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腾讯新闻棱镜 陈弗也

编辑 | 杨布丁

“少送外卖，多进工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今年两会时向年轻人发出的号召。

根据3月5日人民网的报道，张兴海称，当下不少年轻人选择送外卖、送快递，不愿进工厂当产业工人，导致产业工人空心化现象突出。2020年，我国制造业人才缺口达2200万左右，近五年来，平均每年有150万劳动力离开制造业，这不利于制造业健康发展。

他呼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应共同努力，鼓励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缓解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张兴海的呼吁一度冲到了微博热搜榜榜首，

小康集团属于汽车制造行业，和很多制造业同行一样，其生产环节是劳动密集型，每年需要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送外卖，还是进工厂？如今正成为摆在不少年轻人面前的一道人生难题。张兴海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让年轻人吃下定心丸，安心地走进工厂，从而让中国的制造业继续发展。

时间回到30年前，农村空闲的廉价劳动力一批批来到珠三角、长三角的工厂，成为了中国制造业辉煌神话的重要缔造者，“农民工”也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群。

如今，社会已经深度多元化，除了送外卖、进工厂之外，年轻人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餐饮、保安、客服、厨师、主播、维修工等。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只能通过忍受工厂的枯燥和压力来养活自己和家人。

而工厂，为了与平台争夺年轻人也想尽了办法，涨工资，报销车费，宿舍装空调，提供免费下午茶……

这一方面提高了产业工人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工厂的成本。依靠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而得到快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00后最受工厂欢迎

43岁的石军（化名）是一位广西“表哥”，瘦削的身板让他不能从事重体力活，20多年来，珠三角的工厂一直都是他的谋生之地。

若在往年，过完春节他就会回到佛山的工厂里，但今年广西疫情改变了他的计划，直到3月6日，他才来到佛山顺德找工作。

“有没有今天就能入职的工作？”他拖着行李箱一个劲地问中介。如果当天办理入职，他就可以住上工厂的免费宿舍，这能省下几十块钱的招待所费用。但遗憾的是，中介告诉他，当天的职位已经派完了，最早也只能等到明天入职了。

“正月时，是厂找人；现在，是人找厂。”石军点了根烟，想着找别的中介问问。

他19岁的侄子和他一起在等工作机会，但侄子的神情明显放松多了，一边刷着抖音，一边给朋友回复微信语音。好不容易离开家乡，他希望能够“自由”几天，当天无法入职，那正好去网吧“将就”一夜，看看电影，打打游戏。

两年前，叔侄二人开始搭班打工，这种现象在珠三角的工厂里比较普遍——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

石军对侄子并不满意。一份工作，侄子很少能干半年，手上有个钱后，就跟着朋友吃喝去，钱花完了，再回来打工——在珠三角，最不缺的就是工作。石军则要养家，一刻也不愿意耽误，如今43岁的他，已经非常接近珠三角工厂的“退休”年龄，更不敢休息了。

在珠三角，45岁是一个坎儿，很多工厂只招45岁以下的工人，超过45岁的话，除非是熟手，否则很难找到工作。

“这些00后现在太吃香了，只要人到了就不缺工作，但他们不踏实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石军向作者感叹。

与他们对接的中介张磊（化名）今年30出头，曾经也是一位产业工人。几年前，他厌倦了工厂的工作，就和朋友在顺德的一个工业区租了个门面，专门帮企业招工。他调侃说，工人就像地里的水稻，每年都会有新的一茬，如今，95后都算是老人了，00后最受欢迎。

“年轻人脑子活，学东西快，手上也出活，工厂最愿意招的就是这个人群。”张磊向作者介绍，他与石军的观点不太相同。

2016年，美的集团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品牌库卡，此后，美的在其总部所在的顺德区建成了机器人生产工厂，张磊的一项业务就是帮这家机器人厂招工。

