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那些《北京人》后来怎样了

文 | 张辛欣

编者按：80年代是张辛欣的高光时刻，她的口述实录《北京人》开创了当时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先河，被翻译成12种外文版；其小说成名作《在同一地平线上》被批为“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这个陌生的哲学名词，当年却是被批判的不良思想。80年代后期，张辛欣前往美国，后与律师斯蒂夫结婚，此后的30多年，她一直“选择流落”、“临时生存”。除了小说，还操练过戏剧、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出版、电子书等多种创作形式。

2022年1月，张辛欣在Amazon自出版了《语言难民》一书，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在美国孤身独居的她，用回忆和写作对抗疫情。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一卷，让我们回到80年代，听作者讲述，一个小说家为何拿起录音机做口述史，此书在海内外引起了哪些反响。这些记录既是作者的心绪投射，也可视作人世沧桑的时代快照。

 

第一次读到口述历史体例是在大学课堂，戏剧理论教授在念陈旧的讲义，我把讲义放桌面，埋头读刚到手的《世界文学》杂志，读到斯特卡（Studs Terkel）《美国梦寻》片段：美国小姐、推销员、农人、退休老太。

一段导语，地点、人名、年龄，这人就说话了。读得我砰砰心跳，小说要花多少心思让读者进入虚构的真实，而口述历史，神奇飞毯啊，一瞬间活人来到眼前！胖瘦、衣裳、姿势、口吻，周围的气味、飘荡的景色……

那是1981年初夏时候，绿荫遮蔽教室窗，讲义的宣教声远离了，我在冥想，一定要试试这种体例！当然，它需要花大量时间，我立刻判断了，作为戏剧导演系的学生，我超级忙，清晨练功、吊嗓子，白天满满八节课（排小品、学灯光、设计、化妆、文学理论、国际戏剧史、政治课）晚上导演作业、当演员——被同学导演，半夜时候写小说，暑假寒假都是从早到晚写小说的时间。口述历史，根本没有时间做，口述历史，潜伏心底。

第一次读口述历史，我还意识到，口述体作为文学体例和录音机这种记录工具进入大众的关系。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录音装置，录下他自己念的“玛丽有只小羊”，一共8秒钟声音，是世界录音史第一声。但是认同这种文字体例要到大众认为人说话容易记录了（1935年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成功使用塑料磁带的磁带录音机）。

1978年我拥有第一个录音机，夏普牌，比一块砖头大一点，半夜排队到第二天中午买到手，270块人民币。然后，在远洋水手免税圈子里，我看到手提式立体录音机，巨大个头，银光闪闪。我为录音机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呢，靠这篇发表小说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全国20万人报考导演系，录取20，发表小说的考生就我一个，那时候人人读小说，我的老师不例外，老师看上了小说，对我能不能当导演，指挥各种人，说很多话，很担忧的。

用稿费我买了第一个手提立体，索尼的。戴着飞行员似的厚耳机，抵挡同室谈笑和鼾声，我写小说，默默听着录音机的盒带音乐。

想来，怪异，录音机的录音功能，那时候中国有录音机的人都不用。我们用录音机盗（倒）音乐磁带。之前的记忆是深刻的，我的知识分子双亲有悠远记忆，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说的话，都可能是危险材料。录音键，是禁区。

 

让“蓝蚂蚁”开口

1983年我被大报大刊批判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我大学宿舍，说代表美国侨报，让我写点东西，可以在纽约的侨报发表。我说想写口述历史，他建议写末代皇帝家族，说认识这个家族，我说，我想写普通人。和他谈了几句，听一下他的读书背景，就这么定了。此人笔名桑烨。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对这人从头到尾我不知道更多了。我从来是根据读书判断人。

