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在特朗普再次参与美国总统大选角逐的2020年，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出版了新书《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试图分析为何特朗普的政治立场与执政记录明明违背了工人阶级选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坚持为他投票。桑德尔认为，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源于工人阶级对精英阶层的怨恨，后者越来越沉浸于自己的成功之中，笃信个人努力、学业成就与阶层跃升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过去几十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告诉所有人，事实并非如此。2021年，《精英的傲慢》中文版在国内上市。

日前，牛津中国论坛邀请桑德尔与人类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以“‘你为什么不努力’：从精英的傲慢看优绩主义陷阱”为题展开讨论。两位嘉宾社会、文化与学术背景的差异让这场对谈碰撞出了许多火花。有意思的是，桑德尔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动向也了若指掌，比如“996加班文化”和“躺平”。对谈从桑德尔与项飙讨论古今优绩制的区别开始，延展至当今中国社会对优绩制的复杂观感。继而，他们聊到哈佛女孩刘亦婷、谷爱凌等受到中国人追捧的榜样人物如何在励志的同时转移了我们对结构性社会不公的注意力。在对谈最后，他们交流了要如何构想和重建一种更公平、每个人都更有可能过上理想生活的社会。

优绩制的古今之别

什么是优绩制（meritocracy）？我们希望每个岗位上都有最有能力、最符合专业要求的人，这种对“选贤举能”的信念本身无可厚非，但桑德尔认为，当优绩开始将整个社会区分为赢家和输家，优绩就开始成为“暴政”。这种分裂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富的日益悬殊，还表现在社会赢家对成功的看法变化上——他们开始认为，成功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美德的标尺，因此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由市场赋予的回报，至于那些落入下风的人，只能说他们命该如此。

“这种严酷的成功伦理让成功者深深陶醉于自己的成功之中，忘记了他们在成功之路上得到的好运眷顾，忘记了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家庭、老师、社区和国家的帮助。”桑德尔指出，优绩暴政让社会不公恶化为针对输家的羞辱和嫌恶，但与此同时，赢家也付出了代价，比如被迫参与残酷竞争、填鸭式课程和“996文化”。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优绩的社会，但项飙提醒我们注意优绩制的古今之别。儒家思想中的优绩制指的是国家应当由有德之人统治，他们不一定是富人——事实上，在儒家世界观中，商人处于四民之末，是被鄙视的群体——因此儒家优绩制实际上在理念层面区分了艺术、文化、统治和经济的关联。另一方面，不平等和阶层区隔被合理化了，人们认为社会本来就是分层的，国家只需选出一小部分能人，剩下的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地位竞争之外。

如今的优绩制与儒家优绩制的区别在于，优绩制不再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安排息息相关，它成为了一种普世皆准的、唯一的将个体分类、排序的手段。好的一面是，如今所有人都在理论上能参与向上流动的竞争，社会不再被认为是天然不平等的；但糟糕的一面是，如今的优绩制也不再容忍反对意见的存在，输家的命运被一锤定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项飙认为，这或许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针对精英的怨恨和反叛回应的原因，“优绩制几乎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自我指涉的话语，拥有了一种绝对论的特质。”

桑德尔指出，同东方的孔子一样，西方传统也对优绩制有类似看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统治者应当由最好的人担任，但这里的“最好”指的不是最聪明的经济学家或技术官僚，而是最有德行的人——德行与个人品格、判断力、实用智慧和对公共利益的分辨力有关。而公共利益也不仅是指GDP增长这样的经济概念。这与当下我们对优绩制和政府管理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桑德尔认为，如今的优绩制是一种市场导向的优绩制，人们的社会贡献和应得的回报完全由市场决定。他希望在书中表明的是，我们需要从市场手中夺回定义“何为对公共利益的有益贡献”的权力，否则我们将一直混淆市场回报和人们应得之物的关系。

在项飙看来，当下的优绩制的危险不仅在于挖空道德考量，更在于技术官僚群体成为了一个自成一体、积极重塑全新道德准则的阶级，“优绩制是一种被管理/专业人士阶级精心培育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不止感到被他们羞辱，也感到某种直接的，基于知识/信息不对等的压迫。桑德尔指出，针对精英的民粹反击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工人阶级感到精英在轻视他们——被怨恨的精英不是像特朗普这样的地产商和真人秀明星，而是由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学术界人士构成的精英群体。他们的身份并不必然由财富决定——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确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是由教育水平决定的。在桑德尔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法国，教育/学历/文凭差距都是造成政治分裂的最重要原因。

“施展暴政、让工人阶级感到被压迫的优绩制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在SAT、高考等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精英定义的，在市场导向的优绩制社会中，他们不仅能拥有更多的经济回报，还拥有更多的社会尊重。”桑德尔说，“因此，挑战的一部分是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角色，正如我在书中所写，它已经成为了市场导向的优绩制社会的分类机器，这导致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心怀怨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西欧，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大学学历。”

在中国，优绩制与其说是普遍真理不如说是个人策略

项飙注意到，中国人对优绩制有一种复杂的观感。和美国人笃信优绩制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社会运行真理有所不同，中国人整体而言并不相信社会按照“选贤举能”的逻辑运转，除了个人能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成功与否。

但在个人层面，人们又认为优绩制不失为一种“逆袭”的策略。“他们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中，普通人别无他法，只能尽可能努力学习、考入大学，这样至少有参与游戏的资格。能否成功不好说，但至少自己尽力了。”项飙认为，这种社会心态造成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悬浮”状态——如同拼命振翅使自己不下坠的蜂鸟一般，人们明知成为赢家的希望渺茫，却依然竭尽全力，这导致年轻人普遍感受到的焦虑、迷茫和心理负担。

