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香港的现实

与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英爱协定》并非玛格丽特·撒切尔唯一一份违背自己意愿签署的国际协定。另一个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香港的未来。她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为此进行争论，错误地处理，最后解决，而后私下又怨恨自己的决定，都充分说明了她的性格特点。

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关注香港问题是在1982年7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感恩典礼刚刚过去两天。正如杰弗里·豪爵士所说：“没有人敢跟刚刚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战役中捍卫了英国主权的首相说，她现在必须要考虑英国对香港的‘主权’了。”

外交大臣和他手下的殖民地事务官员在劝说首相考虑放弃英国“主权”一事时，简直困难重重。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约规定，香港92%的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将于1997年到期。如果到期归还这92%的土地，余下8%的香港地界，还有香港岛、九龙半岛，想要自给自足、继续留作英国的殖民地是非常不现实的。

尽管这些想法不切实际，玛格丽特·撒切尔还是“以斗志昂扬的绝不合作精神”——借用白厅最聪明的中国通珀西·克拉多克爵士的话——讨论这些想法。玛格丽特后来对克拉多克印象非常好，所以把他调到唐宁街10号做她的外事私人顾问。但是在探讨香港问题之初，玛格丽特对克拉多克以及外交部其他官员给出的建议根本不屑一顾。

首相没有打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协商，而是提议英国永久保留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她说——明显很严肃——她认为英国军队有理由出兵保卫香港。她还坚持说，英国毫无争议地享有对香港剩余土地的“永久业权”。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政府和中国清政府于19世纪40年代签订的系列条约里虽然认可了这些永久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予以认可。无论怎样，北京都要求，只要1997年租约到期，就全部收回香港。

撒切尔夫人除了大胆宣称英国对香港享有军事、法律方面的权利外，还对香港的未来做过很多原创性的设想，比如联合国托管、与中国共治等。她想尽办法佯装说明，英国绝不会以任何形式在“主权”方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任何让步。为帮助英国保留这种绝无可能的地位，玛格丽特和自己的顾问开始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些讨论被形容为“毫无条理、粗鲁生硬”。

据克拉多克回忆：“首相使用了游击战术，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她总是制造烟幕，然后在烟幕的掩护下悄悄施行自己真正的想法。”

烟幕背后实际是撒切尔夫人对现实深刻的认识。她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首脑会谈安排在9月24日在北京举行。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这次会谈并不愉快也不成功。她当时患了严重感冒。会谈第一天上午，她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上狠狠摔了一跤，在迷信观点看来这是英国的凶兆。

迷信观点其实有点靠谱。邓小平对首相提出的建议一律予以反对。他坚决要求香港必须回归中国。后来玛格丽特提议，只有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获得香港和英国议会的认可后，她才会考虑中国的主权问题。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并说他愿意等上一两年的时间和英国继续磋商，但是一两年后中国将自行宣布对香港收回主权的决定。邓小平的坚决以及他的个人生活习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都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他毫无办法。

数月后谈判的僵局才终于被邓小平的“第一项策略”打破。这个词经过外交部修正，用来描述首相对主权问题的看法。1982年9月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玛格丽特·撒切尔声称自己已经准备好在适当情况下“考虑”就“主权问题”向议会做出提议。到了1983年3月，她又改口说自己“将会做好准备向议会提出建议”。

这个用词的小小改变促使玛格丽特重新再三考虑先前她提出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些荒谬方案，比如动用武力保护香港岛，还有在联合国的指导下让香港公投，为“香港独立”做好准备。但最后，她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了第一项策略，并对外宣称这是“她的最终决定”。她在写给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信里说明了这个决定，赵紫阳也对玛格丽特的细微变化表示了高度赞赏。于是磋商重新开始。

接下来的12个月，伦敦、北京和香港的官员开展了各种复杂的外交活动。和中国普通话一样难以捉摸的杰弗里·豪爵士在磋商过程中很好地使用了他的谈判技巧。磋商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不是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仍抱有巨大兴趣，而恰恰是因为她对磋商早已经没有了兴趣。她倾向于支持政治上非常不理智的决策，即同意英国在香港拥有“永久业权”，香港区域性“独立”。但是1984年1月，珀西·克拉多克爵士调到唐宁街10号做了首相的外事顾问后，更为理智的政治决策很快就对她产生了作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选中克拉多克任这个重要职位，充分说明她在挑选重要部门的下属人选时的超高标准。克拉多克是个典型的外交官，工党党员，在包括香港问题的很多外交政策上的观点都和玛格丽特相左。

“克拉多克能当外交顾问正是因为她对他高超智慧的敬重。”后来被任命为香港总督的大卫·威尔逊说。威尔逊是克拉多克领导的谈判小组成员，谈判小组负责处理《中英联合声明》的中英文文本。