1983年冬天我们开始做口述历史，我穿着妈妈旧皮大衣，罩着蓝色灯芯绒面，正好混入蓝色人群，外国不是叫我们“蓝蚂蚁”吗？

我第一个采访的人是写流行歌曲的谷建芬。全国都唱她谱写的“我爱北京天安门”，而她的命运——政治命运（好像我们不配别的？），我听着，我流眼泪，我暗自想，我在遭遇的又算什么呢！

没有职业，各地流浪，倾听各种人的故事，我俩一起听，分头听，偶然用录音机，基本是倾听。一边写一边在纽约中国城的中文报纸《侨报》副刊发表。

倾听，需要技巧，你必须时刻关注说话对象什么时候停顿，听说的话，要猜测吞进肚子没有说的，你要知道这位叙述者的生命背景，是什么地方的人，考虑更大的历史映照。

我听方言是有障碍的。录音机甚至不能拿出来，别吓了说话的人。录音机摆在那里，就会威胁，会改变叙述。

我做笔记。偷偷地。听完立刻找地方速记。听太长的叙述说得去“上厕所”，在蹲坑上匆匆记下叙述结构，特别用词，出现停顿的时刻。我没有身份证，没有介绍信，印了一张侨报记者名片，用假名字，桑烨也印了一个。走到哪里，我掏出假记者证。那时候外国侨报在刚开放的中国人眼里挺新奇的，地方干部是友好的，不怀疑我（我在大报被点名批评基层干部对不上），乡干部主动领着我到处转悠，我得想办法摆脱干部，我住破庙，睡长江轮过道，钻入火车椅子底下。

听了300人写下100多人。出书时候我给总标题《北京人》（周口店猿人学名），副题是“一百个普通中国人的自叙”。我意在，当代个人叙述沉积着深厚历史。

1985年我的写作一被“平反”，我立刻联合中国五家杂志：《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长春文艺》、《钟山》，每家杂志发表十几个人，同时发表60多人的口述历史。这是中国文学杂志的丰彩时刻，《收获》杂志发行量100万份。两年前，编辑都为发表我的小说做检讨，我翻身了，受冤的编辑依旧默默，我用给作品报答编辑。多杂志多种人声，我用杂志作舞台。

作家们先是听说，一年多沉默的我要发表一大堆作品，都大惊，待到发出来，哦，不是精妙小说，是各种人水了吧唧的叙述。作家们都大松一口气。记者们很妒忌。后来我提着刚买到手的第一个摄像机来找摄影记录第一人吴文光，他一边教我怎么开机，从摘掉镜头盖教起，一边说，原谅我要用骂人词儿。我愣住了。他说我发表口述历史时候他在新疆当记者，他也读过《美国梦寻》，他一读我的，一边破口大骂：TMD怎么她占先做出来了！不少中国记者说我抢了他们的行。

外国记者最惊奇的问题是：你是怎么让蓝蚂蚁开口的？你们中国人心思如此之深！我老实回答，因为我听着哭，听着笑。对于专业记者，这无疑是不专业的。

 

占尽地理天机的中国作者

这一次语言逃难，让我大“红”。英文版是《西游记》翻译家WJE Jnner和英国Leeds大学系东方系Delia Davin和八位翻译一起做的，其中有《沈从文史诗》美国作者金介甫，在英美留学的台湾年轻学者，编辑Jnner考虑到，翻译的不同音调会给不同叙述者炫出各种色彩。

各国翻译版的思路不约而同。

瑞典版是汉学家马悦然带一帮学生翻译的，包括后来译莫言成世界级翻译家的陈安娜，译我写的中国人好像是她的翻译处女作。

德文版是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带一群学生翻译的。马汉茂是当时美英法德汉学家中活动能量最大的！他主持德国科隆大中华文学会议，让我到德国，方便我和出德文版的科隆出版社和德国媒体打交往。

