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螳螂观察 图霖

腾讯阿里字节扎堆做公益，互联网技术也要“内卷”？

一家6口，父亲有病，母亲智障，弟弟妹妹年幼无助。1988年，年仅12岁的张胜利，无所凭依。

在这个深山贫困农村里，除了他，村子里大半孩子都因无力承担学费失学了。至于他上的学校，白天房子是教室，晚上则是羊圈。

1988年，父亲病重离世，母亲不久后改嫁，家里再难供他读书。张胜利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也濒临失学了。

由于记起来曾来村子考察的当地县政协副主席“要好好上学”的话，张胜利抱着渺茫的希望给这位副主席写了信：“俺爹娘穷，他不让我们念书，可是我们还想念书，念出书来像你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次年，张胜利收到了青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200元补贴。正是靠着这200块钱，张胜利才得以顺利读完小学，也才有了后来学业有成、重回家乡发展教育的他。

这是青基会旗下“希望工程”当年最早资助的一名学生。如今，张胜利被借调到涞源县教育局，负责扶贫工作。对他来说，希望工程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希望工程”就此推动了国内公益事业的大踏步。

如今，国内公益性组织越来越多，尤其在疫情过后，公益事业开始愈加得到人们的重视。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9.44万个。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2020年全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预测为4100亿元，较2019年增长18.85%。

除了这些社会性组织，去年，“共同富裕”目标提出以后，腾讯、阿里和字节等互联网巨头们，也相继加快了旗下公益版块的布局。

扎堆做公益，他们真是为了“共同富裕”？高喊“科技向善”的巨头们，又是否真能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呢？

公益普及，任重道远

近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接受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与新征程”主题专访，结合自己的公益生涯，纵论对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他提到，“当下中国公益慈善的公众参与度，肯定没超过10%；99公益日也主要是朋友圈“杀熟”。中国公益三四十年，在公众参与度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徐永光的话其实直指公益事业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看似热闹的公益活动，究竟有没有落到实处？

以开头提及的失学儿童为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近3亿适龄儿童中，未入学率不到1%，也就是还剩300万左右的孩子没法上学，大部分来自于贫困地区。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2004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仅占总数的8%，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属于年轻基金会。

要继续完成这场革命，不仅这些年轻的基金会需要尽快成长起来，还需要更多新的公益参与者加入进来。这也是《螳螂观察》认为，互联网巨头们选择投身公益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自身的带头作用，帮助中国公益尽快迈步新台阶。

实际上，互联网巨头做公益本身也具备天然优势。

过去，受助方、捐赠者和公益机构之间由于信息流通不畅，极易在资源调配和后续数据跟踪的过程中出现信任问题。而互联网企业恰好擅长连接人与资源，既保证了透明度，也提升了全流程的效率。

在疫情带来的“后遗症”以及“共同富裕”目标影响下，我们也不难发现，互联网巨头们近期在公益事业有了“主动争取、重点投入”显著表现。

去年十一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三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名单》，共有10家企业和机构入选公示名单。入选名单中，除了有中国青基会的亲青公益、央企所属的中国移动公益等大型公益组织，也有我们熟悉的互联网平台和企业，包括字节跳动公益、小米公益、携程公益和哔哩哔哩公益。

据了解，本次的竞争相当激烈，自去年11月民政部发布遴选通知后，有超20多家组织和企业提出申请，但最终留下的也仅10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入选的字节、小米、携程和哔哩哔哩，并非最早一批进入名单的互联网平台。腾讯公益、阿里旗下的淘宝公益、美团公益等，要更早入选，它们已经是合法的慈善组织互联网捐助信息平台了。

当然，公益作为一项必须调动公众参与度的活动，对参与方的流量和话题度提升，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互联网巨头们来说，投身公益不仅有利于获得公众好感，也能借此将争取到的流量为自己所用，是能实现“双赢”的。

譬如腾讯旗下的腾讯文档，就曾在河南暴雨期间“火”过一把。因网友创立的《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呈现了详细的救援信息，访问量激增，腾讯文档热度随之提升。七麦数据显示，自《待救援人员信息》协作文档建立当日起，腾讯文档APP迎来了一波下载量高峰。

不过，也有部分观点怀疑，互联网企业做公益，免不了打着商业化算盘，它们真能守住公益的初心吗？

但在《螳螂观察》看来，我们倒是不必过于忌讳“公益是生意”的说法。互联网巨头们如果真能将公益变成一门“钱生钱”的生意，就会有更多的“张胜利”圆梦，对国内公益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对“公益”和“生意”两者之间比例的把控，最终还得由巨头们自己决定。名利双收是最好，但能不能实现，就要各凭本事了。

