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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亿烟民手中的火苗,七成来自这座湖南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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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亿烟民手中的火苗,七成来自这座湖南小城

打火机这个行业,尤其是一次性打火机,“一块钱”的价格,是维持竞争力的“紧箍咒”。

文丨华商韬略 周瑞华

一块钱一个的打火机,被这个县做成了特色产业。

打火机“啪”的一声,在跳跃的淡蓝色火光中,香烟袅袅升起。

这是全球11亿烟民熟悉的画面,但鲜有人知道,每点燃一根香烟,他们就可能与湘中腹地的小县城邵东发生奇妙的联系。

邵东地处衡阳、娄底和邵阳三市交界处,是一个面积17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常驻人口刚过百万。而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是隐形的“打火机王国”:

这里一次性注塑打火机的年产能,高达150亿支,连起来能绕赤道20圈;

全球70%的打火机,都来自邵东。每年,50多亿支打火机从邵东运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点亮全球五大洲;

全县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00多家,形成四大打火机产业集群,拉动了当地10万人就业。仅东亿电气一家,年产打火机20亿支,占全球六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厂家。

邵东打火机更大的奇迹,恐怕还在于,在物价飞涨的时代,一碗湖南米粉的价格都翻了几番,而一支30多个零件组装成的打火机,在经过注塑、焊接、充气、调火等10多道工序后,价格几十年如一日维持在1块钱……

打火机,已经成为邵东对外的名片,它和醴陵的陶瓷、浏阳的花炮并列,成为湖南三大特色出口产业之一。

作为邵东的支柱产业之一,打火机年产值近200亿,和箱包、五金等产业,一起撑起了当地600多亿的GDP。

在2021年中郡研究所发布的《2021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检测评价报告》中,邵东跻身“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百强县(市)”榜,第78位。

这个排名,打火机产业功不可没。

邵东位于湖南中部,当地地少人多,干旱少雨,位置偏。在2004年之前,只有一条盲肠铁路从这里经过,到长沙要晃晃悠悠坐上5个小时。

既然老天爷不肯赏饭吃,霸蛮的邵东人就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纷纷外出做生意谋生,从邵东走出去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四万“邵东帮”甚至为老挝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

邵东当地的民营经济也十分活跃,摆地摊、开小店,是很多邵东人的谋生之路。在邵东的一些小镇,“户户叮当响,家家小作坊”,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当地人生产的五金、箱包,成了紧俏商品,销往全国各地。

当地为了鼓励发展商贸,90年代甚至打出“只要来邵东,一切都宽松”的口号,“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其他生意都是允许的。

重商的氛围,培养了邵东人对市场敏锐的嗅觉。上世纪90年代,温州、浙江宁波等沿海城市的打火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四处寻找发财机会的邵东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姚喊云是邵东最早一批做打火机生意的。1990年代中期,他刚洗净了“泥腿子”,靠做五金、布匹等小生意攒了几万块钱,全部投进去,在邵东县宋家塘开办了当地第一家打火机厂——顺发打火机厂。

这个打火机厂,就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当地的打火机生意。从县里到乡里,从乡里到村里,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厂、家庭作坊星罗棋布,遍布邵东县。一些农村家庭二楼住人,一楼当作坊,领配件回家组装,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但分散的小作坊式模式下,“邵东制造”长期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的竞争,生产偷工减料、品控等同于零,“邵东货”一度成为假货的代名词。

打火机也不例外。邵东产的打火机,质量差不说,有的还夹杂着泥块、饭团,一些残次品发生爆炸,还能蹦出爆米花来。

姚喊云的体会是最深的。

有一年,他参加一个打火机行业标准会议,会上宁波新海、温州日丰等打火机大厂云集。他坐在角落里,完全插不上话,只有听的份儿。

当时姚喊云意识到,邵东打火机还只是“行业小弟”,整个打火机市场,还是浙江、广东的天下。

温州人早在1985年就生产出第一批打火机,随后温州打火机市场兴起。巅峰时期,温州有3000多家金属打火机生产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全球80%、国内95%的金属打火机,都是温州造。

打火机和服装、皮具、眼镜一起,一度并称温州“四大天王”。

但在环保、劳动力成本、税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场产业转移正在发生。

2000年,广东省江门市一家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4人死亡。广东省就此整顿烟花爆竹行业,连带着对打火机厂也“全面封杀”。

