十年,也做不出这个句子咧。”

诸季屏道:“汪填海近来很有牺牲此身以报国之志。只瞧他第一首里面的九死形骸、十年师友一联,和第二首里的鹃魂马革一联,便意在言外了。听得他从小本来对了一头亲事,后来因为执定要牺牲此身以报国家,把这头亲事退了。因恐有了家室之累,反多牵挂。但他却是一个多情人。读他的诗,便知道他的为人了。只不知所谓珠江难觅一双鱼里面,有没有人呼之欲出。”

祖书成道:“听说汪填海年纪还很轻,正是个英俊少年,怎么是个激烈家?牺牲无不可惜。”
诸季屏道:“人各有志,奚能相强。”……陈百忍低低的道:“你不知道汪填海已入了党中实行部。所以他把已聘的这位未婚夫人退了。他说干干净净一死而已,无以家室为累。所以你瞧他的诗中如‘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之句,与‘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之句,都是很明显的了。

汪精卫真诚的牺牲精神,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民初革命党人推选总统时,章太炎甚至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然而,这种得自于道德和“风烈”的政治声望,并不能证明或赋予汪精卫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前,汪精卫往往缺乏前思后想、妥善周全的能力,而常常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

在汪精卫致吴稚晖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在面对袁世凯专权和日本侵略问题时,汪精卫动辄即说:“果不幸而破裂,则从容东向自刭,即可了事”,“除了以身为殉之外,了无办法”,“弟之办法至为简单——为日军所杀,与为袁政府所杀,两无所扞”这一类的话。

这些私人信件,表达的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说明汪精卫虽然不乏流血牺牲的意志,却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这种踔厉敢死的烈士精神在辛亥时代的政治风气之下,过快赋予了年轻的汪精卫过高的荣誉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认识,以为敢于自我牺牲便是政治中最高的道德。

汪精卫这种性格特点和他早年对政治的认识,对他今后一生的政治选择和最终的命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功成身退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被特赦出狱,重返政治舞台。他凭借《民报》时期与暗杀行动中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议和南北,受到双方倚重,被革命派公举为“广东都督”,又被袁世凯聘请为“高等顾问”。1912年12月,章太炎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他在与王揖唐谈论民国功臣授勋问题时说:“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武)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祺瑞)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同盟会1912年1月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时,甚至有举汪精卫为总理的提议。

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表现出颇为自省的态度,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予以了坚决推辞。 1912年2月,汪精卫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德会会员有四种,所守戒约,分“当然进德”、“自然进德”两种,“自然进德”又分甲部(四条),乙部(六条)、丙部(八条),故丙部又名“八不会”,汪精卫是丙部会员。随后,汪又与蔡元培、唐绍仪、李石曾等人,在东海舟次发起“六不会”、“社会改良会”。“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而来的。

蔡元培曾在他的《自写年谱》中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进一步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作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教仁)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 由此也可知汪精卫在民初对于政治的拒斥态度。

后排左一为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左二为汪精卫

汪精卫坚决表示“不做官吏”的姿态,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称赞。1913年6月,汪精卫、蔡元培因“宋(教仁)案”回国调停,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茶话会欢迎,部长居正致开会词说:汪、蔡两先生,“夙为民党健者,革命功成,远游欧美,志尚高远,品行清洁,人所钦佩。” 上海《公论》杂志甚至说,创建民国之“革命伟人”,“要皆各有所偏,毁誉参半,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

这种赞誉,反映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崇尚道德、鄙视权力的政坛风气。这种风气与晚清士大夫是一脉相承的。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之“新小说”篇中曾论到:“清末士大夫,有—普遍的觉悟,即国家民族所以衰败,乃官僚主义有以致之。因此,描画官场的黑暗面,作正面的抨击的,成为启蒙期的共同题材。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章回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乃至葛啸侬的《宦海风波》、八宝王郎的《冷眼观》、张锡宝的《祷杌萃编》,都是风格相同的。”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序文里说:“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这些小说在清末广为流传,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官场黑暗荒淫的共识。