公益善心下的技术“博弈”

有巨头的地方，自然就有博弈。

基于本质仍旧难离利益，巨头们在公益上的博弈与其他博弈一样，是有竞争核心的。这个核心便是技术。

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报告”）中强调，在互联网公益思维不断发展进化的今天，技术对于公益品牌传播的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透明度建设和传播建设，而是成为养分深入改造项目本身，激发项目发展活力。

与传统公益形式相比，技术加持的公益形式，能有效提升公益效率、降低公益参与门槛和改善公益体验。在此基础上，“技术公益”的理念，也就成了巨头们争相追捧的“香饽饽”。

2019年，阿里巴巴集团CTO、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锋宣布成立“阿里巴巴经济体技术公益委员会”，号召工程师用技术做公益。同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正式发布科技公益计划，旨在连接技术志愿者和社会公益需求，共同推动科技公益事业的发展。

在去年12月举办的首届湾区科创峰会上，腾讯还启动了技术公益创投计划（以下简称“创投计划”），希望以公益技术和创新之力，营造全新、可持续的公益生态空间。

巨头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虽然无太大区别，但在技术赋能公益的具体实施上，仍旧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腾讯选择将公益技术与其自带的社交流量优势相结合，实现公益活动的快速“破圈”。

众所周知，腾讯的基因是社交。公益本就是与人相关的事业，而社交吸纳而来的流量，恰好能成为推动公益活动破圈的“天然催化剂”。

一个显著案例是，今年1月，腾讯公益旗下小红花产品的再度升级。该轮升级过后，用户通过公益行为积累小红花“爱心账户”，就可以捐助指定的公益项目。

公益参与度的提升，既需要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加入进来，也需要通过记录、传播等动作增强成就感，让大家愿意持续做公益，形成正向循环。小红花产品的初心便是如此。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全年，腾讯公益用户收集的小红花数量总和4.6亿朵，其中，通过捐步做公益的人次（2.3亿），大大超过了通过捐款做公益的人次（1.5亿）。

阿里坚持“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初心，以互联网科技的手段推动公益效率的提升。

我们对阿里公益其实并不陌生，支付宝蚂蚁森林、兴农扶贫等，都是阿里旗下普及度较高的公益项目。

与腾讯发挥社交优势相比，阿里更期望公益技术能依托商业化手法发挥作用。譬如当前淘宝天猫的“公益宝贝”。淘宝天猫网商在开店的时候，可以自主设置一些商品，成交之后就捐出两分钱、五分钱。

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去年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每一笔捐赠他们都打在区块链上，钱给了谁、做了什么项目，都可查询。2020年，这个捐款数是100亿笔。

字节跳动侧重发挥信息分发技术的优势，为旗下公益项目提供底层支撑。

字节跳动最早做的一个名为“头条寻人”的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经帮助寻找到了17000多名走失人员，帮助了17000多个家庭团聚。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并延续至今，离不开字节成熟的信息分发技术。

而在该技术基础上诞生的抖音，自然也就成了字节新的公益“试验田”。

前不久，抖音推出了针对未成年的“时间锁”功能，规定未成年人每天只能使用不超过40分钟抖音。这既避免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也让他们的父母更安心，是比较典型的公益动作。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公益活动带来的流量、转化率等，可以作为巨头们公益博弈的指标，但这些“大佬”的竞争欲望却并不强烈。

前面提到的阿里巴巴公益事业群总裁胡晓明，就在此前的专访中表示，在公益和善意面前是没有竞争的，他更期待大家一起推进更大的公平。

欣慰的是，互联网巨头门的加入，对提升公益的公众参与度，的确在发挥正向作用。

根据腾讯公益数据显示，2015年“99公益日”期间，通过腾讯平台发起并落实的项目筹款总金额为1.27亿元，参与总人次为205万，而去年筹款数额已达23.2亿元，捐款人次增长为5780万余次。

互联网巨头通过公益肩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中国公益也因这些“大佬”的加入焕发了新活力。既然结果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么再谈竞争的确有些煞风景了，不是吗？

参考资料：

1.《他是希望工程被捐助的第一人，毕业后重回太行深处，点亮无数人》——北京日报

2.《互联网大佬做公益，图什么？》——深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