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李颖迪

编辑|谢丁

被动封闭在家里，人会有一种失去自由的恐惧。起初是物质方面的，随后是精神的无所依托，渐渐的，一切都变得荒诞，现实被扭曲。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一个主动封闭在家里的人。他曾经在工厂修飞机，但后来他闭门不出，沉浸在物品和电影的世界中。你也可以称呼他们为“家里蹲”、“躺平的人”，或者像我们一样，把这些人叫做当代的“隐居者”。不过，隐居者也各有不同。

我们依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他们（或我们）走向了封闭的生活？——也许没有答案。

开放的世界 封闭的人

1

杨牧独自住在一间公寓。公寓在十九层，很高。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将他与世界隔绝开，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天空，看见鸟，看见对面正在修建的丑陋楼房。这四年来，他不和人交往，也不和人说话，活得像一个影子。

长期一人生活，杨牧养成了许多习惯。房间总是那么安静，他开始收集那些为数不多的声音。热水器的滋滋声，电饭煲煮饭时沸腾的声音，冬奥会花滑表演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的声音，他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咀嚼的声音。他将它们全部录了下来，在电脑里分门别类地存放着。

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的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但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

睡眠也开始形成自己的节律。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就会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十一点睡，次日六点醒。第二天凌晨一点睡，次日八点醒。第三天凌晨三点睡，次日十点起。有时是下午两点睡，晚上十点起。黑夜和白天不再是泾渭分明的界限。睡不着时，他就起来看电影。

有时他会出门买菜。有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其中一个馒头像被老鼠啃过似的。他将这个馒头一直存在冰箱。他几乎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他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因此他的家中存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那些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过的MP3，明信片。但更多的是那些他独居后生活的痕迹。在冰箱旁边，他一共放了十六个纸箱，其中一些装着他使用过的所有外卖盒。他一个也没有扔。外卖盒装过难吃的牛肉面、宫保鸡丁，有些是铝制薄膜的方形外卖盒，有些则是纸质的。他将它们清洗干净，再将它们叠在一起。

一个纸箱里装满了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如果细心的话，可以看到那些杯子上印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时是樱花，圣诞时是帽子。一个箱子放满了披萨盒。一个麻袋放的是塑料饮料瓶。还有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

在杨牧租来的这间屋子，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

也有一些物品曾经拥有过生命。比如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削下来的橘皮，褪去的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空气带走了它们的水分，逐渐干枯萎缩。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都存放在小的透明收纳袋里。

如果单从数量来说，杨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一箱电影票，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也许已经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或者是侯麦，这些导演们和那些影片中的人，都住在这些硬盘里。有一个硬盘最大，像铁盒似的有12T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的电影。

2

半年了，在网上聊天时，杨牧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他的生活状态，但我从没见过他，也无法核实他描述的这些事，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他的话听上去怪异，超乎寻常。

我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听说了杨牧。有位朋友是纪录片从业者，他说他认识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男人，曾经在工厂修过飞机，是个电影迷，虽然住在城市，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与外界联系。这位朋友同样是从网上认识的杨牧。那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北京十分反常地下了好一阵雨，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水汽之中。

朋友说，杨牧住在河北燕郊，这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外省之地，房租便宜，交通方便。我要了杨牧的联系方式，问他能否见一面。

“见面就算啦，我五年没和人吃过饭了。”他过一会儿发来消息说。

他说他正打算去看一个瑞士纪录片影展。我后来听他说，就像猎人狩猎会遵循季节的变化，每当各个地方举行电影节时，杨牧就会离开他的家，直到电影节结束，他才回到家中，然后像冬眠一样很久不再出门。

北京的电影节最多。每当节日开始，他和那些往返燕郊与北京之间的上班族一样，乘坐815路公交车抵达国贸，再换乘地铁去位于北京各个地方的电影院：西边的小西天电影资料馆、三里屯的美嘉影城、东直门的百老汇、还有很偏远的东五环外的电影博物馆。他凌晨五点就会去等公交。（如果是早晨六七点才出发，那简直挤死了。）晚上他会坐15元一趟的大巴。夜晚回燕郊的路途总是很快，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到电影院了，回聊。”杨牧说。

他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再有他的消息。

两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仍然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也许是酒精和社交的作用，我忽然想起了这个有些古怪的人。朋友曾告诉我杨牧在某社交平台的账号，那天晚上我像偷窥狂一样浏览完他所有的帖子。他标记过四千多部电影（一个庞大的数字），其中多数都是艺术片，有些我们都听说过，但也有很多是标记人数不足十人的小众片。过去的四五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似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

“最近怎么样？”我在手机上快速敲打出这几个字。

“不好意思，我最近不怎么看微信，也没设置消息提醒。”过了好一阵子，他的消息才像从遥远的海面上漂浮而来。

“最近你去看电影了吗？”

“没有，很久没出门了。”

“下次呢？”

“不知道，今年以来对电影的兴趣变淡了。”

我们的聊天进行得很顺畅，他并没有多少防备之心，也不是那种害怕社交聊天的人。也就是说，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他只是懒得跟人打交道？至少从网上看来是这样。

