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日前表示，2022年之后世界经济金融将走向滞胀，并将进入新的“三高一低”，即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

朱民周五在《财经》杂志举办的论坛上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走向“三低一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债务。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后，世界经济金融走向“三高一低”，高增长、高通胀、高债务、低利率。现在，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和供应链波动、收入分配恶化、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劳动生产率下降，世界经济金融将进入新的“三高一低”，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

他说，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00年到2003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是3.5%，2009年到2019年平均增长是3.12%，2023年平均增长只有2.54%，而他认为在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速恐怕连2.54%都达不到，这就是典型的滞胀。

“与此同时，高债务，因为低利率，发达国家的债务在上升，付息水平在下降。最高的时候是2.5个百分点，现在只有1.72个百分点左右，为什么？因为零利率。如果利率水平一变，高债务风险就很大。今年和（上世纪）70年代比，还有个更大的风险就是高债务，而且利率水平会变，利率水平变高，债务就立刻变得不可持续。”他说。

朱民表示，2022年一定是“一个巨大的波动，博弈的、不确定的一年”，影响因素包括不断转移的疫情、地缘政治波动导致的供应链变化、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引起的通胀上升以及乌克兰危机对能源的冲击等。与此同时，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宏观刺激接近尾声，很多国家已经没有空间进一步刺激经济，导致经济增长自然下滑，而在这个下滑趋势下，不确定性因素又叠加在一起。

“在俄乌冲突之前，通货膨胀已经是世界最重要、最敏感的变量，已经在高位，大家只是在讨论是结构性的、过渡性的还是永久性的。乌克兰危机以后，冲击能源，冲击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迅速把大宗商品的价格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推高，下一步普遍反应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他说。

朱民进一步表示，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大国，要及早做好政策应对，从长期看要做好结构调整。“我们是依赖进口的，所以我们需要相当的政策准备。我们不可能一夜生产那么多油、天然气，但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应对机制，来妥善应对这个冲击和危机，这是我们特别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