而作为劳动密集产业,劳动力成本增加,给打火机产业带来的冲击,是最为致命的。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规定企业需为员工缴纳社保。温州“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创办的日丰打火机厂,有500多名员工。按照新规,仅社保一项,每年每个员工就要多支出5000元。算下来,一年就要多出250万的支出。

打火机行业利润稀薄,毛利率一般维持在5%-10%,靠涨价不足以抵消成本的上涨,很多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

沿海城市也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像打火机这类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的产业,打正在被“抛弃”。在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一家银行明确表示:在其2500多名中小企业客户中,不包括打火机企业。

温州打火机快速走向衰落,从鼎盛时期的3000多家公司,到2008年只剩100家左右,就连温州打火机的领军人物李中坚,也改行跑去当起了特型演员。

温州退出“霸主”地位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邵东人,抓住了这个产业转移的机会。

2009年6月,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亿电气”)在邵东生态园落地。

东亿电气的前身,是当地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整合之后,公司从一群小打小闹的小作坊,转型成为一个拥有产品研发、注塑、组装、销售等完整链路的集团,也是当地打火机龙头企业。

东亿电气,是邵东承接产业转移的样板。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邵东作为老牌“商贸之都”,拿出一系列务实、高效的配套政策,发挥当地劳动力、税收、产业链等优势,帮助企业降本减负、实现产业升级。

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不仅集成按手、风罩、滤芯、调火环、皮垫等20多个零部件,还要经过十几道工序。过去作坊式的分散经营,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企业规模小,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研发、设计,产品价格低,但品质更低,屡屡因质量问题遭退货。

针对产业“小而多、散而乱”的现状,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介入打火机行业,推动行业资源整合,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2007年,邵东当地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联手成立邵东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随着监管会的成立,结束了邵东打火机企业的无序竞争,从此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以及统一争取政府扶持。

小、散企业也加快整合,原来深入乡村、星罗棋布的小作坊式企业,整合成100多家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随着规模、实力的增强,企业在效率与利润提升的同时,也有资金和实力投入到研发、设计当中。

邵东打火机出口企业,共同出资6399万元,组建了两家模具研发中心,整合分散的资源,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而且,自主研发的电子机、口香糖机等产品,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

到2012年,邵东打火机产量突破100亿支,出口量第一次超越温州、宁波,成为全国出口打火机最多的地区。

这背后,还有邵东政府“保姆式”服务的功劳。

湖南省检验检疫部门定期走访企业,建立起打火机生产、储运质量安全监督体系,指导打火机企业积极应对印度、欧盟市场标准变化,研发出各种新型、符合各地市场要求的打火机,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株洲检验检疫局距离邵阳较远,为加快检验检疫流程,特意增设了邵阳工作组,将每批产品的平均通关时间从5-7天,缩短到不到1天。

邵东税务部门在帮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还优化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流程,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

仅半年时间,东亿电气就享受到300万元的增值税减税红利,其法人代表陈书奇说:

“五指握成拳,才能打出一片天。这是我们行业从小县城发展到全世界的法宝。”

2015年前后,“打火机王国”邵东,突然遭遇了企业出走危机。

这年前后,东亿电气、环兴这些邵东打火机龙头企业,都跑到贵州铜仁投资建厂。在它们的带动下,邵东有一定规模的打火机企业都往贵州铜仁、边阳镇等地迁,十多家打火机配套企业也跟了过去。

企业出走背后,是邵东打火机产业曾经赖以崛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一千多块钱一个月不想做了。开口就是100、150一天”,邵东打火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舒辉珍说,“我们的用工成本就提高了。”

当时,邵东的人力加上电费等运营成本,比贵州高出20%。

打火机这个行业,尤其是一次性打火机,“一块钱”的价格,是维持竞争力的“紧箍咒”。一旦失去价格优势,产业就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廉价地区。

而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在2-4分钱之间,随着人工成本水涨船高,企业的利润就大幅缩水。

东亿电气董事长陈书奇曾经算过一笔账:只有把人工控制在7%以下,才能维持1元的价格,且保持利润不变。

而且,人工效率低,产能低,无法满足企业“薄利多销”的策略。

就拿东亿电气来说,一个车间挤下200多人,连角落里都坐满了人。工人们拿着镊子、钳子,要完成12道组装工序、15项测试和30多个零配件的组装。东亿有1.4万名工人,一天也只能生产100万支打火机。

