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

尽管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被美国取代的，但大英帝国的衰落却早已露出端倪。

（一）维多利亚盛世中的阴影

1837年，女王维多利亚登基时，年仅18岁，但年轻的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像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女王坚决地践行了自己的诺言：她在其一生中模范地履行了立宪君主的职责，因此深受国民的爱戴；她还是那个时代道德风尚的典范，她是贤妻，又是良母，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也是优秀的家庭主妇。她自己生活严谨，工作刻苦，对别人又充满责任感。在许多国人眼中，她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她漫长的64年在位时期则是英国繁荣昌盛的顶峰。创造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给予她的盛誉，并不是因为她做出了多么轰动的事业，而恰恰在于她什么都不做，完全恪守立宪君主的本分，成为她那个时代君主的典范。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进入强盛的巅峰。当时，英国工业生产能力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额。英国的富庶给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讲道：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人完全有资格得意于自己无可匹敌的地位：“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英国逐渐丧失了独霸全球工业的地位，其中以美国和德国尤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至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至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至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些数据显示的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保有世界最富有国家的地位。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享受这种富庶。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极为不均，贫富对比悬殊。一方面，贵族们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的财富，过着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处于底层的农民住着破败的茅屋草舍，为温饱而奔波。一方面，是工厂主对舒适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在绝望中的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天堂与地狱竟然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里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而曾经让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毋庸置疑，“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若干年后的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随即发生急剧变化，之前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越发变得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减少最受贵族们的欢迎，因为这样他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操纵选举。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靠金钱取得议员的身份，又被政府花更多的金钱收买，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工业化之后所取得的成绩，让许许多多英国人就此陶醉，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光荣革命”以来的优越制度，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制度此时却漏洞百出。他们在制度变革进程中犹豫不前，造成制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对英国强国地位造成损害，成为英国衰落的潜在隐患。实际上，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英国人才开始反思国家制度，进而开始进行改革调整。虽然调整与改革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许多痼疾，但此时的英国已经积重难返，患上了无法根治的“英国病”，再也无法重振当初大英帝国的雄风。

（二）两次世界大战与帝国地位的丧失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虽然打赢了战争，却失掉了一个帝国的宝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觉醒，掀起了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大英帝国殖民体系行将分崩离析。工党政府（1945年至1951年）击败丘吉尔上台后，一度计划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殖民部大楼以显示英国的高贵。但此时的英国再也不是之前的大英帝国，等到他们将殖民部大楼建成时，受他们控制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建楼计划被迫流产。在两次世界大战短短20年里，曾经拥有50多个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所能控制的范围只限于几个殖民地岛屿了。英国殖民地脱离“母国”的运动集中发生在两个时期，即1946年至1951年，1956年至1965年。在第一个时期，首先是约旦、叙利亚的自治（1946年），其次是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是缅甸、锡兰（1948年）和利比亚（1951年）的独立。第二个时期，首先是英国从苏丹撤军（1956年），其次是马来亚和加纳的独立（1957年）。后来解密的官方档案材料显示，英国政府官员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大英帝国解体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他们将英属殖民地划为三类：第一类包括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及中非、马来亚和西印度群岛等3个联邦。报告认为这些地区将在未来10到20年内独立。第二类为政治发展不确定即前途不明朗的，包括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塞拉利昂4个殖民地。第三类为小领地，包括塞浦路斯、索马里、香港等21个地区，报告宣称这些是“永远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独立的”。然而，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快是伦敦的政治家所始料不及的。在十多年中，上述30个地区即有20个相继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英属非洲殖民地都先后获得独立。

“二战”后英、法等殖民大国争先恐后地从各殖民地撤退的政治风景充满讽刺意味，甚至“有时欧洲国家比殖民地的民族主义领袖更急于尽早给予殖民地独立”，相比于19世纪英法等列强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热，人们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他们的如此举动。英国政治家罗贝尔·科纳万在总结英国非殖民化政策的特征时曾谈道：“英国从非洲撤退具有’连击’（即一个接一个解决）的特征。”英国前殖民大臣李特尔顿也曾将他们的政策描述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英国的确遵循了两个原则制定非殖民化政策：第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二采用不同的政策解决不同殖民地的问题。而当面对亚非拉各殖民地国家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曾经的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自己之前的原则，迅速从殖民地抽身出来。