桑德尔问项飙，这种焦虑和竞争压力是否是反抗996文化的“躺平运动”的原因，项飙回答称是的，但它只是一种由精疲力尽、迷惘和空虚导致的直接结果，一种退出策略和消极回应。他认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股能量转化为一种更积极的力量，为社会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

桑德尔指出，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将大学入学考试视作向上流动的工具和出人头地的个人/家庭策略，在这一点上，中美社会有相似性。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这种信念都与现实相距甚远。在全美排名前100的大学中，72%的学生来自家庭收入前25%的家庭，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占比仅为3%。中国大学同样正在见证农村出身或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占比越来越小的趋势。

在项飙看来，高考的程序正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优绩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然与社会现实相背离，但依然有极强说服力的原因。桑德尔表示，在美国和中国，优绩制从表面上看都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能参加同一项考试，接受同一种标准的检验，但在实际操作中，“今天的优绩制已经成为了不平等的正当化措施。”

个人成就崇拜导致评判标准同质化

从哈佛女孩刘亦婷到在今年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谷爱凌，我们总之热衷于讨论这些取得了杰出个人成就的年轻人并将之视作励志榜样。在项飙看来，这种对个人成就的崇拜与优绩制意识形态是紧密绑定的，他提醒年轻人应当冷静勇敢地走出个人成就崇拜的陷阱，意识到是怎样的社会机制在助长这种崇拜。个人成就崇拜造成的一种严重后果，是社会评判标准的同质化。

“他们会告诉你人生的唯一或最佳道路只有一条，其他的道路都不那么重要，”项飙说，“人类学家知道，在其他社会当中，声誉、财富和知识通常是彼此分离的，以构成某种相互制衡的结构。但在（社会评判标准）同质化之后，其他的生活方式都被压抑和贬低了，不同的社会资源也被大大集中。我认为至少在中国社会，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过于狭窄，我们只将一种成功视为成功。”

桑德尔同样认为发展出一种对优绩的多元化理解是构想一种替代性社会方案的开端，在一种更健康的社会生活中，优绩制应该不再像今天这样由市场主导、高等教育定义，相反，人们认可和尊重不同种类的社会贡献、天赋、美德和卓越。

对于个人成就崇拜——尤其是对那些克服了家庭困难等外在制约因素取得卓越成就的人的崇拜——桑德尔的看法是，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崇拜的危险。当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日益严重，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不足以成为不平等的解决方案；认为一小部分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人的励志故事就是不平等的解决方案，也是错误的。桑德尔援引一项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CED）的调查指出，在丹麦，低收入家庭攀登财富阶梯成为中等收入家庭需要两代人的时间，但在美国则需要五代人的时间。由此可见，对于社会中的多数，结构性的不平等是很难靠个人奋斗突破的。

“我们需要找到让生活更美好、让不平等不那么极端的方法，让一个人即使没有赢得奥运金牌或在斯坦福大学读书也能实现自我。崇拜个人成功故事的危险在于，它们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关注如何为更广泛的社会公正创造条件，比如重构公共空间、加强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桑德尔表示。

优绩暴政的启示

我们该如何消解优绩暴政？桑德尔的看法是，我们应当将注意力从单一标准的优绩和社会流动转移向工作的尊严，给予所有为公共利益做出有益贡献的人回报，哪怕他们没有高等学历、不是对冲基金经理或管理咨询师。诚然，一个良好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经济上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桑德尔相信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汇聚各行各业不同人群的社会，人们应当充分意识到彼此共享一种公共生活。在他看来，近几十年来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最具腐蚀性的后果就是造成了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分离与割裂，它造成了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加强社会连接。

项飙认为，年轻人需要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有更清晰的认知，这是他不断提出“附近性”概念的原因：“注意你的周围，理解你周围的人是谁，你的父母是如何过日子的，你的邻居是谁，打扫街道的人是谁，垃圾是如何处理的。在附近和你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找到意义，而不是只梦想着远走高飞，你必须明白你的梦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某种（意识形态）霸权在你头脑中的投射。宏大目标可能意味着你臣服于某种霸权。真实的自我应当在附近、在你与身边人的关系中发现。”

项飙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自我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是否存在某种认知上的断裂——在个人生活中，我们遵循一套行事逻辑，但在思考国家社会问题和全球社会问题时，我们又遵循另一套逻辑？桑德尔认为这种认知断裂确实存在，在不同的问题领域，我们倾向于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则。这种断裂有时可谓极端，特别是当我们思考全球问题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似乎倾向于搁置道德反思、准则与审慎。

桑德尔不认为一套单一的道德原则就能统摄我们对个人生活、公共生活、国家和全球性事务的理解，但生活在当今世界，我们的确需要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与更广阔的世界的息息相关，包括全球社区与大自然；我们需要将道德反思延伸至我们对不同层次的社会联结所肩负的义务。“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在每个层次出现的每个道德问题中运用同一个原则寻找答案，但我也不认为我们可以放弃愿景，无法认识到我们在不同层次拥有的身份、社区联结与责任。”

在桑德尔看来，长久以来人与自然的主宰-奴役关系为我们反思社会公正问题提供了某种重要参考。这种纯粹功利主义的、将自然视为工具的态度或许与我们将一部分人类伙伴视为工具的心态是相通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对用功利主义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在各个领域与更广阔世界联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