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民国政治舞台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源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 这次暗杀虽未获成功，但这种自杀式行动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为汪精卫赢得了崇高荣誉，令闻之者壮怀激烈，感慕不已。

汪精卫被捕后，对自己的暗杀行动供认不讳，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言“供词”和十数首感怀杂诗，这些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诗作，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一经传出，即广为传诵，为革命的流血牺牲涂上了一层绚丽的光彩，也使汪成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汪精卫的成名，反映出清朝末年汉人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忧愤敢死的时代风气。在那个时代里，像他这样，怀抱激烈排满思想，推崇暗杀手段的青年知识分子，不胜枚举，吴樾因此称之为“暗杀时代”。这是诞生汪精卫烈士精神与行动的历史环境。

暗杀时代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满江红》
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

——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被捕后的供词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1883年5月4日生于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早年生活、成长的时代，恰逢清季衰末乱世，国家板荡，社会纷乱，满汉相仇，人心激越。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发动“乙未广州起义”，牺牲惨剧，而革命排满之风，由此开启。1903年，清廷先后制造“苏报案”、“沈荩案”。前者导致著名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后者更以野蛮杖毙手段，诛杀爱国书生，而使中外舆论哗然，全国士人热血沸腾。反满排满之风从此愈益激昂。

1904年，汪精卫赴日留学，次年夏天，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也踏上了革命排满之路。当时，革命党人反清起义屡起屡败，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人心激愤，无可发泄，暗杀之风日益兴盛。自从湖北志士王汉刺杀铁良未遂，愤然自杀之后，天下志士感慕而追随，前赴后继投身暗杀行动。早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之前，已有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1904年杨毓麟、苏鹏等横滨暗杀团成员谋炸清廷宫苑，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易本羲谋炸户部侍郎铁良，1905年9月吴樾谋炸出国五大臣，1906年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等一系列著名的暗杀事件。

1905年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于东京，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至第二年秋冬间，党势遍布全国，留日学生亦纷纷回国，投身运动新军的工作。1907年，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凖“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被革命党人视为大敌，汪精卫与冯自由、胡汉民等广东革命党人密谋，于广东都督岑春煊，或水师提督李凖，择其一而炸之，必能在广东政界军界激起重大影响。议决之后，即由冯自由、李纪堂、汪精卫等设秘密机关于香港普庆坊，由刘思复慨然行之，暗杀李凖，可惜没有成功。1909年夏和1910年初，又发生了喻云纪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和23岁的安庆革命军总司令熊成基谋刺筹办海军大臣载洵的事件。

1910年3月，汪精卫、喻云纪、黄复生、陈璧君等人组织暗杀团，谋炸清摄政王载沣。失败后，汪被捕入狱，喻云纪逃亡日本。次年春天，喻又到香港筹备广州起义，并负责试制炸弹，在攻占总督署的战斗中弹尽力竭被俘，英勇牺牲。

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甚至连一向反对暗杀的黄兴，也因悲愤交加，“欲躬行暗杀一二满清重臣，以报死友”。 后经孙中山、冯自由等人再三致电劝阻，才放弃亲自从事暗杀的计划，另派人组织暗杀团于广州。

汪精卫对于暗杀，怀有一种真诚的信念，相信这种“直接激烈行动”，可以达到震荡人心，宣传革命的效果。李剑农先生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汪精卫自丁未（注：1907年）以来，便怀一种“短兵突击”的计划，而屡为黄兴、胡汉民等人所反对。宣统己酉元年（注：1909年）的一年间，黄兴、胡汉民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致力于在广州新军中培养革命基础，而汪精卫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

此这一年中，汪、胡之间常通过书信往来进行辩论。胡汉民认为：此后，不但“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敌之死命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亦断不可起”，因为，这种零星散碎的行动，成功几率太小，一旦被镇压，反而增长了清廷的威望，使一般国民“愈生迷梦”。汪精卫则认为，清廷“伪立宪”的丑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愈演愈烈，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如此，国人将越来越相信“立宪”，而不相信“革命”，必须有一种“直接激烈行动”，以振革命党人声势。如果说，零星散碎的起义被镇压，足以伤革命党人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