尽管谈判期间有很多难题亟待解决，但首相最后还是接受了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和外交部的建议。

“即便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质疑，并会说‘我们难道不能换一种方法解决吗’。一旦真的要做重要决定，她就会特别沉着。这就是她真正的性格。”大卫·威尔逊回忆说，“等她做过各种尝试后，就不再自我质疑，接着她便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最后一轮会谈蓄势待发。外交大臣在1984年7月31日与邓小平会见前夜，出色地实施了边缘政策，而同时首相在伦敦要求她的外交大臣能在电报里多汇报一些信息。玛格丽特非常讨厌在谈判中的一些问题上让步，比如为准备1997年香港主权交接而成立的联合小组的职权范围和具体工作地点等问题。但是中英磋商取得的成果远比她当时意识到的要多。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一国两制”，这项政策保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在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最后的日子里以及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政策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结果非常好——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撒切尔夫人对谈判结果所做的评价。她最后一个行动就是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那份历史性的联合声明。在伦敦飞往北京的飞机上，为配合珀西·克拉多克爵士和罗宾·巴特勒，玛格丽特背诵了丁尼生的诗歌“尤利西斯”的结尾，他们三人对这段诗都熟记于心：

尽管已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
虽然我们的力量已不如当初，
已远非昔日移天动地的雄姿，
但我们仍是我们，英雄的心
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
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坚持着
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

丁尼生在诗歌中描述的精神似乎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英国在签署联合声明时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并非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事最终的看法。后来回忆往事，她对自己亲手签署联合声明还一直耿耿于怀。

1987年1月，玛格丽特和大卫·威尔逊爵士在唐宁街10号开会时意外地表达了自己的懊悔。当时大卫·威尔逊刚刚被任命为香港倒数第二任总督。威尔逊回忆说：

她在指导、指示我如何开展总督工作方面没有任何犹豫。她所纠结的就是《中英联合声明》。她一直在说，联合声明对她而言是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多么可怕。当时珀西·克拉多克也在，他不时地插嘴说：“但是首相阁下，你可是自己同意签署声明的呀，你的决定正确无误。”她压根没听进去，继续数说她对中国人的怨恨。我觉得她就是想借此发泄情绪，一抒胸中闷气，她恨自己亲手放弃了香港，签署了声明。

情绪化的首相和务实的首相正是撒切尔夫人性格的两个极端。在香港问题上，现实主义最后不可避免也必将正确无误地获得成功。

与戈尔巴乔夫共进午餐

1984年12月16日中午12点30分，戈尔巴乔夫夫妇到达契克斯别墅，跟撒切尔夫人一起参加星期日的午宴。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回忆说：

那是个特别的时刻。大家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都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说戈尔巴乔夫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个新人。出访英国之前，他访问过的唯一一个西方国家就是加拿大。撒切尔夫人邀请了戈尔巴乔夫的夫人一同出席宴会，这非常明智——苏联领导人偕夫人出席公开活动，这打开了历史新篇章——戈尔巴乔夫才走进契克斯别墅大厅一会儿，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位苏联领导人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他精力充沛、笑容满面、性格活泼，对自己穿着得体的太太明显感到自豪，同时也愿意随时加入别人的谈话讨论。每一位参加午宴的嘉宾对他的印象都有了极大转变。

首相的转变尤其大，她对戈尔巴乔夫的态度简直可谓坦率，甚至是直白。把戈尔巴乔夫介绍给到场的其他英国嘉宾后（其中有6人是内阁大臣），玛格丽特已经决定好自己在这种场合将使用的语气了。
“戈尔巴乔夫先生，我希望我们的友好关系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餐前酒刚端上桌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就直接开门见山了。

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误解。所以我必须向你直言：我痛恨社会主义。我之所以痛恨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无法给人们带来自由、平等或是繁荣。如果你们苏联人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只能在自己的国界之内搞。

唐宁街10号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说话一向直截了当，他亲耳听到了玛格丽特的这番话，也目睹了这番直言对苏联的客人造成的影响。“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先生绝对是被吓到了，”他回忆说，“首先是被撒切尔夫人直白的态度吓到了，然后是被她所说的苏联只能在自己国界范围内搞社会主义的一番话吓到了。”

玛格丽特的直率的确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吃惊不已，同时他也能隐约猜出这次会面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之前想向苏联外交部汇报他出访英国的事，结果遭后者反对，因为苏联老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妒忌戈尔巴乔夫出访英国。所以戈尔巴乔夫只能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在他们位于皮聪大海边的家里为出行做准备。