革命党人孙毓筠在被捕后的供词中说:“不肖之志,惟在救国,不论用何手段,但能有利于国,虽艰难险阻,亦所不辞。但数十年来目击官场情形,腐败不堪,虽有绝大本领,一入其中,即棘地荆天,无所措手。” 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同盟会会员林时塽,在参加起义前夕,曾对同志说:“待民国既建,神州既复,彼时不患无英雄学者,为国宣力。我等当弃官远遁,结茅西湖之畔,领略风光,诗酒谈笑于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风之夜,岂不快哉。”

这些都表现出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以跻身官场为耻,以功成身退为荣的政治风气。他们认为,革命的意义在“排满”等直接政治目的之外,还在于对腐恶官场的抵抗和对旧式官僚政治的拒绝。清高自守,发扬“道德”,既是革命党人一种基本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被看成了“革命”的象征。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排除了满清权贵的统治,但整个汉人官僚社会的积弊并未动摇。新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和得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就痛切的说,革命的目的本在除去一切贪官污吏和盗贼乞丐,然而革命后的社会,不但依旧受官僚侵蚀,还产生了一种“不驴、不马、不盗、不丐”的政客阶级,其结果不过在晚清末年的奔竞豪侈之上,又加了东京留学生会馆放纵暴乱的状态。

这种颓敝风俗与腐朽政治不设法挽救,任何制度层面的良好设计,都无从运转。于是,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思想文化教育,以学术纲正风俗人心,力矫凉薄之气,培养新的社会力量,打造新的政治势力,这就成为很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是汪精卫加入“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而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教育救国的主要原因。

在清高自守的政治风气习染之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也促使汪精卫做出退出政治的选择。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包含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运动中的很多一般性原理,它反对从国家到家庭的一切强制性权威,包括附着在这些权威之上的礼法、宗教、军队、官僚和法律。它崇尚意志自由和个体解放,认为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组织和自愿联合,才是构成共同体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曾有学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向往一个有秩序而无国家的社会,其中,个人的自由能畅其极,物质的利益能得合理公平的分配,各种公共与共同的事物与工作皆在自愿同意的原则下进行。”

因此,无政府主义所推崇的革命,必然会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并将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和养成“公德心”为目标的“教育”,视为更根本的革命手段。用褚民谊的话说:“昔以刀兵流血成渠而为革命也,今日仅以言论书报而成革命。盖人人知公理,举凡世间一切不合公理者,抗拒而不肯为也。”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所谓革命,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或止。”

汪精卫在民国成立后,毅然宣布“不做官吏”,并辞去一切职务,赴法留学,倡导教育救国,这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政治”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远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争权夺利层面的政治是达不到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目标的。

汪精卫等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寄望于依靠新的思想文化,打造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以淘汰旧式官僚,力矫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积弊。而这也是民初许多革命党人的共识。了解汪精卫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深入理解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汪的行为与时代风气之间的张力。

本文为近现代史学者李志毓关于汪精卫的专著《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其中一章,原题为《死生:“烈士”成名》。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人物|从容做楚囚:汪精卫的“烈士”生涯

最新更新时间:06/29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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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引头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烈士生涯

1910年,汪精卫暗杀摄政王事败,但其事迹令时人感佩不已。在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前,汪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而常常表现出一死了之的决心。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他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不同时期的汪精卫

汪精卫在民国政治舞台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源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 这次暗杀虽未获成功,但这种自杀式行动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为汪精卫赢得了崇高荣誉,令闻之者壮怀激烈,感慕不已。

汪精卫被捕后,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供认不讳,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言“供词”和十数首感怀杂诗,这些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诗作,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一经传出,即广为传诵,为革命的流血牺牲涂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也使汪成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汪精卫的成名,反映出清朝末年汉人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忧愤敢死的时代风气。在那个时代里,像他这样,怀抱激烈排满思想,推崇暗杀手段的青年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吴樾因此称之为“暗杀时代”。这是诞生汪精卫烈士精神与行动的历史环境。

暗杀时代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满江红》
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被捕后的供词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早年生活、成长的时代,恰逢清季衰末乱世,国家板荡,社会纷乱,满汉相仇,人心激越。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牺牲惨剧,而革命排满之风,由此开启。1903年,清廷先后制造“苏报案”、“沈荩案”。前者导致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后者更以野蛮杖毙手段,诛杀爱国书生,而使中外舆论哗然,全国士人热血沸腾。反满排满之风从此愈益激昂。