（三）帝国地位丧失的背后

如果说“一战”让美国在总体实力上与英国持平，那么“二战”则让英国彻底沦为二流国家。表面看，致使英国从顶峰跌落下来的因素似乎是战争，其实不然。英国衰落的诱因早已蛰伏在其最强盛的时期。1870年以后英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略显疲态。

第一，工业科技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英国虽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保持先行和绝对优势，但据1851年的社会调查，在英国，农业在总的国家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手工业占据份额也依然较大。难怪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英国在1870年前或许一直在快速地工业化，但仍然是一个农业经济的国家。然而，等到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时，英国几乎毫无作为。对于同时在几个先进大国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好像置身事外。此时，实现技术发明和创造的国家已不是英国，而是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即便是英国发明的一些技术，也因工业界的保守思想而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可以说，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极具创新性的经济制度，它们接受了现代化的思想精髓而不是跟在英国后面亦步亦趋；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大力发展以电力、化工、石油、电器、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而不是仅仅致力于农业、手工业等。

第二，迟滞的经济结构调整。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与领导者，在很多领域如工业技术、经营管理方法等拥有绝对优势，但这些优势逐渐变为墨守成规的传统。棉纺、煤炭、钢铁和造船曾经是英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保持英国经济优势的关键因素也是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到1870年以后，英国没有及时更新升级技术设备，原先的产业设备此时都已陈旧不堪，再也无法给英国工厂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虽然，得益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英国保持了经济的低速发展，但其所占市场份额却相对减少了。在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时，自由主义帮助英国向其他国家大量倾销自己的产品，但在英国逐渐丧失第一强国的地位后，自由主义政策就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与挑战。英国对其他国家免征关税，对别国产品敞开大门，很快那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利用本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保护本国企业，限制英国产品，逐渐占领了英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过高的经济对外依赖度。英国大量资本投向国外尤其是殖民地，造成国内资本空虚，国内的经济社会生产投资和技术革新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迫使英国经济养成对外的依附性。同时，早先的贵族，占据着资本但碌碌无为，变为一个很大的食利层，削弱了国民发展工业的激情与动力。1865年至1914年的英国全部投资中，本土投资与海外投资比例为3∶7，而且，英国用于投资美洲的资本已经超过本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占据着全世界总投资额的半壁江山，将位居第二的美国（拥有19%）远抛在后面。英国也凭借巨大的资本输出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一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给英国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但是，资金不断流出，造成了英国经济极大的对外依赖性。依赖性的经济具有致命的弱点，英国经济必须围绕着国际经济运转，必须确保金本位制、自由贸易政策和平衡财政等经济手段的有效运行。一旦这些条件中任何一个改变，经济的依赖性必然成为一股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怕力量。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英国依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是一种战略弱点。

第四，不合时宜的教育体制导致发展乏力。在绅士文化影响作用下，英国的教育大多以培养绅士为目标。这种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极为重视理论教育而轻视实践。公学与大学里的课程多为伦理道德等心智方面的，而技艺性的如自然科学与使用科学则很少进入公学与大学的课程。英国的国民教育学校长期无人重视，在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前，政府始终没有承担起职责，结果国民教育制度迟迟没有建立，科技教育进展迟缓。同时期的德国、法国的教育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已经远超英国。当英国政府和部分英国人认识到德国、法国、美国在科技教育方面的领先地位时，仍然不能够幡然醒悟，没有进行教育改革。英国近代史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最先建立民主政治，但在教育领域英国没有一项领先，现代大学、职业教育、义务教育、现代学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现代教育制度没有一项由英国创立。因此，英国工业、经济等整体国力的衰落就不足为奇了。

第五，民族工业精神丧失与迟滞的社会变革。任何民族想获得持久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动力作支撑。英国人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民族工业精神，即“合理谋利”，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逐步丧失。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尝到安逸生活甜头的人们，就逐渐丧失原有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英国，人们对贵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思想根深蒂固，这样就形成了追求宁静、安逸，贪图享受，反对变革的贵族文化传统。这种追求田园生活的绅士文化和保守的民族特性，使得英国人发达之后，以贵族形象来重新塑造自己，乐享其成。逐渐丧失了民族工业精神的英国人，也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革新。相比较而言，后起的国家中，法国人会嘲笑英国人的工作时间之短而休假时间之长；美国人从英国人的守旧中得利；德国人却说：“假如我们再有一百年的和平，我们将会置英国于死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改革创新是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的创新体系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诸强国的重要特征。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取得蒸汽机、现代铁路等重要发明成果的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却鲜有贡献，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工业精神的丧失以及迟滞的社会改革。