马汉茂这位汉学家，在我看来，也是德国汉学转型人物。他念老子庄子学汉字，研究李渔戏曲理论拿汉学博士时候，不会—说—中文。德国老一代是研究死汉学的。马汉茂到台湾留学，娶了台湾太太（优雅礼数英文系毕业）。汉学家娶中国妻子是天下常识，有效的日夜练习。年轻马汉茂做《郁达夫研究》，自费出版，让大陆的钱钟书大惊，马汉茂从此有名了。马汉茂参与德国与中国建交的秘密谈判，翻译编辑《毛泽东选集》德文版。到80年代他带领一帮学生翻译《中国人自述》时候，中文流利，中国政治文化消息灵敏。

他和我的聊天包括《肉蒲团》。我听说但没读过，他复印给我，嘱咐我回国过海关之前扔掉。我连夜读，跟他说读后感，婆婆后花园销售性器具好看啊！马汉茂笑眯眯说，我认为你能写畅销小说，用你的红名销外国。

遗憾我太忙，没有听他的。万万看不出，万万想不到，精明、幽默，新汉学事业最积极的马汉茂，被忧郁症深深困扰，2013年他突然自尽了。（2020年写到这一行我搜他，网上几乎没有他了）。汉学家、翻译家，马汉茂，阳光你，给了我文学异国销路的视野，就为这个我也要记你一笔。

德文版出在所有版之前，出在中文版之前。当时我因为演中文版皮特金特的绿衣公主，被挪威外交部邀请，正在挪威周游，德文版快递到挪威，送到在明信片一般旷野景色游走的我手中。德文版封面是一个老红军给孩子喂饭。

德文版让挪威一位作家生慕。这位挪威作家是先锋作家，被无数挪威女读者爱慕，而他爱上我，一瞬间。送我一个海盗手镯。这位挪威作家是寂寞的，北欧文字斗士是寂寞的，反什么都跟在欧洲大陆更在美国后面。我看到，作为一个中国写作者，我占尽地理天机。

然后，我是美国国务院邀请的导演，在美国东西海岸看戏，走到俄亥俄顺便地闯入世界作家大会。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把第二天上版的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大会宣布了这个消息。我让多少作家嫉妒。

我是虚荣的。在此之前，我的小说有法文版和德文版，这部合作的口述历史译了至少12种语言。我进入各种语言的海洋，不由地，我计算走了几个国家，好像探险家。美国口述实录教父Studs Terkel为英文版做序，纽约时报书评小样送到我手中，是我虚荣的高潮？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

写下的人，存在书中，成为活人，你凝视你想，这人现在怎样了？

1984年到85年两年游走倾听中国人的生命故事，1993年的时候，我从第一本书英文版出版人安德烈·谢夫林（Andre Schiffrin）手中得到写续集的合同。给我合同的时候，谢夫林说，不要指望续集会像第一本那么红，那是西方第一次读到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文字记录。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不再在美国人视野中心了。谢夫林预付我五千块美金，并且是和翻译家葛浩文平分。“翻译和作者一样重要。“谢夫林说。

从美国回中国，我提着一个花卉布袋，白布条提手，是促销赠送的，里面装一个小录音机，在办公用品店买的，1.5吋小磁带。

第一部书采访是1983年冬天，当时的游走倾听我感受到整个国家经济在开放在活泼，人们在说话，大吃大嚼的万元户（一万元人民币！）摆阔大说。

十年后1993年这时候是邓小平南下巡回之后，国有企业开始被拆分，我的朋友，享受公有制的能跑的都跑了，跑到外国，或者外省，在美国大学当难民或者餐馆打工，有人进监狱的出来了，做生意了，准备把孩子送英国念书。

我没有中国身份证，失去北京人艺剧院导演职位，公家分配的住房被收回了，在北京父母家临时落脚。放下手提行李，立刻去拜访书中一个人。他退休前在两弹上天的科技七级部工作，他家离我父母家走路可到。1984年我在燕京宾馆宣布西餐厅对中国人开放那天遇到他，他一头银发，和太太赶着头一天开放来吃西餐。我们吃着聊，然后到他家继续聊。他早年在德国西门子做事，49年中央航空公司起义投效新中国他有功的。他叫杭晓祖。他说话有着理工科人的幽默。这一次，我跟他聊社会巨变应该会相当顺利。