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次年夏天,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也踏上了革命排满之路。当时,革命党人反清起义屡起屡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人心激愤,无可发泄,暗杀之风日益兴盛。自从湖北志士王汉刺杀铁良未遂,愤然自杀之后,天下志士感慕而追随,前赴后继投身暗杀行动。早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之前,已有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1904年杨毓麟、苏鹏等横滨暗杀团成员谋炸清廷宫苑,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易本羲谋炸户部侍郎铁良,1905年9月吴樾谋炸出国五大臣,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一系列著名的暗杀事件。

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于东京,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至第二年秋冬间,党势遍布全国,留日学生亦纷纷回国,投身运动新军的工作。1907年,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凖“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被革命党人视为大敌,汪精卫与冯自由、胡汉民等广东革命党人密谋,于广东都督岑春煊,或水师提督李凖,择其一而炸之,必能在广东政界军界激起重大影响。议决之后,即由冯自由、李纪堂、汪精卫等设秘密机关于香港普庆坊,由刘思复慨然行之,暗杀李凖,可惜没有成功。1909年夏和1910年初,又发生了喻云纪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和23岁的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谋刺筹办海军大臣载洵的事件。

1910年3月,汪精卫、喻云纪、黄复生、陈璧君等人组织暗杀团,谋炸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汪被捕入狱,喻云纪逃亡日本。次年春天,喻又到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并负责试制炸弹,在攻占总督署的战斗中弹尽力竭被俘,英勇牺牲。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甚至连一向反对暗杀的黄兴,也因悲愤交加,“欲躬行暗杀一二满清重臣,以报死友”。 后经孙中山、冯自由等人再三致电劝阻,才放弃亲自从事暗杀的计划,另派人组织暗杀团于广州。

汪精卫对于暗杀,怀有一种真诚的信念,相信这种“直接激烈行动”,可以达到震荡人心,宣传革命的效果。李剑农先生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汪精卫自丁未(注:1907年)以来,便怀一种“短兵突击”的计划,而屡为黄兴、胡汉民等人所反对。宣统己酉元年(注:1909年)的一年间,黄兴、胡汉民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致力于在广州新军中培养革命基础,而汪精卫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

此这一年中,汪、胡之间常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辩论。胡汉民认为:此后,不但“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敌之死命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亦断不可起”,因为,这种零星散碎的行动,成功几率太小,一旦被镇压,反而增长了清廷的威望,使一般国民“愈生迷梦”。汪精卫则认为,清廷“伪立宪”的丑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愈演愈烈,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如此,国人将越来越相信“立宪”,而不相信“革命”,必须有一种“直接激烈行动”,以振革命党人声势。如果说,零星散碎的起义被镇压,足以伤革命党人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

青年汪精卫

在清末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中,走上暗杀之路的青年不知凡几,他们有着共通的思想和精神特质,信仰无政府主义哲学,崇拜荆轲、聂政,相互感发,相互激励,不惜牺牲生命,“以殉名誉”。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它与清末激进革命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暗杀”手段的崇尚。

美国学者德里克曾指出: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 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全部是从事革命运动的学生。他们崇拜无论壮少、无论男女“皆敢怀炸弹袖匕首,劫万圣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的俄国虚无党,相信当一国之国民皆陷于“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必须有人“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否则国民意识难得苏醒。

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1906年在南京被捕的党人孙毓筠,在供词中说:“自吴樾死后,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愈杀愈多。俄国虚无党之风,行将大盛于中国,此亦专制政体所养成者。宪政一日不实行,此事即一日不绝。”又说,其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鲜为人奴隶,万古不复,此目的能达,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悔。”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烈士痛吾国士大夫萎靡疲苶,谓将以此亡国,于是行荆、聂之行以振之。并谓做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必有慕风兴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吴樾访其事于胡瑛,感奋而炸清五大臣于北京前门。清廷之亡,实基于此。”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正是这种激进敢死的时代精神的产物,而汪精卫狱中所做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青年的集体志向。