在清末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中，走上暗杀之路的青年不知凡几，他们有着共通的思想和精神特质，信仰无政府主义哲学，崇拜荆轲、聂政，相互感发，相互激励，不惜牺牲生命，“以殉名誉”。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它与清末激进革命运动的结合以及对“暗杀”手段的崇尚。

美国学者德里克曾指出：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 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全部是从事革命运动的学生。他们崇拜无论壮少、无论男女“皆敢怀炸弹袖匕首，劫万圣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的俄国虚无党，相信当一国之国民皆陷于“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必须有人“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否则国民意识难得苏醒。

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1906年在南京被捕的党人孙毓筠，在供词中说：“自吴樾死后，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愈杀愈多。俄国虚无党之风，行将大盛于中国，此亦专制政体所养成者。宪政一日不实行，此事即一日不绝。”又说，其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鲜为人奴隶，万古不复，此目的能达，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悔。”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烈士痛吾国士大夫萎靡疲苶，谓将以此亡国，于是行荆、聂之行以振之。并谓做事不必计成败，成固善，不成以死继之，必有慕风兴起而竟其志者。烈士死，果有吴樾访其事于胡瑛，感奋而炸清五大臣于北京前门。清廷之亡，实基于此。”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正是这种激进敢死的时代精神的产物，而汪精卫狱中所做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和青年的集体志向。

辛亥时期的汪精卫，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虽然他对于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研究，认识也不深刻，但他与吴稚晖、李石曾、禇民谊等无政府党人私谊深厚，相互激励感召，这在一定程度会影响到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汪精卫无疑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了与自己理想、性情和一贯行为方式相一致的政治手段。

他曾在一封致吴稚晖的信中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而对于中国消除内难、抵御外侮之念，仍时时而有，亦以此非惟不抵触于主义，且为达此主义所必经之阶级耳。”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被释出狱，又参与策划了彭家珍暗杀良弼的事件。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精卫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也曾策划过“蒙假面”或“潜伏”，暗杀袁世凯，并在致吴稚晖信中说：“今再为无政府党之行径作一打算如下，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铭此念至今未歇。”

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被捕，因此也成了众人追慕的偶像。1911年8月与林冠慈一起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凖的陈敬岳，在行动前所书之绝笔信中写道：“无论如何，必拼其一死，效汪君所为。譬将炊米作饭，以饷我最亲爱之同胞，自愿以身为燃料。不幸此身竟殁，而热度亦居然升腾矣。弟寤寐思服，非此不足以振国魂，以张民气。”

“薪”是汪精卫常用的一个自喻。他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说：革命党人，或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薪于火中燃烧，“其光熊熊”，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水火之间受尽煎熬，“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是为革命之“贞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但“合而炊饭”，为“四万万人共飨之”的目标，却是一样的。

汪还写过一首《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汪自称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

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也以徐锡麟、汪精卫为榜样，说：“自从徐、汪二君事失败后，继起无人。弟思欲步二君后尘，……弟心已决，死之日即生之年，从此永别矣！” 当汪精卫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

木棉花又叫英雄树，在广东山间普遍栽种，树干高大，春天未长叶时，先开出火红而饱满的花朵，满山遍野，一片血红的世界。汪精卫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歌颂生命的激情和绽放，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烈士情结

在无政府主义信仰和整个时代的风潮之外，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于汪精卫而言，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样的性格和心灵，容易受到这种“烈士精神”的感召？

在1910年进京谋炸摄政王之前，汪精卫曾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上面有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那一年汪精卫28岁，对于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 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

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

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必定是对理想的生活有着真挚的爱恋，而又对现世的人生感到厌愤的人，他内心深处的爱恨交织，比一般平庸的人更加强烈。越是热爱生命，越是痛感人生苦短，而不顾一切寻求实现生命的意义。

这种对于生命脆弱性和有限性的体验，在汪精卫狱中所做的《述怀》诗中有充分的表露。在诗的开篇，汪精卫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讬？” 这是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人的一生如此短暂须臾，悲欢离合又总是侵扰我们的内心，怎样才能找到一种完成生命的方式，让漂泊的身心得以安定，让内在的激情得到抒发呢？