他住的公寓是上世纪50年代为苏联专家修建的，比京城老百姓的公寓要宽大，我记得公寓有七个房间，他和太太两人住，他说每个房间他有不同的用处，一个房间修电视，一个修收音机，一个修立体音响，只给熟人修。儿子不能分享国家给他的住房待遇。

我敲门。一个中年人开门，我不认识他，他问我找谁，我说，杭效祖，他说，去世了。太太呢？也去世了。你是？我问，我是他的儿子。

我站在门厅里，看公寓走廊，看到各房间的门，我曾经跟着杭效祖挨个地逛。这时候我低头看光亮的水泥地面，杭效祖告诉我，他用最细号水泥自己打磨的，像不像大理石？他得意地问我。

我退出门，儿子甚至没问我是谁，是来修过电视的旧相识？

拜访第一本书里我第一个采访的人，作曲家谷建芬，她谱曲的儿歌“我爱北京天安门”80年代是全中国老少皆唱的流行歌曲，她讲到，文革不能作曲，她默默唱歌，看似木雕。1983年我听着忍不住流泪，正被批判的我因此想，我遭遇的又算什么呢？听她讲述给我一副定心丸。1993年这一次，她丈夫挡在门口，丈夫认识我，敌意地问，你想干嘛？她没有盗窃别人的歌！

我倒退着走下楼，买了一份报纸，读到她在遭遇歌版权纠纷。

在旧物里看我的书中人。我的书架拆成一块块板子堆在父母公寓凉台上，写字台也放在凉台上，上面放着母亲养的花，下面塞着母亲攒的废报纸。我的书贴着父母小饭厅墙攀到房顶，写字台里的信件和旧手稿叠摞角落，我拉开一个个空抽屉。大抽屉里旧笔记本还在！10年前为书中写的“爆米花孩子”拍的照片，依然夹在笔记本里。

凝视这个少年，衣服黑糊糊，亮着一口白牙，地铁光线不足，形象模糊，抱着一根扁担靠着车门，身后红色大字“依靠车门危险！”扁担是挑爆米花机器的，少年衣服下面露一截汗衫，原先是猩红色，褪成暗灰了。我打开书，读我记录的少年：

“我去哪儿？上八宝山。有什么好笑的？你们城里人就爱笑！见什么都笑！我住在八宝山的旅店，每天七毛钱，一屋子住二十几口人，滚通铺，我十三岁，从安徽乡下来。

“我念过书，念到四年级不念了，田亩分下来了，爸说：三娃子不用念书了，回家作田。爸不说我也不爱念书，念书没意思。我家八口人，奶奶，爸，娘，大哥，二哥，我是老三，往下还有弟弟，顶小的是个妹妹。我们村三十几户人家全是作田的，要不就是当兵的，当几年兵回家还是作田。当兵没出息了，我就想挣钱，穷人小户的就想钱，钱是王八蛋，可你偏想赚……”

那时候，周围乘客笑他说“上八宝山”，因为那是北京火葬场，那一站地铁名字叫八宝山，离我父母家，地铁三站地，我在地铁里遇上这个爆米花少年。

1993年这时候，我坐在地铁里，看着没有少年的车门，9年的光景，轮换摩擦的脊背，照片里的喷漆大字几乎完全消失了。那时候黑乎乎少年呲一口白牙笑嘻嘻说，“城里的煤凭户口本供应，我不收孩子的钱，教他们从家里偷几块煤来换爆米花。”

我走上地铁“八宝山”站，眯眼看街边，有一些小旅馆。到哪里找曾经的少年，那时候他13岁，现在23岁了，还在北京打工吗？

 