随着人力成本水涨船高,邵东开始了一场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2015年起,邵东大部分打火机厂,对所有生产环节进行自动化改造。

现在,走进邵东打火机厂车间,只有几名工人在操作机器。随着自动化生产设备快速运转,一支打火机走完了零部件生产、组装、测试、出厂的全过程,而且产品合格率可高达99.5%,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就拿东亿电气来说,3000万的投入,换来了充气、试火、质检等13道工序的自动化,和人均效率30倍的提升。现在,虽然人工减少了80%,但产能却增加了40%,每支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0.1元,下降到0.015元。

但“一块钱”的打火机,不是邵东打火机厂“智造”的尽头。

原本环兴生产的打火机材料限制在60摄氏度以下的高温,存在高温自爆的危险。因为这个缺陷,环兴生产的打火机单价在2分左右。如今,替换新材料的打火机可以耐90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具备一定防爆功能的新型打火机,单只订单价格利润提高到5倍以上。

环兴一款新型打火机,价格和利润是原来的5倍,秘密就在于它使用了一种新材料,使得打火机耐高温从原来的60摄氏度,提高到现在的90摄氏度。

这种新材料依托的是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简称“邵东研究院”)的产学研平台。

邵东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定位于服务邵东高质量发展的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从政策、人才、品牌、技术、市场、融资等六大要素,帮助邵东5万法人企业和8.3万个体户升级转型。

邵东打火机还处在产业链下游,研究院通过科技含量、工艺设计、新品开发、品牌提升等手段,提高邵东打火机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向产业链上游移动。

在邵东研究院先进制造理念的“洗脑”下,邵东打火机企业也在逐渐告别低端制造。

现在,东亿电气每年投入500万用于产品、技术研发,不仅有“一块钱”的一次性打火机,还有打入欧美市场的雪茄点烟器、煤气灶点火专用打火机等中高端产品,这类产品的占比已达到40%。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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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亿烟民手中的火苗,七成来自这座湖南小城

打火机这个行业,尤其是一次性打火机,“一块钱”的价格,是维持竞争力的“紧箍咒”。

文丨华商韬略 周瑞华

一块钱一个的打火机,被这个县做成了特色产业。

打火机“啪”的一声,在跳跃的淡蓝色火光中,香烟袅袅升起。

这是全球11亿烟民熟悉的画面,但鲜有人知道,每点燃一根香烟,他们就可能与湘中腹地的小县城邵东发生奇妙的联系。

邵东地处衡阳、娄底和邵阳三市交界处,是一个面积17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常驻人口刚过百万。而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是隐形的“打火机王国”:

这里一次性注塑打火机的年产能,高达150亿支,连起来能绕赤道20圈;

全球70%的打火机,都来自邵东。每年,50多亿支打火机从邵东运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点亮全球五大洲;

全县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00多家,形成四大打火机产业集群,拉动了当地10万人就业。仅东亿电气一家,年产打火机20亿支,占全球六分之一,成为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厂家。

邵东打火机更大的奇迹,恐怕还在于,在物价飞涨的时代,一碗湖南米粉的价格都翻了几番,而一支30多个零件组装成的打火机,在经过注塑、焊接、充气、调火等10多道工序后,价格几十年如一日维持在1块钱……

打火机,已经成为邵东对外的名片,它和醴陵的陶瓷、浏阳的花炮并列,成为湖南三大特色出口产业之一。

作为邵东的支柱产业之一,打火机年产值近200亿,和箱包、五金等产业,一起撑起了当地600多亿的GDP。

在2021年中郡研究所发布的《2021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检测评价报告》中,邵东跻身“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百强县(市)”榜,第78位。

这个排名,打火机产业功不可没。

邵东位于湖南中部,当地地少人多,干旱少雨,位置偏。在2004年之前,只有一条盲肠铁路从这里经过,到长沙要晃晃悠悠坐上5个小时。

既然老天爷不肯赏饭吃,霸蛮的邵东人就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纷纷外出做生意谋生,从邵东走出去的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四万“邵东帮”甚至为老挝贡献了三分之一的GDP。

邵东当地的民营经济也十分活跃,摆地摊、开小店,是很多邵东人的谋生之路。在邵东的一些小镇,“户户叮当响,家家小作坊”,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当地人生产的五金、箱包,成了紧俏商品,销往全国各地。

