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 王士杰
文 | 逄听听
2021年的最后一天，王士杰的《青春》组照获得了侯登科纪实奖。从2009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跟踪拍摄宁波高塘村工厂区的青年人的生活。回望自己二十年的摄影经历，王士杰的想法越来越彻底，他想记录这一代人的完整人生，从青春到中年，甚至更久远的未来。从窑工到溜冰场少年，在时间的催化下，打工人的青春、热血和挣扎，成了王士杰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王士杰是宁波人，生于70年代。20年前，他把自己的本职工作调换成了大夜班，留出白天的时间，可以投入他的摄影爱好。头几年他一直在拍窑工。凭借着从传统摄影基础练起的技术和对纪实摄影的热情，他有一组片子入围了侯登科纪实奖。侯登科以《麦客》等记录下层民众生活的作品而闻名，是王士杰最喜欢的摄影师之一。作品入围该奖，既让王士杰获得了专业纪实摄影界的认可，也让他更加认同该奖的理念——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理解人性，呼唤人类良知与社会公正。
不过，太长时间拍摄窑工后，王士杰的生活和情绪也受到影响。“窑工们的生活状态比较差，我拍的时间长了，整个人就陷进去，心情非常差，后来都有点精神崩溃的状态，经常失眠，睡不着觉”。而长夜班的本职工作也让他身心疲惫，他决定再次调整工作，除了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也想拍些别的主题，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北仑高塘村的一个溜冰场，他遇到了一群“野生”的年轻人。
每当夜晚降临、霓虹闪烁时，整个露天溜冰场人声鼎沸，爆棚的音乐和刺耳的尖叫，冲击着每个人的耳朵，那些疯狂扭动着的身体，歇斯底里的呐喊，犹如梦游，也是青春的亮光和颤动。
高塘村地处宁波的城乡结合部，临近大港工业城、保税区，周边服装厂、电子公司、汽配厂、模具厂林立，物流快递公司也多，此地聚集了大量的务工人群。跟年轻人的接触，让王士杰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们在这里聚会、聊天、交友、恋爱，也在这里吵架、分手，有人另谋出路而离开，新人进场挥洒汗水与懵懂。就这样拍了8年，王士杰逐渐进入他们的住处，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在溜冰场外的生活。
这些人大多是打工二代，初中毕业，没有多余的技能，每天做着最基础的重复性工作，虽然不像深圳的三和大神那样，过着日结、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但似乎也没法通过低廉的收入改善生活甚至实现阶层跃迁，他们大多维持现状，无法看清未来。在溜冰场纵情燃烧荷尔蒙之后，他们还得回到简陋甚至是破败的群租房，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是繁荣发达的工厂经济的背面，是全球化时代的“剩余产品”。
青春的激情在廉价的生存环境里肆意泛滥，溜冰场既是工作束缚后的释放，也是迷茫青春的出口。在与正午的访谈中，王士杰回顾了自己的拍摄经历，以及他看到的工厂青年的冲动、欲望、疲倦、误解，还有坚韧的生存意志和迷茫的未来。在王士杰的摄影作品中，这一切既清纯又泥泞。
访谈
正午：你怎么想到要拍高塘村的溜冰场的？
王士杰：在一个城中村的环境里，却有一个比较野性的场所存在，那么多思想不受束缚、穿着不受约束的年轻人，在这里绽放青春，这特别吸引我。
正午：这个冰场看上去像是80年代的遗物。
王士杰：我非常喜欢看80年代电影，包括文革时期青年的精神状态，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海魂衫之类的条纹衣服。记忆中七八十年代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溜冰场跟这些记忆有点关系，跟那个时代的气质是接得上轨的。
正午：你拍了那么多的照片，有些场景甚至很私密，你是如何跟他们打交道的？
王士杰：他们没什么防范，很好接触，而且我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太爱说话，但实际上性格跟他们有点类似。我小时候父母不太管，成绩不好，也很野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状态。