六、结语

英国本是欧洲西北角的一个面积小、人口少的岛国，近代之前长期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然而，英国作为一个小国却能成长为不可一世的世界强国，称霸世界长达百年之久，一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工厂、海上霸主，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迅速走向衰落，并患上了难以根治的”英国病”。英国兴衰的原委值得人们深思。英帝国衰落的原因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就英国崛起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准确定位国家发展道路

客观评定自己的实力、准确定位自己的战略目标、找准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国家崛起和强大的关键。在选择国家安全战略时，英国的做法与16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西班牙虽然因为海外殖民而崛起和称霸，但它没有重视海洋主导权，没有将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海洋上面，而是把有限的资源消耗在欧洲大陆的纷争之中。相比之下，英国人的目光超越了欧洲大陆，逐渐将发展和扩张的重点放在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上，而且始终牢牢抓住海洋主导权不放，集中有限的资源，发展海军，经略海洋。

作为典型的海岛国家，英国近代以前曾多次被来自大陆的入侵者征服并与之不断融合，英国的统治者怀有一种“浓郁的大陆情节”。中世纪的英国曾长期尝试在欧洲大陆上进行扩张，为争夺大陆领地同法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争夺大陆的惨败导致国力衰弱。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此后，他们不再觊觎在欧洲的领土扩张，转而将战略眼光投向海洋。由于实行面向海洋发展的战略，英国才得以展现自己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中尽显优势。通过打败“无敌舰队”，英国战胜了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发动三次英荷战争，打败新型殖民国家荷兰；最后经过几次反法战争，在“滑铁卢战役”彻底打败法国。期间，利用自己占据的工业优势和海洋地理优势，大不列颠筑建起了全球帝国的霸业，并昌盛达一个多世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逐渐丧失欧洲的领导地位。丘吉尔设计了“三环外交”，就是在英国国力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依赖英美特殊关系，与英联邦国家的特殊关系，维持英国在欧洲的地位。然而，英国人的失策在于，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外交政策不再具有灵活性，始终将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关系的重点，无论是在美国对利比亚的“惩罚性”打击，还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等问题上，英国都坚决地与美国站在了一起。在新世纪之初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英国政府一意孤行，顶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支持美国发动战争，并因此与法德等国发生尖锐矛盾。欧洲事务不再是英国外交官们的首要关注点。英国拒绝加入欧共体，拒绝加入欧元区，反对欧洲防务一体化。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矛盾越来越深，离欧洲越来越远。在整个20世纪，英国都在全球主义和岛国、大西洋和欧洲主义、有形殖民帝国和无形贸易、军事威胁与外交影响中寻找平衡点，试图找到与英国地位相称又可以维护大英帝国体面的位置。在无数次碰壁之后，英国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迫重新回到欧洲。但是，此时的英国不仅没能领导世界，也失去了领导欧洲的地位。

（二）注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世界强国地位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崛起的重要保障，而抢占军事技术制高点又是增强军事力量的最有效途径。英国一直重视发展军事技术和军事力量，这不仅为其崛起和称霸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它在20世纪逐渐衰落之后仍能保持大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利用优越的地缘位置，全力发展海军，是英国几个世纪军事发展的重点，也是英国崛起和称霸的重要支柱。自由贸易、殖民扩张和海上霸权是英国成就霸业的三个支柱。其中，海军是保护工商业和夺取殖民地的保障。从16世纪起，英国政治家就坚信：在优势海军的保护下，英国可以防御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本土的侵略，保护英国的战略航道，并大力从事殖民扩张。英国在亨利八世时代就创建了正规海军，建造了快速灵活、最先采用侧舷炮的新型战舰，并依仗这种新型战舰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光荣革命”时，英国的舰船数量仅次于法国位居世界第二。其后，英国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不断革新海军技术和装备，把蒸汽机运用于海军建设，用蒸汽机动力取代风帆动力，带头完成从帆船舰队向蒸汽铁甲舰队的过渡。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英国舰船数量比排名其后的法国、俄国、西班牙三国的总和还要多，从而使其保持海上霸主地位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军备竞赛中，英国的实力已经相对下降，但英国依旧遵循英国海军必须多于其他两国海军之和的“双强原则”，确保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强大的海军力量不仅保证了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且是英国在与其他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较量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重要支撑。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海军力量迅速被美国和其他国家超越，海上霸主地位逐步衰落。战后，英国彻底丧失了海上优势，将世界海上霸主地位让与美国，世界由此进入美国主导的时代。历史证明，当英国牢牢掌握海上生命线之时，其世界霸主地位稳如磐石；一旦制海权丧失，其世界霸主地位也就无法持续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优先发展空军，使其在战争中顶住了德国的进攻。当时，英国虽然在外交上对法西斯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但看到了德国空军迅猛发展的势头，也认识到了必须加快以飞机为代表的机械化武器发展，才能不被新一轮机械化军事革命所淘汰，于是制定了优先发展空军的政策。1938年，英国空军开支首次超过了海军。英国优先发展空军的政策极富远见，如果不是空军的作战能力在战前几年极速提高，英国将很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顶住德国的轰炸，伦敦保卫战将会是另外一个结果。

