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晓声（某机构宏观政策研究员）

中国政府几年来提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一直颇受关注，它既有别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总需求管理政策，也不同于具体的产业政策，以致很多人至今仍难掌握其内涵。有意思的是，2022年初美国拜登政府也提出要搞“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中美两大经济体都如此重视供给侧政策，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选择？

新冠疫情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以总需求政策应对其冲击，启动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直接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现金补贴，同时以零利率及无上限量化宽松释放流动性，造成消费一片旺盛，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持续飙升。2021年四季度，美国GDP增速达7%，年度增长率5.7%。2021年美国增加就业人口600万，年末失业率降到了4%以下。在需求刺激政策产生如此成绩的背景下，美国为何还需要转向“现代供给侧经济学”？

在今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式提出拜登政府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modern supply side economics），她还没有像中国官方发布宣告文件那样详述政策内容，只提供了这一政策考虑的主体框架：美国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优先考虑劳动力供应、人力资本、公共基础设施、研发和可持续的环境投资，它既着眼于经济增长，又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不平等问题。在政策上，它聚焦于扩大劳动力供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协调全球最低税率等，其部分内容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重建更好未来法案》中有所体现。

中美供给侧经济学的不同内涵

美国提出“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是在经济强劲反弹且多种因素触发了40年来最高通胀的背景之下，其短期目标主要是化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困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更新基础设施，释放新的增长动力。而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提出于2015年11月举行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并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重大经济思想而被反复重点强调。2016年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任务被认为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2017年以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每年都有所变化，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几乎所有官方经济文件都可以看到不可或缺的一句话：“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比供给侧改革政策更早发轫的是中国学界有关学术思想的萌动。发表于2012年11月的《新供给主义宣言》最早从学术上呼吁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也称新供给经济学）的首倡者滕泰在这篇宣言中对此前十多年国内过分注重短期需求调节、常常一脚刹车又一脚油门的政策调控提出批评，并倡导放松供给约束、放松管制、降低税费等改革主张，更加注重内生的“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等供给侧增长动力。也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大周期》一书的推荐语中，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这一新兴学术思想称为“新邓小平主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后来评说，滕泰的新供给经济学改革主张“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办法，看上去也比20世纪80年代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放松管制等措施要丰富些。”

可见，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虽然与美国1980年代供给学派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也并不排斥类似放松管制和减税等主张，而在耶伦的论述中，她认为激进放松管制和减税这类政策可能不足以奏效，也可能做过头，用它来指引经济增长并不成功；大幅削减资本利得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税负从资本转向劳动力，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另外，资本密集的自动化也扩大了不同教育程度阶层的收入差距；放松管制在总体上纪录不佳，尤其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

因此，中美两国虽然都开始重视供给侧问题，但其政策背景、目标和内容还是有很大差异。

供给侧改革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中呈现出学术思想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改革的复杂性之间的巨大差异。

一方面，中国市场化的新供给经济学学术主张与相关政府文件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有很多合拍之处：比如，新供给经济学的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及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对应了实践中的新旧动能转换和“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比如，放松供给约束理论，上学术思想上支持了“放管服”改革和改善营商环境改革；而从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等五大财富源泉放松要素供给约束，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突破供给约束堵点”等同向而行；又比如，新供给经济学较早提出从结构性减税转向大规模减税，这也与本届政府的改革思路不谋而合：自2016年至2021年，国务院持续推行减税降费，为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累计降低成本额8.6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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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的决策者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而在执行中，涉及放权、涉及部门利益时，却常见地方政府绕道而行或选择性理解、片面执行的行为，如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贯彻落实“去产能”“去杠杆”等问题时，习惯性地以行政指令方式、用计划指标一刀切方式执行；另一些改革政策，如“放管服”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在实践中因为需要“啃硬骨头”、要“刀刃向内”，而没有像“去产能”那样得到强有力推行。

正是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从结果来观察，中国的供给侧这顶帽子下，既嵌入了市场化改革的思想和行动，也难免由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执行而混合了一些偏计划色彩的行政干预元素。正如滕泰在2019年更新版的《新供给经济学》中强调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遗留了很多计划经济的‘沙砾’”。

背景、目标和内容的差异

中美供给侧经济学所要针对的目标或病症明显不同。美国由于经历了几百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其要素市场已高度市场化，比如美国资本市场发达、高效，技术及知识产权市场相对完善，土地供给市场化，制度供给较为稳定。相比之下，劳动力供给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堵点。虽然美国失业率在2021年末降至4%以下，但实际上，结构性因素已经掩盖了其供给问题，到2021年7月美国职位空缺数一度超过1090万，多数行业缺人，特别是缺少卡车司机、运输工人。“有1000万个空缺就业岗位，却仍有840万人失业”。

人工成本的上升渗透进了各类商品和服务，强化了CPI涨幅。“薪资-通胀”的螺旋式物价上涨势头形成，将使美国此轮40年未见的高通胀更具韧性。因此，解决劳动力供给下降，实际也是为了减缓通胀压力，延续经济增长。面对40年来未见的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加息，而如果紧缩过猛、高高在上的资产价格一旦出现崩跌，则经济很可能出现滞胀甚至衰退，到那时美国需求侧政策将陷入两难局面，有效解决方法必然主要依赖供给侧。

与美国现代供给侧经济学所面对的背景和问题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远没有完成，或者部分还停留于政策文件，因而中国的改革任务艰巨繁重，相关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也就比美国要丰富得多，特别是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制度等方面，因而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所表述的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样的表述多次出现在中国政府相关文件中，也与《新供给主义宣言》所提出的“五大财富源泉”和三大增长模式高度吻合。

针对土地市场产权不清晰，中国政府从2013年到2018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农村土地承包市场的确权工作，今年初又准备赋予试点地区更大土地配置自主权，如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但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状况尚难突破，宅基地的流转仍面临很多现实问题。

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中的身份限制已被打破，但户籍制度仍然束缚了进城人员的自由落户，捆绑着社保、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目前政府尝试城市群或都市圈内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试点，而过渡到以身份证为标识的软性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是改革方向之一。

中国政府还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布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希望到2025年基本完成试点任务。

对于减税，中国企业关注的是总体上偏高的宏观税负，相比之下，美国已经解决了税负这类基础性问题，耶伦把各国结束税率“逐底竞争”、打击国际避税行为作为目标任务，并取得初步成效。据经合组织称，全球已有13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的最低税率。这一倡议的推行有助于美国拓展税源、缓解财政赤字压力。

中美供给侧政策效果展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各项经济政策在中国推行中初见成效，但由于一些地方或部门选择性地用行政指令方式、一刀切方式执行，真正“刀刃向内”、“啃硬骨头”的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远远没有行政指令式的“供给侧管理”执行得快，因而社会上对供给侧改革的总体效果褒贬不一。正如新供给经济学提出者滕泰在《什么是真正的供给侧改革》（2017年）一文中提出，“只要不是针对经济体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中国真正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及消除渐进式改革留下的计划经济“沙砾”，仍然任重道远。

美国面对收入差距扩大、不平等问题的尖锐化，尤其是一旦在下半年或明年陷入滞胀，那么供给侧的有些政策就如同1980年代，将再次成为美国必选的“武器”。中美两国推行供给侧政策，尽管背景、目标和内涵差异甚大，但某些方面也预示着全球经济仅靠财政和发货币刺激已经很难保持之前的增长动力，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似乎同时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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