虽然有点年龄差距，但我很理解他们，也愿意跟他们待在一起。年轻人就应该拥有这种open心态，大家都无拘无束，开心地在溜冰场上滑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时候小学生也在那边玩。他们一般会围成圈子，有人在两个圈子里再套一圈，特别好玩。你的情绪会被感染，想把一个个喜欢的瞬间给凝固下来。只有在那个环境中，现场的音乐、灯光、人潮融合在一起，你才能感受到那种气氛。
正午：溜冰场上会放什么音乐？
王士杰：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像迪吧里面那种刺激的、梦幻的、让人想摇头晃脑的音乐。到了晚上，小年轻喝点啤酒，吃好了就到那边去溜冰，气氛非常high。我对那边感情也挺深的，拍了这么久，跟很多人都打成了一片了。
正午：他们一般怎么看待你？
王士杰：到后来，跟一些人都像兄弟一样，一起吃饭喝酒。我就像大哥，有时候他们也会把心里话告诉我，像失恋啊，追求女孩子遇到的问题，还有家庭状态什么的。我会给他们出主意，告诉他们哪些是应该的，哪些不应该。有些东西他们没经历过，我就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们得到心理上的帮助。
正午：他们怎么称呼你？
王士杰：他们直接喊王哥。
正午：溜冰场也是很多人认识异性的地方吧？
王士杰：对，首先是娱乐。09年时，手机都是翻盖的，大家除了上网，其余时间就是去溜冰，发泄荷尔蒙，也可以认识异性，在里面的确成功了好多对儿。当时的女孩相对来说很好“泡”，那时最流行的就是QQ，他们的交际也就是上网、打游戏、溜溜冰……有空就去小吃店、大排档之类的吃个饭；彼此要进一步认识，就去外面走走，溜冰场是认识人、提供恋爱机会最多的地方。不过，后来不太一样了。
正午：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士杰：现在这个年代，厂里的女孩越来越少，她们对男孩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代人经历过计划生育，农村重男轻女，等到他们结婚的年纪，女孩子就少了。所以男孩们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很多人只能打光棍。我认识一个服装厂的男孩子，他已经做到工班长五六年了，在班组里管理着差不多三十多人。一般来说，服装厂肯定是女孩子居多，应该有很多机会，但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打光棍。可以想象，他们娶老婆的压力有多少大。稍微有一点姿色的女孩子，身边就有五六个甚至十多个男孩子在关注。
正午：跟城里读高中读大学的年轻人相比，跟所谓的三和大神相比，你看到的这些年轻人，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王士杰：他们这一批人还是能吃苦耐劳的，跟城里的孩子不一样。城里孩子都是父母宠大的，而这些外来打工的小青年，家里面真是没钱，他们过来是拼搏的，拼人生的。他们已经是打工二代了，父母已回老家，他们身边举目无亲。混得好的，可能在正儿八经的厂里面安安稳稳地上班，每个月把钱积攒下来，这是比较上进的。有些不上进的年轻人，钱可能吃掉、玩掉了，有的甚至把赚来的钱拿去赌，到后面越混越差，沦为跟三和大神差不多的状态。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努力拼搏、心中有梦想的年轻人偏多。
正午：他们怎么看待跟北仑的关系，会想着赚了钱再回老家么？
王士杰：他们大部分回不去了，因为已经出来很多年，家乡怎么样都不知道了。有的人出来十五年，就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他能回家吗？他没脸回家。但是，异乡对他来说也变成了非常奇怪的一个场所，在本地人里他们也显得格格不入，无法融入，而且又处于整个社会最底层的状态，他们也很茫然。