辛亥时期的汪精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虽然他对于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认识也不深刻,但他与吴稚晖、李石曾、禇民谊等无政府党人私谊深厚,相互激励感召,这在一定程度会影响到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汪精卫无疑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了与自己理想、性情和一贯行为方式相一致的政治手段。

他曾在一封致吴稚晖的信中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而对于中国消除内难、抵御外侮之念,仍时时而有,亦以此非惟不抵触于主义,且为达此主义所必经之阶级耳。”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被释出狱,又参与策划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事件。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精卫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也曾策划过“蒙假面”或“潜伏”,暗杀袁世凯,并在致吴稚晖信中说:“今再为无政府党之行径作一打算如下,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铭此念至今未歇。”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被捕,因此也成了众人追慕的偶像。1911年8月与林冠慈一起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凖的陈敬岳,在行动前所书之绝笔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必拼其一死,效汪君所为。譬将炊米作饭,以饷我最亲爱之同胞,自愿以身为燃料。不幸此身竟殁,而热度亦居然升腾矣。弟寤寐思服,非此不足以振国魂,以张民气。”

“薪”是汪精卫常用的一个自喻。他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说:革命党人,或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薪于火中燃烧,“其光熊熊”,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水火之间受尽煎熬,“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是为革命之“贞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但“合而炊饭”,为“四万万人共飨之”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汪还写过一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汪自称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

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1911年12月,作为南方议和参赞,参加南北议和。

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也以徐锡麟、汪精卫为榜样,说:“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当汪精卫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

木棉花又叫英雄树,在广东山间普遍栽种,树干高大,春天未长叶时,先开出火红而饱满的花朵,满山遍野,一片血红的世界。汪精卫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歌颂生命的激情和绽放,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烈士情结

在无政府主义信仰和整个时代的风潮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于汪精卫而言,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性格和心灵,容易受到这种“烈士精神”的感召?

在1910年进京谋炸摄政王之前,汪精卫曾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上面有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那一年汪精卫28岁,对于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 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

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

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必定是对理想的生活有着真挚的爱恋,而又对现世的人生感到厌愤的人,他内心深处的爱恨交织,比一般平庸的人更加强烈。越是热爱生命,越是痛感人生苦短,而不顾一切寻求实现生命的意义。

这种对于生命脆弱性和有限性的体验,在汪精卫狱中所做的《述怀》诗中有充分的表露。在诗的开篇,汪精卫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 这是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人的一生如此短暂须臾,悲欢离合又总是侵扰我们的内心,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完成生命的方式,让漂泊的身心得以安定,让内在的激情得到抒发呢?

汪精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是家中的幼子,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得以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然而在13和14岁的两年中,汪分别遭受了丧母与丧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之下,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在诗中说:“嗟余幼孤露,学殖苦硗确。蓼莪怀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坟茔,身欲栖岩壑。忧患来薄人,其势疾如扑。”孤露,是指丧父或丧母,孤单无所荫庇。殖,是生长的意思。学殖,比喻学问的积累增进,如同农夫种植麦苗,日新日益,而“硗确”,则指土地坚硬不肥沃,不适于“学殖”。“蓼莪”,出自《诗经·小雅·蓼莪》,是《诗经》中感叹父母养育恩德,抒发丧失父母之哀伤的名篇,曾被方玉润称为“千古孝思绝作”。

汪精卫借助这些隐喻,表达他幼年虽有进学的心愿,但苦于年少失怙,无人教导的辛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不停地追忆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导劝学的场景。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汪精卫情感中永远的缺憾。而父母的早亡,也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

汪精卫幼年读书习诗,以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为主。晚清的士人,大都佩服陆放翁。梁启超曾写过四首《读陆放翁集》,称赞“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放翁渴望建功立业,为国驱驰,老而不衰的胸襟、志向,正与晚清志士是相同的。汪精卫自幼读放翁诗,不能不受到相当的习染。

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学机会,让二十岁的汪精卫得以离开故土,远赴东洋,受到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的启蒙,并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论战中施展才华,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年轻的内心踌躇满志。可以想见,投身革命事业,怀揣救世理想,将自身的痛苦与民族衰弱、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会给一个孤独而向往生命之荣耀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然而,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难,革命者的力量如此渺小,他们要反对的势力如此庞大,革命的理想可以是光明而高远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斗争,则无法避免各种琐屑凡庸的日常事务,而且并不总是正义和激情的。汪精卫向往电光火石的激情,不能忍受日复一日的凡庸。他以“贞德”和“烈德”来比喻革命者的两种不同人格,称自己“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这正鲜明体现了所谓的“烈士”的心灵。

在所投身的政治理想之外,“烈士”这个概念本身即传达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强烈愿望。正如蒋智由在《挽古今之敢死者》歌中所高唱的:“男儿抱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后日馨香人,当日屠醢子。屠醢时一笑,一笑宁计此!”