在张磊所有的招工信息中，这家机器人厂提供的薪水也最高，月工资可以达到6000-7000元。工厂告诉张磊，机器人厂对工人的技能要求高，让他多留意有想法有干劲的年轻人，他们会对这个人群重点培养，让他们成为机器人这个行业的高级技术人才。

平台与工厂的不对等竞争

不过，外卖平台，已经成为了工厂的“竞对”，抢走了不少年轻工人。

2019年1月，美团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美团外卖骑手的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的产业工人，占比达到31%。也就是说，每3个美团骑手中，有1个是直接从工厂跳槽而来的。

自由、赚得多，是年轻人选择做骑手的主要原因。

阿象（化名）是一位“逃离工厂”的骑手，7年前，他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和很多老乡一样，步入社会的第一站是工厂。

当时，他在新宝电器打工，那是一家A股上市公司，主业是生产小家电。阿象当时在滴漏式咖啡机的生产线上，每天的工作是将塑胶壳夹在咖啡机的铁片上，铁片有十几个孔，需要每个孔对齐，然后再用螺丝刀的刀把捶平整。

这一套工作要在20秒内完成，每天要重复800遍，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3500块钱。

2018年下半年，他离开了工厂，开始做起了外卖骑手。刚开始时，由于对配送线路不熟，不知道哪里的单多，每个月跑下来，到手也不过4000块；但熟悉之后，就可以轻松赚到六七千，他身边的朋友得知了这个“好消息”后，就跟着他一起送了外卖。

不过，在一些工厂老板看来，他们与外卖平台的竞争并不公平，工厂的工资很难与外卖平台匹配。

陈鹏（化名）是顺德一家模具厂的老板，他向作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向一位员工开5000元的工资，那工厂最少要付出6500元的成本，包括培训、食宿、社保、公积金等，而对于外卖平台来说，则不需要这么多。此前，外卖平台不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不为骑手购买相关保险的事情曾备受争议。

此外，与外卖平台这种新型经济模式相比，工厂的模式依然很传统，他们依靠控制成本来实现利润，而外卖平台则可以“亏损扩张”。

2020年7月，号称中国最大的零工平台劳务服务商“趣活”赴美上市，主要业务是为美团、饿了么招募、管理骑手。其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该公司毛利率分别仅为4.4%、7.9%和7.9%，净亏损分别是1397万元、4429万元和1345万元。

去年12月，顺丰同城登陆港交所，外卖是他们的重要业务。根据其招股书，他们人力成本已经超过了营收，可以说顺丰同城是做一单亏一单，被戏称为“公司给骑手打工”。

部分骑手开始“回流”

“厂哥的尽头是骑手，厂妹的尽头是技师。”

这是2019年时，一位外卖骑手曾对作者发出的自嘲。彼时，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平台，正在外卖市场跑马圈地，高收入吸引骑手们的前赴后继。

这位外卖骑手此前的工作也在工厂，并在此遇到了一个女孩，两人很快就开始交往。后来，为了追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生活，两人都离开了工厂，他去做了骑手，女孩则去一家足疗店做技师。但没过多久，两人就因为女孩的工作开始不断争吵，他难以忍受女朋友与客人的眉来眼去，最终分手。

事实上，这句通俗的自嘲也反映了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产业工人流向服务业，灵活用工越来越普遍。

在当时作者接触的外卖骑手中，他是唯一一个怀念工厂生活的人，而其他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再也不想回工厂了”。

如今，随着工厂福利待遇的提升，部分骑手又开始向工厂“回流”。美团向作者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约20%的骑手在离职后又会回到工厂。

在上述人才中介张磊看来，2019年可能是工厂意识到“外卖抢人”的一年。在那之前，工厂很少涨工资，开出的工资普遍在3500-4000元之间；在那之后，则涨到了4500-5000元之间，部分技能岗位还可以达到5000-8000元。