当地为了鼓励发展商贸,90年代甚至打出“只要来邵东,一切都宽松”的口号,“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其他生意都是允许的。

重商的氛围,培养了邵东人对市场敏锐的嗅觉。上世纪90年代,温州、浙江宁波等沿海城市的打火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四处寻找发财机会的邵东人,从中看到了商机。

姚喊云是邵东最早一批做打火机生意的。1990年代中期,他刚洗净了“泥腿子”,靠做五金、布匹等小生意攒了几万块钱,全部投进去,在邵东县宋家塘开办了当地第一家打火机厂——顺发打火机厂。

这个打火机厂,就如同一颗火种,点燃了当地的打火机生意。从县里到乡里,从乡里到村里,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厂、家庭作坊星罗棋布,遍布邵东县。一些农村家庭二楼住人,一楼当作坊,领配件回家组装,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但分散的小作坊式模式下,“邵东制造”长期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的竞争,生产偷工减料、品控等同于零,“邵东货”一度成为假货的代名词。

打火机也不例外。邵东产的打火机,质量差不说,有的还夹杂着泥块、饭团,一些残次品发生爆炸,还能蹦出爆米花来。

姚喊云的体会是最深的。

有一年,他参加一个打火机行业标准会议,会上宁波新海、温州日丰等打火机大厂云集。他坐在角落里,完全插不上话,只有听的份儿。

当时姚喊云意识到,邵东打火机还只是“行业小弟”,整个打火机市场,还是浙江、广东的天下。

温州人早在1985年就生产出第一批打火机,随后温州打火机市场兴起。巅峰时期,温州有3000多家金属打火机生产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全球80%、国内95%的金属打火机,都是温州造。

打火机和服装、皮具、眼镜一起,一度并称温州“四大天王”。

但在环保、劳动力成本、税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场产业转移正在发生。

2000年,广东省江门市一家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造成34人死亡。广东省就此整顿烟花爆竹行业,连带着对打火机厂也“全面封杀”。

而作为劳动密集产业,劳动力成本增加,给打火机产业带来的冲击,是最为致命的。

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规定企业需为员工缴纳社保。温州“打火机大王”黄发静创办的日丰打火机厂,有500多名员工。按照新规,仅社保一项,每年每个员工就要多支出5000元。算下来,一年就要多出250万的支出。

打火机行业利润稀薄,毛利率一般维持在5%-10%,靠涨价不足以抵消成本的上涨,很多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

沿海城市也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像打火机这类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密集的产业,打正在被“抛弃”。在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一家银行明确表示:在其2500多名中小企业客户中,不包括打火机企业。

温州打火机快速走向衰落,从鼎盛时期的3000多家公司,到2008年只剩100家左右,就连温州打火机的领军人物李中坚,也改行跑去当起了特型演员。

温州退出“霸主”地位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邵东人,抓住了这个产业转移的机会。

2009年6月,湖南东亿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亿电气”)在邵东生态园落地。

东亿电气的前身,是当地10家打火机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整合之后,公司从一群小打小闹的小作坊,转型成为一个拥有产品研发、注塑、组装、销售等完整链路的集团,也是当地打火机龙头企业。

东亿电气,是邵东承接产业转移的样板。随着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陆转移,邵东作为老牌“商贸之都”,拿出一系列务实、高效的配套政策,发挥当地劳动力、税收、产业链等优势,帮助企业降本减负、实现产业升级。

一个小小的打火机,不仅集成按手、风罩、滤芯、调火环、皮垫等20多个零部件,还要经过十几道工序。过去作坊式的分散经营,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而且企业规模小,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研发、设计,产品价格低,但品质更低,屡屡因质量问题遭退货。

针对产业“小而多、散而乱”的现状,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介入打火机行业,推动行业资源整合,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2007年,邵东当地13家打火机出口企业联手成立邵东打火机出口监管委员会。随着监管会的成立,结束了邵东打火机企业的无序竞争,从此实行统一定价、统一配额、统一运输,以及统一争取政府扶持。

小、散企业也加快整合,原来深入乡村、星罗棋布的小作坊式企业,整合成100多家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随着规模、实力的增强,企业在效率与利润提升的同时,也有资金和实力投入到研发、设计当中。