汪精卫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是家中的幼子，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得以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然而在13和14岁的两年中，汪分别遭受了丧母与丧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之下，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在诗中说：“嗟余幼孤露，学殖苦硗确。蓼莪怀辛酸，菜根甘澹泊。心欲依坟茔，身欲栖岩壑。忧患来薄人，其势疾如扑。”孤露，是指丧父或丧母，孤单无所荫庇。殖，是生长的意思。学殖，比喻学问的积累增进，如同农夫种植麦苗，日新日益，而“硗确”，则指土地坚硬不肥沃，不适于“学殖”。“蓼莪”，出自《诗经·小雅·蓼莪》，是《诗经》中感叹父母养育恩德，抒发丧失父母之哀伤的名篇，曾被方玉润称为“千古孝思绝作”。

汪精卫借助这些隐喻，表达他幼年虽有进学的心愿，但苦于年少失怙，无人教导的辛酸。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不停地追忆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导劝学的场景。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汪精卫情感中永远的缺憾。而父母的早亡，也在他少年敏感的心灵中，埋下了孤苦和死亡的阴影，使他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

汪精卫幼年读书习诗，以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为主。晚清的士人，大都佩服陆放翁。梁启超曾写过四首《读陆放翁集》，称赞“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放翁渴望建功立业，为国驱驰，老而不衰的胸襟、志向，正与晚清志士是相同的。汪精卫自幼读放翁诗，不能不受到相当的习染。

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学机会，让二十岁的汪精卫得以离开故土，远赴东洋，受到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的启蒙，并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论战中施展才华，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年轻的内心踌躇满志。可以想见，投身革命事业，怀揣救世理想，将自身的痛苦与民族衰弱、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会给一个孤独而向往生命之荣耀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充实感和成就感。

然而，革命的道路漫长而艰难，革命者的力量如此渺小，他们要反对的势力如此庞大，革命的理想可以是光明而高远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斗争，则无法避免各种琐屑凡庸的日常事务，而且并不总是正义和激情的。汪精卫向往电光火石的激情，不能忍受日复一日的凡庸。他以“贞德”和“烈德”来比喻革命者的两种不同人格，称自己“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这正鲜明体现了所谓的“烈士”的心灵。

在所投身的政治理想之外，“烈士”这个概念本身即传达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自我毁灭的强烈愿望。正如蒋智由在《挽古今之敢死者》歌中所高唱的：“男儿抱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后日馨香人，当日屠醢子。屠醢时一笑，一笑宁计此！”

屠醢，即杀戮。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汪精卫十分仰慕荆轲，曾在《述怀》诗中感叹：“驱车易水傍，呜咽声如昨。渐离不可见，燕市成荒寞。”悲风萧萧、易水犹寒的景象，让他体会到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萧穆，渴望自己也能在千载之下被人追思怀念，这反映了“烈士精神”所代表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状态、人格状态和生命形态。

“烈士”的内心，往往对现实有着强烈的愤恨，而又深切地感受到形骸之易朽，人生之须臾，因而对灵魂的升脱、精神的不灭，有着至深的渴求。汪在《述怀》诗中说：“恨如九鼎压，命似一毛擢”，又说“九死诚不辞，所失但躯壳”。 于是弃生而慕死，壮烈的死亡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成就生命意义的最便捷的方式。

这种舍生而求死的心灵状态，不是汪精卫一人、而是清末民初的许多“烈士”所共有的。

曾以《猛回头》、《警世钟》闻名而最终“以身投东海”的陈天华，曾在他的《绝命书》中说：“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而死之。” 因谋刺铁良而被杀的烈士王汉在生前说过：“正义千古不灭，肉体决不永存，果以身殉国，躯壳即暂时受苦，灵魂必永久享福”。 因谋炸出洋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生前也曾在《与妻书》中说：

“内顾藐躬，素非强壮，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间？与其悔之他日，不如图之此日。抑或苍天有报，偿我以名誉于千秋，则我身之可以腐灭者，自归于腐灭，而不可以腐灭者，自不腐灭耳。夫可以腐灭者体质，而不可腐灭者精灵。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权其大小轻重以从事乎？……则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