我记得有个安徽的年轻人，他父母来这边打工。父亲是做木工的，他五六岁就跟过来在北仑生活，每年过年回一次老家，平时都在这边：从小学，中学，到后来当兵。我问他，老家跟北仑，哪里更有感情，或者哪里更好？他说还是北仑。这里他待惯了，但问题是，他在北仑也没家，小时候跟爸妈挤在一个四五平米的房间，爸爸妈妈睡在下面，因为爸爸是木工，就搭了个木板，他跟他妹妹就睡在木板上面。而安徽的老家，他已经搞不清楚情况了，故乡印象不深。而且很多亲戚也都离开老家，那里只剩下一些老年人。他父母在这里奋斗了这么多年，在北仑一套房子都没有，也买不起。他父母这一辈人，最后肯定还是想着回去的，这边还是异乡。但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他把本地当成自己的故乡，已经成了一个北仑人，算是移民到北仑了吧。
正午：这批年轻人里，有成功赚到钱的么？
王士杰：安家买房的肯定有，但不多。有一对河南夫妻，刚来北仑的时候，生活条件也很差，他俩年轻的时候也在溜冰场玩，我也是在那里认识的。他们吃过一些苦，在各种服装厂干过，也去服务行业，给人家端盘子什么的。他老婆是个精明又精打细算的人，人缘也处理得非常好，他们开始在村长家住，房子打扫得很干净。有一年他们把房东的一间房子租给自己老乡，后来干脆把房东的整套房子都租过来，一间一间的隔开，女的打扫卫生，老公是电工、木工都会干的。我记得去他们家时，有一面墙上全部是钥匙。等于他们变成了二房东，做转租。他们后来包了好几幢房子，很会做生意，算是创业成功了。这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成功的一对，夫妻俩自己有车、有房，很了不起。
正午：除了《青春》系列，你还有一组拍废弃游乐园的《奇幻剧场》，也出了一本新书《路的尽头》。你的摄影风格是不是经历过一些变化？
王士杰：有变化。我以前的作品受到吕楠、侯登科这两位国内一流的摄影师的影响非常大。我第一次入围侯登科摄影奖的作品，拍的是窑工，名字叫“活着”，那一组差不多就是按照他们那种方式来拍摄的，更注重形式，包括人物的表情、服饰、还有身边的环境，整体来说，传统一些。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受到一些国外摄影师的影响，包括寇德卡、马克·吕布等等，还有一些当代影像方面的影响。现在拍的《奇幻空间》是比较静态的，跟我以前的风格就不一样了。
我认为，一个好的摄影师应该有多种摄影风格。当他面对一个环境，用一种合适的方式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心就可以。现在我用传统方式去表达的就会少一些，我更喜欢主观跟客观相互组合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内心世界。
正午：你还是希望拍摄的选题和作品跟现实是发生关联的？
王士杰：对，包括跟我们身边的状态也发生关联。有一张照片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们北仑小港的一个河边，一个女孩子靠在她男朋友的身上，她就靠了一秒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走掉了。那一瞬间，我感受到异乡人在异乡——女孩子，也包括男孩子——他们在这个城市受到一些困难或者挫折，能在一个温暖的肩膀上依靠、停留一下，就能得到一些温暖的补偿。这种感觉特别打动我，当时这种感觉是稍纵即逝的，我把相机举起来，立马构图拍摄，只拍了一张，他们就走掉了。这状态特别温馨，在异地打拼的他们身上，有种特别坚强的精神，这特别打动我。
正午：溜冰场现在是拆掉了吧，你现在怎么找这些年轻人？
王士杰：对，那边的路改造后，就拆掉了。在拆的过程中，我借了一个朋友的无人机，以航拍的视角，拍了一下地上的残骸，看得到溜冰场的痕迹，地上刷过绿色。拆掉之后，我又这样拍了一张，作为纪念。我跟他们有的有微信联系，有的已是身边朋友，还有的是左邻右舍，所以不影响拍摄。
正午：这个系列接下来还有新的拍摄方向么？
王士杰：我曾经想去拍他们的老家，看看那里的生活状态，把这些串起来。我也想，除了家庭，开始切入他们在外面的一些状态，比如几个人在一起玩，或者不被人发现的、更加私密的部分。总体上，是基于人性的关注吧。
正午：这个系列有计划要拍到什么时候结束吗？
王士杰：原来想过也许再拍10年，把这一群人从青年拍到中年。我觉得，到那时，在中国这样的一批人应该没有了。这边很多厂已经机械化，快递店都开始自助，不需要有人了，很多企业现在用机械手臂来代替人工。比较低廉的重复劳动的劳动力，慢慢的都不需要了，可能就消失了。我在想，这批初中、小学毕业的劳动力，以后将是不被需要的人类。这也是我非常担忧的一件事情，未来，他们将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
——完——
王士杰，自由摄影师，长期关注纪实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