冷战期间，英国不顾美苏反对，坚决发展核力量，从而使英国在衰落之后仍能留在大国的行列。以战略核力量为代表的国家军事能力，是体现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谋求和维护英国独立的核力量是战后英国的一项长期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开始实施原子能研究计划，在核裂变研究的很多方面一度领先于美国。战后，英国不顾美国的压制和封锁，继续秘密研制原子弹，并于1952年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苏之后成为第三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1957年，英国又成功试爆了第一颗氢弹。面对英国加入核俱乐部的实施，美国在恼怒之余试图将英国的核武器纳入自己的轨道加以控制。尽管英美之间存在特殊的关系，但英国仍在20世纪60年代初拒绝了美国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坚持独立发展核力量，从而使其至今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在把握欧洲和世界大势中提升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要善于运用自身的力量，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而且要善于运筹国际关系，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削弱竞争对手。英国是世界上运用制衡之术最为成功的国家。在近代几个世纪中，英国或结盟、或“孤立”、或干涉、或战争，使用各种手段，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目的是建立并维持一个均势平衡、互相牵制的欧洲大陆，既确保自身的安全，又为面向海洋、争夺殖民地奠定基础。

第一、借力打力，始终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一是“扶弱抑强”。当欧洲各国力量失衡、出现某一突起强国或国家集团、威胁到欧洲均势时，英国通常采用支持弱国抑制强国的手段，来维持欧洲大陆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而当欧洲大陆相对稳定、自身安全无虞时，英国便采取孤立主义，静以待变，保留再度制衡欧洲列强的自由。二是“狐假虎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在自身力量大为削弱的情况之下，采取了跟随美国、借助美国之力的办法，来对付苏联的威胁，维持欧洲的均势，并发挥其世界性影响。凭借“英美特殊关系”，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二、时刻从自身利益出发建立盟友关系。近代英国从不制定长远的联盟战略，它总是根据大国力量天平的摆动，利用其他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时而把砝码加到这一边，时而加到另一边，使欧洲列强始终处于相互敌对、互相牵制的均势状态。当西班牙与荷兰强大时，英国联合法国打败他们；当法国强大时，英国又联合荷兰对抗法国；在奥地利王位争夺战中，英国站在奥地利一边，对抗普鲁士与法国；七年战争中，英国又与普鲁士一起攻打奥地利。正如列宁所说：“英国一向作较弱的强国的朋友，是为了把较强的强国削弱到不足以危害英国的程度。”

第三、瞄准主要对手。基于自身是岛国的实际考虑，英国始终把争霸海洋的国家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海外扩张初期，英国将称霸海上的西班牙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伊丽莎白女王实行联合荷兰、法国对抗西班牙的政策，摧毁了西班牙的海上优势。17世纪，荷兰成为海上霸主之后，英国联合法国对荷兰进行了三次战争，打败了荷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并称霸欧洲大陆，英国又联合荷兰等国家，与法国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较量，最终打败法国，成为海上霸主并建立起日不落帝国。

（四）注重制度创新提升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还包括以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在内的“软实力”。软实力的作用表现得虽然没有硬实力那样明显和直接，但更具持久的渗透力。

近代以来，英国注重发挥本国语言、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注重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借以弥补其国土小、人口少之不足。19世纪英国全盛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有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从此话可以看出英国社会的风气和价值取向。直到今日，虽然英国早已不再是“日不落帝国”，但以英语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仍风行世界，保持着强大的磁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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