晚清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传统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瓦解，由此引发了更为深远的文化危机。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得以生活于其中并以某种思想框架把自我、社会和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的那个世界，彻底破碎了。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苦难、死亡和命运的神秘莫测，应该怎样去面对？生命的意义感、尊严感与荣耀感，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确立？这是促成辛亥时代“烈士精神”流行的深层原因。

而晚清社会、政治风气的颟顸腐朽、虚与委蛇，又使得真性情、真血气、真诚坦白的精神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具有振奋人心的道义力量。在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里，人们信奉这种“真诚”的政治哲学，将真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视为崇高的道德，并深信这种道德感召力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人们相信，这种真诚勇毅的牺牲精神能在一国之人沉酣不醒的年代里，以血铸钟，震荡人心，鼓动革命。

章太炎就非常重视精神的感召力在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曾在《检论·小过》篇中，将辛亥革命的成功归结为革命党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以至诚的精神感动了天下之人。 熊十力在为居正的《辛亥札记》所做的序言中也说：昔日每遇鄂中旧人，“必咨嗟太息而慰安之曰：辛亥之事，不忍忘也。”因鄂人王汉首拼一死，刺杀满清亲贵，其真诚弘毅高尚之精神，化作天下之气，遂使鄂军全体皆成革命党，人人置生死于度外。此段雄壮之气，乃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

汪精卫在什刹海刺杀摄政王，正体现了这种崇尚真诚和自我牺牲的政治文化，因此获得了时人广泛推崇。在汪精卫行刺之前，蔡元培曾致函吴稚晖说：“精卫君至可敬爱，彼与同人所组织之小队，或能发见一惊人之剧。”事败之后，又对吴说：“承示精卫君被拘之讯，深为惊悼！此公屡经同人苦劝而不回，良可敬佩，然未下手而败，则尤可悲也。” 吴稚晖等留法同仁得知汪被捕消息后，特在《新世纪》周刊开辟“悼汪”专号，盛赞汪精卫“不知有功业，唯冀人民福利而已”，其真诚的道德境界远在严复、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之上。张静江甚至说：“使我费十万金，购一活精卫来，亦所甘心”。

汪精卫的狱中诗作，是清末革命文学的代表，其所抒发的烈士之心灵与精神境界，一经在《邱樊（囚犯）唱和集》中刊布之后，即留传海内，在社会中广为传布，使汪成为了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12年4月18，汪精卫经田桐、景耀月和陈家鼎介绍，加入了清末民初最大的革命文人结社组织——南社。汪参加南社的活动不多，地位却很重要，是革命文人加革命党人的象征。胡朴安编《南社从选》，收入汪精卫文四篇，诗三十一首，并特邀汪精卫作序。汪在《南社从选》序言中说：“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勇于赴义，一往无前，百折而不挠者，恃此革命文学以相感动也。”

包天笑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纪实小说《海上蜃楼》第二十回中，描写了南社成员在上海静安寺路愚园雅集、诵读汪精卫诗作的情景，后柳亚子证实，书中的角色，均有其人。其中，“祖书成”，即包天笑自己，“苏玄曼”是苏曼殊，“陈百忍”是陈佩忍，“杨万里”是杨千里，“诸季屏”是朱少屏，“褚长真”是褚真长，“邓问秋”是邓秋枚，“汪填海”就是汪精卫。书中写道：

在座有祖书成、苏玄曼、陈百忍、杨万里、诸季屏、褚长真、邓问秋等诸人。席间，那诸季屏忽然取出一封信来，说这封信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与南社诸子的。这里头还有两首诗咧。大家听得是汪填海从南洋寄来的诗，都凑上来看，却是《感事》两首七律。那诗道：

强将诗思乱离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寒灯难续残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 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这时大家都凑上去，瞧那汪填海的诗，也有摇首沉吟的，也有高声朗诵的。
褚长真道：“好一个伶俜吟影淡于秋，汪填海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知道他奔走国事，却不知道他于文学上雅有天才。这种句子要是一个钝根人，便埋头苦吟十年，也做不出这个句子咧。”