戈尔巴乔夫夫人一边听着翻译过来的首相开场白，一边面露厌色。午宴正式开始，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口无遮拦地攻讦问难，搞得戈尔巴乔夫夫人的反感情绪越来越大。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如是描述当时的紧张气氛：“我们在契克斯别墅并不宽敞的餐厅一起落座用午餐。我和玛格丽特坐在桌子的一边，丹尼斯和赖莎（戈尔巴乔夫夫人）则坐在对面。我跟玛格丽特的争吵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激烈起来。”

首相把他们的争吵形容为“一场有关两种社会制度的激烈辩论”。在首相眼里，这场争吵似乎比戈尔巴乔夫夫妇感觉的还要激烈。争吵最初源于有关苏联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优势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相比较的讨论。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论述这一点时主要围绕着苏联政府高额的军备开支不断发问，语气也越发尖锐起来。“她一直在谴责苏联造成了各种不公平现象。”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并没有对英国做任何谴责。但是她脾气变得很差，一度不愿跟我说话。我也就不跟她说话。我们差不多算是互不搭理。”

这件事过去30年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莫斯科办公室为本书的写作接受采访时，披露了当时的场景，并现场示范表演了两人彼此冒犯后，如何心怀怨气地背朝对方互不理睬。

他接着说道：

然后我就看到赖莎在桌子对面向我使眼色，她向我打唇语暗示说“够了！”我一度考虑过我们是不是应该起身离席。但我又立即对自己说：“我们是客人，谈话还是应该继续下去才行。”于是我态度坚决地对首相说：“撒切尔夫人，我知道你是个思维敏捷、原则性极强的人。但请你注意，我也是这样的人。”听到这儿，她点了点头。然后我接着说，“我想让你明白，我到这里来并没有想要向你传达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任何指示，也没有想要说服你加入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这位业余演员在向我透露当时的情景时，故意模仿撒切尔夫人突然大笑起来的声音：“喔哈哈！”撒切尔夫人先笑了起来，其他人也紧接着笑起来。紧张的气氛立刻得到缓解，双方的讨论又继续进行下去。虽然讨论到一半，两人再度起了争执，但这回不像上次那样僵持不下。

这次争执源起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得非常幸福。撒切尔夫人诘问道，如果真的很幸福，“为什么苏联当局不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允许自己的人民轻易离开祖国呢？”

此言一出，两人便就苏联禁止国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事展开激烈辩论。关于这个问题，撒切尔夫人的好友首席拉比曾经向她详细介绍过具体情况。所以玛格丽特向苏联客人发起了“电吹风般”穷追猛打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事实和数据说明苏联如何对待未获准移居海外的人民。戈尔巴乔夫没有料到玛格丽特的言辞会如此激烈，但他很快信心满满地回应说：“提出移民申请的苏联居民里有89%都获得了批准。”这个数据显然是假的。但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出于外交礼貌考虑——虽然她很少这么讲究礼貌——没有计较这个数据的真假，而且戈尔巴乔夫又补充说，“我们也正在考虑犹太人的移民问题。”玛格丽特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明，苏联将进一步放宽对犹太人移民外国的限制。

午宴结束后，首相叫来了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她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她的翻译则把戈尔巴乔夫及其随行三人一起带到休息室，和首相边喝咖啡边谈话。这次私人会谈原定计划只有30分钟，结果谈了有两个半小时多。会谈刚开始，两位元首一起坐在火炉旁边宽大的扶手椅上。玛格丽特·撒切尔脱了皮鞋，把脚伸进椅子下面的软垫下，然后从手袋里拿出了一些文件。戈尔巴乔夫也伸手拿出了自己的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个题为“与撒切尔交谈”的备忘录。但是他想了想，问道：“我们可以撇开这些文件自由谈话吗？”

“好啊”，首相一边回答一边把资料放回手袋。

于是两位元首开始了一场完全没有经过提前设计的会谈。戈尔巴乔夫强烈请求冷战国家进行裁军并结束冷战，掀起了会谈的第一个高潮。玛格丽特·撒切尔向来习惯自己说话时一个人滔滔不绝，绝不容许别人插嘴，这回她却一直没法在戈尔巴乔夫发言的时候插话，因此有些不适应。最终，她还是插嘴提了个问题，涉及冷战带来的实际问题，即英国国内由亚瑟·斯卡吉尔领导的矿工大罢工活动进行到第10个月时，苏联居然出资支持罢工活动。

“你们的工会现在在出钱资助我们国内的矿工，”她说，“因为这个，罢工得以继续进行。英国的经济受到极大损伤。我目前还在冷处理此事。但是我强烈要求你们国家的工会立即停止一切资助活动，否则我们将进行国际制裁。”

据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回忆，当时戈尔巴乔夫听到玛格丽特这么说，显然吓了一跳，并立即回答说自己“和工会没有任何联系”。