屠醢,即杀戮。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1012年-1913年,赴法国留学。汪精卫与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在法国。

汪精卫十分仰慕荆轲,曾在《述怀》诗中感叹:“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悲风萧萧、易水犹寒的景象,让他体会到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萧穆,渴望自己也能在千载之下被人追思怀念,这反映了“烈士精神”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人格状态和生命形态。

“烈士”的内心,往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愤恨,而又深切地感受到形骸之易朽,人生之须臾,因而对灵魂的升脱、精神的不灭,有着至深的渴求。汪在《述怀》诗中说:“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又说“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 于是弃生而慕死,壮烈的死亡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生命意义的最便捷的方式。

这种舍生而求死的心灵状态,不是汪精卫一人、而是清末民初的许多“烈士”所共有的。

曾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而最终“以身投东海”的陈天华,曾在他的《绝命书》中说:“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而死之。” 因谋刺铁良而被杀的烈士王汉在生前说过:“正义千古不灭,肉体决不永存,果以身殉国,躯壳即暂时受苦,灵魂必永久享福”。 因谋炸出洋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生前也曾在《与妻书》中说:

“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日,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轻重以从事乎?……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

晚清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传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危机。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得以生活于其中并以某种思想框架把自我、社会和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那个世界,彻底破碎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苦难、死亡和命运的神秘莫测,应该怎样去面对?生命的意义感、尊严感与荣耀感,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确立?这是促成辛亥时代“烈士精神”流行的深层原因。

而晚清社会、政治风气的颟顸腐朽、虚与委蛇,又使得真性情、真血气、真诚坦白的精神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具有振奋人心的道义力量。在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里,人们信奉这种“真诚”的政治哲学,将真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视为崇高的道德,并深信这种道德感召力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人们相信,这种真诚勇毅的牺牲精神能在一国之人沉酣不醒的年代里,以血铸钟,震荡人心,鼓动革命。

章太炎就非常重视精神的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曾在《检论·小过》篇中,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结为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以至诚的精神感动了天下之人。 熊十力在为居正的《辛亥札记》所做的序言中也说:昔日每遇鄂中旧人,“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因鄂人王汉首拼一死,刺杀满清亲贵,其真诚弘毅高尚之精神,化作天下之气,遂使鄂军全体皆成革命党,人人置生死于度外。此段雄壮之气,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汪精卫在什刹海刺杀摄政王,正体现了这种崇尚真诚和自我牺牲的政治文化,因此获得了时人广泛推崇。在汪精卫行刺之前,蔡元培曾致函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同人所组织之小队,或能发见一惊人之剧。”事败之后,又对吴说:“承示精卫君被拘之讯,深为惊悼!此公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良可敬佩,然未下手而败,则尤可悲也。” 吴稚晖等留法同仁得知汪被捕消息后,特在《新世纪》周刊开辟“悼汪”专号,盛赞汪精卫“不知有功业,唯冀人民福利而已”,其真诚的道德境界远在严复、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之上。张静江甚至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活精卫来,亦所甘心”。

汪精卫的狱中诗作,是清末革命文学的代表,其所抒发的烈士之心灵与精神境界,一经在《邱樊(囚犯)唱和集》中刊布之后,即留传海内,在社会中广为传布,使汪成为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12年4月18,汪精卫经田桐、景耀月和陈家鼎介绍,加入了清末民初最大的革命文人结社组织——南社。汪参加南社的活动不多,地位却很重要,是革命文人加革命党人的象征。胡朴安编《南社从选》,收入汪精卫文四篇,诗三十一首,并特邀汪精卫作序。汪在《南社从选》序言中说:“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