诸季屏道：“汪填海近来很有牺牲此身以报国之志。只瞧他第一首里面的九死形骸、十年师友一联，和第二首里的鹃魂马革一联，便意在言外了。听得他从小本来对了一头亲事，后来因为执定要牺牲此身以报国家，把这头亲事退了。因恐有了家室之累，反多牵挂。但他却是一个多情人。读他的诗，便知道他的为人了。只不知所谓珠江难觅一双鱼里面，有没有人呼之欲出。”

祖书成道：“听说汪填海年纪还很轻，正是个英俊少年，怎么是个激烈家？牺牲无不可惜。”
诸季屏道：“人各有志，奚能相强。”……陈百忍低低的道：“你不知道汪填海已入了党中实行部。所以他把已聘的这位未婚夫人退了。他说干干净净一死而已，无以家室为累。所以你瞧他的诗中如‘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之句，与‘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之句，都是很明显的了。

汪精卫真诚的牺牲精神，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民初革命党人推选总统时，章太炎甚至认为：“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

然而，这种得自于道德和“风烈”的政治声望，并不能证明或赋予汪精卫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实际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在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面前，汪精卫往往缺乏前思后想、妥善周全的能力，而常常表示出一死了之的决心。

在汪精卫致吴稚晖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在面对袁世凯专权和日本侵略问题时，汪精卫动辄即说：“果不幸而破裂，则从容东向自刭，即可了事”，“除了以身为殉之外，了无办法”，“弟之办法至为简单——为日军所杀，与为袁政府所杀，两无所扞”这一类的话。

这些私人信件，表达的应该都是比较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说明汪精卫虽然不乏流血牺牲的意志，却缺少深沉弘毅的政治智慧。更重要的是，这种踔厉敢死的烈士精神在辛亥时代的政治风气之下，过快赋予了年轻的汪精卫过高的荣誉和地位，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对政治的认识，以为敢于自我牺牲便是政治中最高的道德。

汪精卫这种性格特点和他早年对政治的认识，对他今后一生的政治选择和最终的命运，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功成身退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被特赦出狱，重返政治舞台。他凭借《民报》时期与暗杀行动中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议和南北，受到双方倚重，被革命派公举为“广东都督”，又被袁世凯聘请为“高等顾问”。1912年12月，章太炎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他在与王揖唐谈论民国功臣授勋问题时说：“由我而推，有五人焉：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武）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祺瑞）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同盟会1912年1月在南京举行会员大会时，甚至有举汪精卫为总理的提议。

面对政治高位的诱惑，汪表现出颇为自省的态度，以“自顾才力实不能胜”为由，予以了坚决推辞。 1912年2月，汪精卫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德会会员有四种，所守戒约，分“当然进德”、“自然进德”两种，“自然进德”又分甲部（四条），乙部（六条）、丙部（八条），故丙部又名“八不会”，汪精卫是丙部会员。随后，汪又与蔡元培、唐绍仪、李石曾等人，在东海舟次发起“六不会”、“社会改良会”。“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而来的。

蔡元培曾在他的《自写年谱》中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进一步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做官吏、不作议员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教仁）君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条。” 由此也可知汪精卫在民初对于政治的拒斥态度。

汪精卫坚决表示“不做官吏”的姿态，受到了当时舆论的广泛称赞。1913年6月，汪精卫、蔡元培因“宋（教仁）案”回国调停，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举行茶话会欢迎，部长居正致开会词说：汪、蔡两先生，“夙为民党健者，革命功成，远游欧美，志尚高远，品行清洁，人所钦佩。” 上海《公论》杂志甚至说，创建民国之“革命伟人”，“要皆各有所偏，毁誉参半，求一如洁玉清冰、绝无瑕疵，妇人孺子、莫不知名，南人北人，同声感颂者，不可多得有之，其惟汪精卫先生乎。”