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我看笔记本夹着的这一张照片：

一个光膀子中年男人举着手指说笑，挽起裤腿的脚支在竹椅上。

我是在报纸上读到他的：“四川灌县养兔状元杨泗贤，邀请作家和编辑到家里，他主持召开文学创作与农民生活的座谈会。”报道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那是1985年。

根据报纸的提示，我从成都坐大巴到都江堰。

1985年的时候，杨泗贤在长途车站等着我。蓝色的傍晚，勾勒他一副修长身影。走近了，我看到他的眼睛，闪烁着机智狡猾的光亮。他家离长途车站很近，是一座二层水泥小搂，在周围茅屋农舍中挺显眼的。我们坐下来，立刻开谈，一直谈到半夜，我睡他家竹床，清晨继续谈，我没有用录音机，听着听着，说上厕所。厕所是一个单间小茅屋，地面一个洞。我蹲下立刻掏出笔记本，补记他讲述的顺序，他的词汇，各种技术词汇、四川话，有儿化音但音韵不同，把四川口语记录下来的时候我特别看到它有古文言痕迹。

那时候杨泗贤支起一条腿，张嘴便说：今夜就给你摆一摆我这辈子的龙门阵。

多有趣的四川话，摆一摆，舞龙啊。

要想活，就得杀出去找钱，搞副业。约上几个人，到深山里去砍竹子，划成篾条拖出来卖。平川里的竹子都是个人家的，只有到深山里去。

那种艰难，休说！深山里没有路，全靠连手带脚地爬。在崖上，光溜溜地没地方扒，就靠抠住流水的缝缝，大脚趾拇也踩在缝缝上，一步步挪，一步也不能走错。我就眼看着一个同伴，踩错了一步，就换不过来，不能上下，人贴在悬崖上，身上还背着划好的篾条，一动也动不得。头上、脖子上、胳膊上、脚背上都是大颗、大颗的汗珠。谁也帮不了谁，脚踩悬崖缝缝，眼睁睁看着。后来从山上下来，他就起不来床了，一下床腿就哆嗦，把挣的二百元钱吃药吃光了。

……

我七天学成个木匠。怎么学的呢？我们四川农村不会造洋房子，造的是中式房子，用木头把房架斗起来，再起墙，旧式是竹篾编编糊泥巴，新的是砖。学木匠是死功夫，下料，栈柱子，斗榫头，一招一式地记，一般没几个月一年不能出师。我学了七天，遇上姨母要添房子，就背上工具头里赶去，扯个谎，说我舅舅马上就到，我先画画料，于是就干开了，又锯，又刨，又凿眼眼。我姨母觉出不对了，又没法骂，是外甥呀，只好等着看。舅来了，我干完了，閗起来试试，尺寸完全合，松紧稍差一点，赶紧放鞭炮庆祝起房子。姨母给了我二十元钱，买了锯和刨子，就这样，我成了游走四乡的土木匠。

腰里别着闲书，干完活儿就看书。看《水浒》、《七侠五义》，也看《安娜·卡列尼娜》、《叶尔绍夫兄弟》。到今天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就写不出《叶尔绍夫兄弟》那样的作品呢？在你的想法里，农民不会看这些书？农民也有看书的。有。

光会造中式房子不算本事，图纸看不懂，好多活路做不了。我自个儿学会看三视图。我还钻到工厂，白天做临时工，晚上给人打家具，不收工钱，跟人学代数，空下来就做题。有年发大水，东西满屋漂，好多本本，我母亲说，这都是啥子呀？账本呀？她捞起来摊开晒着，我也看，嗬，都是我原先做的题，一大摞呢！

然后，杨泗贤跟我说新经济，当木匠改养长毛兔，成了当地养兔大户，遇到卖兔子的问题，他呼吁政府帮助，他召集作家写农民……

来找杨泗贤。和9年前一样，我坐大巴在都江堰下来。天色在暗下来，和9年前一样是傍晚。街边台球、录像带店、洗头房、酒吧、霓虹灯，比9年前的傍晚更热闹，街面水泥裂缝，到处泥巴，和9年前一样。我问打台球的少年，杨泗贤？少年摇头说不知道，一个中年人一指远处，那里。是了，就是了，我准确地朝着旧日走来。