邵东打火机出口企业,共同出资6399万元,组建了两家模具研发中心,整合分散的资源,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而且,自主研发的电子机、口香糖机等产品,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也更具竞争力。

到2012年,邵东打火机产量突破100亿支,出口量第一次超越温州、宁波,成为全国出口打火机最多的地区。

这背后,还有邵东政府“保姆式”服务的功劳。

湖南省检验检疫部门定期走访企业,建立起打火机生产、储运质量安全监督体系,指导打火机企业积极应对印度、欧盟市场标准变化,研发出各种新型、符合各地市场要求的打火机,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株洲检验检疫局距离邵阳较远,为加快检验检疫流程,特意增设了邵阳工作组,将每批产品的平均通关时间从5-7天,缩短到不到1天。

邵东税务部门在帮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还优化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流程,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

仅半年时间,东亿电气就享受到300万元的增值税减税红利,其法人代表陈书奇说:

“五指握成拳,才能打出一片天。这是我们行业从小县城发展到全世界的法宝。”

2015年前后,“打火机王国”邵东,突然遭遇了企业出走危机。

这年前后,东亿电气、环兴这些邵东打火机龙头企业,都跑到贵州铜仁投资建厂。在它们的带动下,邵东有一定规模的打火机企业都往贵州铜仁、边阳镇等地迁,十多家打火机配套企业也跟了过去。

企业出走背后,是邵东打火机产业曾经赖以崛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一千多块钱一个月不想做了。开口就是100、150一天”,邵东打火机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舒辉珍说,“我们的用工成本就提高了。”

当时,邵东的人力加上电费等运营成本,比贵州高出20%。

打火机这个行业,尤其是一次性打火机,“一块钱”的价格,是维持竞争力的“紧箍咒”。一旦失去价格优势,产业就会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劳动力廉价地区。

而一个打火机的利润在2-4分钱之间,随着人工成本水涨船高,企业的利润就大幅缩水。

东亿电气董事长陈书奇曾经算过一笔账:只有把人工控制在7%以下,才能维持1元的价格,且保持利润不变。

而且,人工效率低,产能低,无法满足企业“薄利多销”的策略。

就拿东亿电气来说,一个车间挤下200多人,连角落里都坐满了人。工人们拿着镊子、钳子,要完成12道组装工序、15项测试和30多个零配件的组装。东亿有1.4万名工人,一天也只能生产100万支打火机。

随着人力成本水涨船高,邵东开始了一场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2015年起,邵东大部分打火机厂,对所有生产环节进行自动化改造。

现在,走进邵东打火机厂车间,只有几名工人在操作机器。随着自动化生产设备快速运转,一支打火机走完了零部件生产、组装、测试、出厂的全过程,而且产品合格率可高达99.5%,极大地提升了效率。

就拿东亿电气来说,3000万的投入,换来了充气、试火、质检等13道工序的自动化,和人均效率30倍的提升。现在,虽然人工减少了80%,但产能却增加了40%,每支打火机的人力成本从0.1元,下降到0.015元。

但“一块钱”的打火机,不是邵东打火机厂“智造”的尽头。

原本环兴生产的打火机材料限制在60摄氏度以下的高温,存在高温自爆的危险。因为这个缺陷,环兴生产的打火机单价在2分左右。如今,替换新材料的打火机可以耐90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具备一定防爆功能的新型打火机,单只订单价格利润提高到5倍以上。

环兴一款新型打火机,价格和利润是原来的5倍,秘密就在于它使用了一种新材料,使得打火机耐高温从原来的60摄氏度,提高到现在的90摄氏度。

这种新材料依托的是邵东智能制造研究院(简称“邵东研究院”)的产学研平台。

邵东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定位于服务邵东高质量发展的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从政策、人才、品牌、技术、市场、融资等六大要素,帮助邵东5万法人企业和8.3万个体户升级转型。

邵东打火机还处在产业链下游,研究院通过科技含量、工艺设计、新品开发、品牌提升等手段,提高邵东打火机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向产业链上游移动。

在邵东研究院先进制造理念的“洗脑”下,邵东打火机企业也在逐渐告别低端制造。

现在,东亿电气每年投入500万用于产品、技术研发,不仅有“一块钱”的一次性打火机,还有打入欧美市场的雪茄点烟器、煤气灶点火专用打火机等中高端产品,这类产品的占比已达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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