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前排右一)

包天笑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纪实小说《海上蜃楼》第二十回中,描写了南社成员在上海静安寺路愚园雅集、诵读汪精卫诗作的情景,后柳亚子证实,书中的角色,均有其人。其中,“祖书成”,即包天笑自己,“苏玄曼”是苏曼殊,“陈百忍”是陈佩忍,“杨万里”是杨千里,“诸季屏”是朱少屏,“褚长真”是褚真长,“邓问秋”是邓秋枚,“汪填海”就是汪精卫。书中写道:

在座有祖书成、苏玄曼、陈百忍、杨万里、诸季屏、褚长真、邓问秋等诸人。席间,那诸季屏忽然取出一封信来,说这封信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与南社诸子的。这里头还有两首诗咧。大家听得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的诗,都凑上来看,却是《感事》两首七律。那诗道:

强将诗思乱离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寒灯难续残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 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这时大家都凑上去,瞧那汪填海的诗,也有摇首沉吟的,也有高声朗诵的。
褚长真道:“好一个伶俜吟影淡于秋,汪填海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知道他奔走国事,却不知道他于文学上雅有天才。这种句子要是一个钝根人,便埋头苦吟十年,也做不出这个句子咧。”

诸季屏道:“汪填海近来很有牺牲此身以报国之志。只瞧他第一首里面的九死形骸、十年师友一联,和第二首里的鹃魂马革一联,便意在言外了。听得他从小本来对了一头亲事,后来因为执定要牺牲此身以报国家,把这头亲事退了。因恐有了家室之累,反多牵挂。但他却是一个多情人。读他的诗,便知道他的为人了。只不知所谓珠江难觅一双鱼里面,有没有人呼之欲出。”

祖书成道:“听说汪填海年纪还很轻,正是个英俊少年,怎么是个激烈家?牺牲无不可惜。”
诸季屏道:“人各有志,奚能相强。”……陈百忍低低的道:“你不知道汪填海已入了党中实行部。所以他把已聘的这位未婚夫人退了。他说干干净净一死而已,无以家室为累。所以你瞧他的诗中如‘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之句,与‘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之句,都是很明显的了。

汪精卫真诚的牺牲精神,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民初革命党人推选总统时,章太炎甚至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然而,这种得自于道德和“风烈”的政治声望,并不能证明或赋予汪精卫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前,汪精卫往往缺乏前思后想、妥善周全的能力,而常常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

在汪精卫致吴稚晖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在面对袁世凯专权和日本侵略问题时,汪精卫动辄即说:“果不幸而破裂,则从容东向自刭,即可了事”,“除了以身为殉之外,了无办法”,“弟之办法至为简单——为日军所杀,与为袁政府所杀,两无所扞”这一类的话。

这些私人信件,表达的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说明汪精卫虽然不乏流血牺牲的意志,却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这种踔厉敢死的烈士精神在辛亥时代的政治风气之下,过快赋予了年轻的汪精卫过高的荣誉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认识,以为敢于自我牺牲便是政治中最高的道德。

汪精卫这种性格特点和他早年对政治的认识,对他今后一生的政治选择和最终的命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功成身退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被特赦出狱,重返政治舞台。他凭借《民报》时期与暗杀行动中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议和南北,受到双方倚重,被革命派公举为“广东都督”,又被袁世凯聘请为“高等顾问”。1912年12月,章太炎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他在与王揖唐谈论民国功臣授勋问题时说:“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武)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祺瑞)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同盟会1912年1月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时,甚至有举汪精卫为总理的提议。

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表现出颇为自省的态度,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予以了坚决推辞。 1912年2月,汪精卫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德会会员有四种,所守戒约,分“当然进德”、“自然进德”两种,“自然进德”又分甲部(四条),乙部(六条)、丙部(八条),故丙部又名“八不会”,汪精卫是丙部会员。随后,汪又与蔡元培、唐绍仪、李石曾等人,在东海舟次发起“六不会”、“社会改良会”。“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而来的。

蔡元培曾在他的《自写年谱》中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进一步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作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教仁)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 由此也可知汪精卫在民初对于政治的拒斥态度。