玛格丽特口口声声说，莫斯科工会资助斯卡吉尔领导的全国矿工工会的钱肯定来自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未免让她显得有些蛮不讲理”。 “不对，这完全属于内政问题。”玛格丽特的苏联客人反驳道，“也许你们可以监控你们国内的工会，但是我们办不到。”契克斯别墅的客厅里因为工会问题开始了一场唇枪舌剑。“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双方当时都没有说实话。”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顾往事时这样说，“资助英国工会的确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是知晓此事的。”

两国领导人首次会谈最严重的分歧还是军备控制。戈尔巴乔夫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激情澎湃地阐明自己对裁军问题的观点。他的观点可谓新颖，态度可谓诚恳。会上有关军备问题的讨论逐渐激烈起来，两国领导人也开始互相攻击。“撒切尔夫人，你是位思想开明、具有远见的女领导人。难道你看到西方拥有如此数目巨大的核武器，竟还能心安理得？”戈尔巴乔夫一边问，一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图表，上面有他用绿色墨水做的记号，这些记号标注的都是核武器，如果这些核武器都爆炸的话将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首相可绝不会让客人凭借这么一个辩论惯用的反问句就轻松占了上风。“她立即反驳了我。简直是一步不让。我们俩谁都不会让对方占上风。”戈尔巴乔夫对这次会谈是如此形容的，“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会谈结束时我们双方都觉得从这次会谈中受益良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对苏联客人提出的冷战双方共同裁军这个变革性观点应该很感兴趣，只是她的反应并不似戈尔巴乔夫原先以为的那么强烈而已。玛格丽特心里清楚，苏联领导层对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协议”（即“星球大战计划”）感到忧心忡忡。这种担忧在契克斯别墅的会谈上就能听出来。而戈尔巴乔夫同样知道，英国首相对于“战略防御协议”也有自己的考虑。玛格丽特和里根总统的观点并不一致，她不认为“星球大战”所谓的技术手段可以彻底解除核武器的威胁。即便如此，玛格丽特还是决心不让苏联客人觉察出美英两国在“星球大战”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

“不要浪费时间劝我了，”她警告戈尔巴乔夫说，“也不要妄想说服我去对罗纳德·里根说：不要搞‘战略防御协议’了。你这么做根本就是徒劳。”

事实上，12月16日星期天这天，两人在契克斯别墅谁都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的这次会谈为两国外交关系带来了重大进展，也极大地增进了两人之间的友好感情。

查尔斯·鲍威尔在两人长达5个小时、意义重大的会谈中一直辛勤地担任记录员，他回忆说：

戈尔巴乔夫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和克里姆林宫前任的老人政治家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还有契尔年科都截然不同。无论说话还是与人辩论，他的风格都极像一位西方优秀的政治家。他在讲话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提纲、笔记或者贴身顾问帮忙。他就是在那儿坐着，即兴和玛格丽特唇枪舌剑。我觉得他把这次会谈当成试验场，他趁机提出自己的新观点，然后让这些观点接受撒切尔夫人的检验。因为他清楚，撒切尔夫人可以成为他向里根总统传递讯息的良好渠道。

这样一个沟通渠道是当时亟须的，因为那时美国和苏联正处于冷战的巅峰期。自从里根总统把苏联形容为“邪恶帝国……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极大地冒犯了苏联领导层之后，两国之间的一切交流都断裂了。

戈尔巴乔夫直到很晚才从首相的契克斯别墅离开，当时已是下午5点50分。离开时戈尔巴乔夫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说：“山里人要是没有客人就好比他们没有空气一样，都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如果客人待的时间太长，山里人也是要受不了的。”

不过玛格丽特·撒切尔非但没有感觉受不了，而且还因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一位她认为有望成为苏联下一届国家领导人的新锐人物建立友好关系而激动不已。她一边目送戈尔巴乔夫乘坐的汽车从契克斯别墅离开，一边对自己身边的高级助手兴奋地述说本次私人会谈的简要情况。“听上去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伯纳德·英厄姆说。

“一点儿没错，他就是这样的。”首相回答说。

“我可以把这话直接对新闻媒体公布吗？”伯纳德·英厄姆问道。就这样，这句话传遍了全世界。第二天，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接受BBC采访时也如此形容戈尔巴乔夫：“我很欣赏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将会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戈尔巴乔夫听到了这些话，自然也很高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忆说：

我非常满意！事实上，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我的英国之行时，我也用了同样的赞美之词积极评价了撒切尔夫人。对于我在英国和撒切尔夫人进行的多方面会谈以及讨论，我向自己的同事总结评价说：“我们应该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进一步开展合作。我们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本文节选自《撒切尔夫人：权力与魅力》（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由重庆出版社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