还是浓密的树林，还是大叶子洋芋，还是在茅草屋和灰瓦顶的农舍中间孤立一座二层楼，深蓝的天倒影在水田。我走过小路，走上台阶，进了屋，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在烧饭，她认出我的时候我认出了她，杨泗贤的妻子，我记得我叫她“杨大嫂”。我按照9年前试着称呼，杨大嫂，她熟人地笑了，说杨大哥不在家。

去哪儿了？

另一个县，她说，叫儿子捎话去。

儿子冒出来，9年前的小孩子，是青年了，个子比我高，腼腆笑笑，隐身在黑夜。

问杨大嫂，长毛兔养殖怎样了？早不养了，杨大嫂说，留几只当宠物。杨大哥现在做什么？杨大嫂回答，说不准。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谨慎。

又一次睡在杨家。当晨光撒在竹床，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后生，自己说是杨大哥的秘书，带车带司机来接我。吉普车往我从成都来的方向开，开到成都郊外，开到一个铁门口，后生一指铁门里面：二楼办公室。

我跳过铁门，跳上二楼，办公室门开着，有一个人背着身子在灰色铁皮文件柜翻东西。这个人转身来，我认出他，他认出我，他的眼圈立刻红了，泪，在眼眶转，眼角是更密集的鱼尾纹，眼神，依旧灵气，更多狡黠的光点。

我俩坐下来。

我听杨泗贤摆新“龙门阵”。

他来这个县领导生产小五金，县里出资，他是厂长。乡镇企业你懂的，贿赂，塞亲戚，接你的秘书是县长的侄子。

刚开始说，一个脸蛋粉嫩年轻女娃进来给我上茶。杨泗贤说，这个女秘书特别负责照顾我。男秘书偷偷告诉我，女秘书是杨的小情人。杨大嫂知道吧，我想，不做声笑笑。继续听杨泗贤跟我讲工业污染，土地征用。他眼神狡黠，更密集的鱼尾纹加深9年之前我看到的忧虑。

听完故事，杨泗贤开车和小女秘一直送我到成都火车站。小女秘先下车，杨泗贤悄声跟我说，“我要走了，很快他们会拿我这个外乡人顶烂账，我会进监狱的。”

“你去哪儿？”我悄声问。

“不知道，别跟任何人说，我没告诉杨大嫂。”

我看看站在车窗外，甜甜微笑的小女秘。

“带她走？”我低声问。

“带她做啥子？”杨泗贤低声回，“小傻娃儿。”

我带着一个人要逃走的秘密走了。

几年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同名人，杨泗贤，是重庆一个老干部疗养院的董事长。我根据网站信箱写了一封信。

是你？

这人回：是我！张姐，对不起，当时没告诉你我要到这里来。不过，我又要走了。

 

我回到美国。1983年是在纸上手写，托人一次次带到纽约侨报副刊编辑手中，匿名发表。1993年用电脑打再字，打烂了手指，16帧油墨印刷，印出来邮递翻译家葛浩文。我对这部稿子缺乏信心，唯一能讨论的人是葛浩文。他的中国认知是文学的当代的，翻译莫言（农民）老鬼（内蒙古插队）萧红本（20年代小镇居民）。我为这书起名“移动的乡村“，等待葛浩文的判断。几个月后他来电话，说他遭了不幸——家被贼洗劫，无心翻译。我表示同情，正好跟着罢手了。我们报告了出版人谢佛林，预付的钱就留下了。

电脑换了几代，三点五磁盘换成云储存，这部书磁盘没有了，我不很在意。我对这书沮丧并感觉羞愧。直到最近。

 

 

——完——

题图：单车上的一家人，1980年代，北京

Photo by Dean Conger via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