后排左一为汪精卫夫人陈璧君,左二为汪精卫

汪精卫坚决表示“不做官吏”的姿态,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称赞。1913年6月,汪精卫、蔡元培因“宋(教仁)案”回国调停,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茶话会欢迎,部长居正致开会词说:汪、蔡两先生,“夙为民党健者,革命功成,远游欧美,志尚高远,品行清洁,人所钦佩。” 上海《公论》杂志甚至说,创建民国之“革命伟人”,“要皆各有所偏,毁誉参半,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

这种赞誉,反映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崇尚道德、鄙视权力的政坛风气。这种风气与晚清士大夫是一脉相承的。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之“新小说”篇中曾论到:“清末士大夫,有—普遍的觉悟,即国家民族所以衰败,乃官僚主义有以致之。因此,描画官场的黑暗面,作正面的抨击的,成为启蒙期的共同题材。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章回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乃至葛啸侬的《宦海风波》、八宝王郎的《冷眼观》、张锡宝的《祷杌萃编》,都是风格相同的。”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序文里说:“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这些小说在清末广为流传,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官场黑暗荒淫的共识。

革命党人孙毓筠在被捕后的供词中说:“不肖之志,惟在救国,不论用何手段,但能有利于国,虽艰难险阻,亦所不辞。但数十年来目击官场情形,腐败不堪,虽有绝大本领,一入其中,即棘地荆天,无所措手。” 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同盟会会员林时塽,在参加起义前夕,曾对同志说:“待民国既建,神州既复,彼时不患无英雄学者,为国宣力。我等当弃官远遁,结茅西湖之畔,领略风光,诗酒谈笑于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风之夜,岂不快哉。”

这些都表现出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以跻身官场为耻,以功成身退为荣的政治风气。他们认为,革命的意义在“排满”等直接政治目的之外,还在于对腐恶官场的抵抗和对旧式官僚政治的拒绝。清高自守,发扬“道德”,既是革命党人一种基本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被看成了“革命”的象征。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排除了满清权贵的统治,但整个汉人官僚社会的积弊并未动摇。新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和得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就痛切的说,革命的目的本在除去一切贪官污吏和盗贼乞丐,然而革命后的社会,不但依旧受官僚侵蚀,还产生了一种“不驴、不马、不盗、不丐”的政客阶级,其结果不过在晚清末年的奔竞豪侈之上,又加了东京留学生会馆放纵暴乱的状态。

这种颓敝风俗与腐朽政治不设法挽救,任何制度层面的良好设计,都无从运转。于是,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思想文化教育,以学术纲正风俗人心,力矫凉薄之气,培养新的社会力量,打造新的政治势力,这就成为很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是汪精卫加入“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而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教育救国的主要原因。

在清高自守的政治风气习染之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也促使汪精卫做出退出政治的选择。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包含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运动中的很多一般性原理,它反对从国家到家庭的一切强制性权威,包括附着在这些权威之上的礼法、宗教、军队、官僚和法律。它崇尚意志自由和个体解放,认为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组织和自愿联合,才是构成共同体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曾有学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向往一个有秩序而无国家的社会,其中,个人的自由能畅其极,物质的利益能得合理公平的分配,各种公共与共同的事物与工作皆在自愿同意的原则下进行。”

因此,无政府主义所推崇的革命,必然会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并将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和养成“公德心”为目标的“教育”,视为更根本的革命手段。用褚民谊的话说:“昔以刀兵流血成渠而为革命也,今日仅以言论书报而成革命。盖人人知公理,举凡世间一切不合公理者,抗拒而不肯为也。”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所谓革命,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或止。”

汪精卫在民国成立后,毅然宣布“不做官吏”,并辞去一切职务,赴法留学,倡导教育救国,这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政治”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远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争权夺利层面的政治是达不到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目标的。

汪精卫等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寄望于依靠新的思想文化,打造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以淘汰旧式官僚,力矫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积弊。而这也是民初许多革命党人的共识。了解汪精卫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深入理解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汪的行为与时代风气之间的张力。

本文为近现代史学者李志毓关于汪精卫的专著《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其中一章,原题为《死生:“烈士”成名》。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原标题:人物|从容做楚囚:汪精卫的“烈士”生涯

最新更新时间:06/29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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