这种赞誉，反映了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崇尚道德、鄙视权力的政坛风气。这种风气与晚清士大夫是一脉相承的。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之“新小说”篇中曾论到：“清末士大夫，有—普遍的觉悟，即国家民族所以衰败，乃官僚主义有以致之。因此，描画官场的黑暗面，作正面的抨击的，成为启蒙期的共同题材。当时上海出版的新章回小说，如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年来目睹之怪现状》，乃至葛啸侬的《宦海风波》、八宝王郎的《冷眼观》、张锡宝的《祷杌萃编》，都是风格相同的。” 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序文里说：“官者，辅天子则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廉耻之遗，坏于官之手。”这些小说在清末广为流传，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官场黑暗荒淫的共识。

革命党人孙毓筠在被捕后的供词中说：“不肖之志，惟在救国，不论用何手段，但能有利于国，虽艰难险阻，亦所不辞。但数十年来目击官场情形，腐败不堪，虽有绝大本领，一入其中，即棘地荆天，无所措手。” 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同盟会会员林时塽，在参加起义前夕，曾对同志说：“待民国既建，神州既复，彼时不患无英雄学者，为国宣力。我等当弃官远遁，结茅西湖之畔，领略风光，诗酒谈笑于深山幽谷之中，明月清风之夜，岂不快哉。”

这些都表现出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以跻身官场为耻，以功成身退为荣的政治风气。他们认为，革命的意义在“排满”等直接政治目的之外，还在于对腐恶官场的抵抗和对旧式官僚政治的拒绝。清高自守，发扬“道德”，既是革命党人一种基本的自我要求，同时也被看成了“革命”的象征。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排除了满清权贵的统治，但整个汉人官僚社会的积弊并未动摇。新的政治理念，找不到获得支持的社会基础和得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当时著名记者黄远庸就痛切的说，革命的目的本在除去一切贪官污吏和盗贼乞丐，然而革命后的社会，不但依旧受官僚侵蚀，还产生了一种“不驴、不马、不盗、不丐”的政客阶级，其结果不过在晚清末年的奔竞豪侈之上，又加了东京留学生会馆放纵暴乱的状态。

这种颓敝风俗与腐朽政治不设法挽救，任何制度层面的良好设计，都无从运转。于是，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思想文化教育，以学术纲正风俗人心，力矫凉薄之气，培养新的社会力量，打造新的政治势力，这就成为很多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是汪精卫加入“进德会”，宣布不做官吏，进而退出政治，转而从事教育救国的主要原因。

在清高自守的政治风气习染之外，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奉，也促使汪精卫做出退出政治的选择。

清末民初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包含了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运动中的很多一般性原理，它反对从国家到家庭的一切强制性权威，包括附着在这些权威之上的礼法、宗教、军队、官僚和法律。它崇尚意志自由和个体解放，认为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组织和自愿联合，才是构成共同体的唯一正当的方式。曾有学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向往一个有秩序而无国家的社会，其中，个人的自由能畅其极，物质的利益能得合理公平的分配，各种公共与共同的事物与工作皆在自愿同意的原则下进行。”

因此，无政府主义所推崇的革命，必然会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和文化的革命，并将改变日常生活习惯和养成“公德心”为目标的“教育”，视为更根本的革命手段。用褚民谊的话说：“昔以刀兵流血成渠而为革命也，今日仅以言论书报而成革命。盖人人知公理，举凡世间一切不合公理者，抗拒而不肯为也。”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所谓革命，不过教育普及以后，人人抛弃其旧习惯，而改易一新生活，“真理、公道，日日倾向于进步，即教育须臾不可息，亦即革命无时可或止。”

汪精卫在民国成立后，毅然宣布“不做官吏”，并辞去一切职务，赴法留学，倡导教育救国，这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政治”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远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争权夺利层面的政治是达不到唤醒民众、教育民众的目标的。

汪精卫等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寄望于依靠新的思想文化，打造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形成新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力量，以淘汰旧式官僚，力矫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积弊。而这也是民初许多革命党人的共识。了解汪精卫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和行为，必须深入理解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汪的行为与时代风气之间的张力。

本文为近现代史学者李志毓关于汪精卫的专著《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其中一章，原题为《死生：“烈士”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