家电龙头企业美的集团是用工大户，作者以求职的名义联系上一位美的负责招聘的员工。该员工向作者介绍，除了正常工资之外，公司还会为员工提供从家乡到厂的车费，随着工作时间的变长，每个月还有不同的工龄补贴，每年还有100-300元的旅游补贴。

除此之外，工厂每天下午还会提供水果、牛奶、面包等下午茶，每年7月份，员工可享受7-10天的探亲假，这与美的集团职能部门的员工待遇一样。

“我们这边的员工宿舍挺好的，四人间，新家具，有空调，有热水，比大学宿舍还好。”这位员工向作者介绍。

生活条件是年轻人选择是否进厂的一个重要参考元素。3月6日那天，张磊就接到一个求职者发牢骚的电话，抱怨说他所到的工厂，宿舍里没有蚊帐，热水有时也不热，一个屋子还要挤六个人。

43岁的石军当天也拒绝了张磊推荐的一份工作，原因是那份工作上夜班时不提供免费宵夜。

工厂推出工人晋升计划

“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了，这么多年来，很少见到有哪位工人成为社会楷模。相反，骑手、快递员、主播就经常上电视、被报道。”惠州一家雨伞厂老板李刚（化名）向作者感叹道。

他的工厂不大，但养活着几十号员工，让他感到很自豪，他认为这是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几年前，他曾经特别担心那些大厂会将他的小厂给吞并，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外卖平台竟然成为了与他抢人的“大敌”。

李刚的工人以60后、70后为主，还有一部分没有太多文化的80后。那些有潜力的95后、00后很少会去他的工厂工作，这样的人才结构限制了工厂的发展。

这种作坊式的工厂很难给工人提供完善的晋升机会，工厂本身就没有多少管理人员。如果业绩不好，他也很难为工人提高待遇。最近几年工人工资上涨，让他成本提高。如今，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月工资已经到了七千，高级技工则达到八千。

在每一次经济的转型升级中，作坊式的工厂都会处于被淘汰的边缘，这也注定那些大的工厂将要承担制造业更多的责任。事实上，美的、格力、TCL、格兰仕、富士康、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大厂，都有一套针对工人完善的晋升体系。

上述美的负责招工的员工就向作者介绍了他们的员工发展体系。

美的员工发展体系有两条晋升路线，一条是走管理岗，一条是走技术岗。比如走管理岗的，新员工入职6个月后，就有资格晋升为组长、仓管、文员等，之后可以晋升为班长，然后再晋升为工程师、生产主管，之后还可以当厂长。

“无论是哪一条晋升路线，都需要自己的技术过硬。”这位人士介绍说。

他们对员工也有一套培训、评级体系，比如，他们会将人才分为高级精益师、中级精益师、初级精益师等。

“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很难吃得了那个苦，总是想去赚个快钱。”上述模具厂老板陈鹏向作者感叹，他认为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工厂设定的体系中努力。“我是做工厂的，我肯定支持年轻人进工厂，不能让人大富大贵，但要稳定一些，现在工厂也特别需要高级技工。”

事实上，不少工厂也都在努力地拉近企业与工人之间的距离，提高工人的自豪感。

格兰仕是一个家族企业，他们生产的微波炉热销全球，被称为“微波炉大王”。这家位于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其公众号《格兰仕人》中，几乎每一期都会推出一位一线工人，来表扬他们在工作上的努力，在技术上的钻研。

格兰仕现任老板粱昭贤今年57岁，在公司内部，被人称为“贤哥”，有时会在重要节假日时穿着工服去到车间与一线工人一起加班。

不过，正如张兴海在建议中所说，鼓励年轻人进工厂、争当产业工人要靠政府、社会、企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张兴海共提出了5条建议，其中两条专门针对制造业“缺工”现象，包括《关于鼓励和政策支持年轻人争当产业工人的建议》以及《关于政策支持鼓励制造业吸纳更多员工就业的建议》。

出品 | 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