他说他曾经有六七年的时间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一家航空维修基地工作。那时他在一个高大的车间工作，负责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比如空客的，或者波音的。他得去看看那些发动机的叶片上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候会用专门的孔探仪，但更多时候是靠眼睛。测量叶片总是让他的眼睛又酸又涩。

那似乎是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但后来他忽然像中蛊一般迷上了电影，一心想辞职去拍纪录片。经历一场没有预料到的失败后——这点他并不愿意多谈，他回到了飞机维修基地。随后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再忍受流水线工人的生活。这次他提交了辞职信，付了一笔违反定期合同的违约金，独自去了燕郊。

现在，他35岁，失业接近五年，依靠负债生活。他远离亲人、朋友，不再建立任何新的关系。他待在这间租来的19层公寓中，和那些会被多数人认作“垃圾”的众多物件一起生活。

如果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这五年来他真的像一个影子活在我们中间，活在一个自我的黑黢黢的洞穴中，我对他就有了更大的兴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我也曾希望像他那样生活。

▲前往各种电影节之后留存的手册

▲从电影资料馆出来之后，走进地铁站已空无一人

3

20世纪初，在纽约第五大道，有一对兄弟因为囤积垃圾成为当地名人。此前他们过着正常的生活，两人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哥哥获得工程学位，弟弟获得法律学位。但在父母去世后，兄弟继承了豪宅以及家庭财产。随后，哥哥失明，弟弟辞去工作在家中照顾哥哥。当美国经济大萧条来临，他们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扰乱了。随后，他们将所有窗户紧闭，彻底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持续了许多年。

渐渐地，房子里的很多设施逐渐因为未付账单而被关闭。先是煤气，再是水电。兄弟中的弟弟将一辆属于该家族的旧福特T型车改装成了房子的发电机。至于水，他从当地公园的水泵中填满。他还用一个小煤油加热器给房子加温。兄弟二人收集了大量物品。为了防止有人侵入，他们在房中各处都设置了陷阱。

1947年3月，警方接到匿名电话，发现两兄弟死于家中。由于家中有太多的物品，警察无法打开门，只能打破窗户后进入。他们取出了约120吨垃圾，包括14架钢琴，25000本书，保龄球，腌制人体器官，旧款T型底盘，马车折叠顶部，数百码未使用的丝绸和面料，以及一堆奇怪的物品。这对兄弟的房子随后被拆除。现在，那里变成了一个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小公园——“科利尔兄弟公园”。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将这对兄弟评价为现代的第欧根尼。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支棍子、一个面包袋。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能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但也许，在现在的中国，大多数选择躲在家中的人，并不是需要阳光，而是害怕阳光。

大概两年前，我辞掉工作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时我对与人打交道这件事充满了疲惫。辞职后，我没想好该做些什么。然后疫情来了。我整天待在家中，吃外卖，打一档日本游戏。在游戏中我有一座岛，我能够在虚拟的海洋中抓金枪鱼，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但在游戏之外的现实中，我不想与人交往，不回复他人的消息，看着天一点点变暗又亮起来。疫情缓解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化好妆，去咖啡馆里假装工作，实际上我无所事事。我再次退回家中。很快，我的作息和情绪都紊乱了。

到第四个月，我开始易怒、烦躁，在网络上四处搜索：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在那时候开始关注豆瓣上诸如“家里蹲自救同盟”、“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失业观察日记”这类小组。那些小组中有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人，其中女孩居多，二十来岁，同样在北京、上海或是广州这类大城市生活，也许正面临失业，也许只是待在家中，或者是租住在一个简单公寓里。总之她们闭门不出，同样试图封闭自我。

她们在帖子中写道：

“28岁在深圳出租屋蹲了一年半，感觉对生活越来越没有掌控感，之前还会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只会宅着，连出门倒垃圾都不想了。”

“没法在家里蹲，又没法出去，为了逃避天天往公园里钻。只有公园是免费的。”

“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网络，困守单间的出租屋，不上班，不出门，靠外卖。我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

“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但将自己真正封在家中的日子并不好熬。那年底，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日子，当我屏蔽了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了航标的船，不知道去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投降了，重新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我告诉自己，别去想其他的，最好什么都别想。

重新工作后不久，我接触到一个名为“隐居吧”的论坛，里面有各种各样拒绝工作的年轻男人。他们在东北鹤岗或者是河南鹤壁这类城市花两三万元买房，闭门不出，在游戏中度过漫长的时间。他们可能是保安，也可能是外卖员。不过我后来发现，也许这股潮流与阶层、性别无关。在豆瓣那些小组中，发帖的既有在工厂打螺丝的女孩，也有家中经济条件不错只是单纯不想参与竞争的女孩。

我开始留意一些奇异的出走新闻。比如有个男人在山东青岛虎山的洞穴上住了八年。他36岁，自称来自江西，觉得山上空气好，洞内也安静，他就来这里养心脏病。但山洞很快被封闭了，男人从此失去踪迹。还有一条新闻说，有个男人在林芝景区里待了五年。他就地取材，搭建木屋，开垦荒地，捡拾森林中的蘑菇为食，一年只离开居住地一两次。不过，他最终被当地巡逻的警察发现，然后被劝返回家（一个我们能想象到的结局）。人们至今也不知道他来前往森林的动机。

杨牧的故事和他们有些相似，但他不在洞里，也不在森林，而是选择了城市远郊一个便宜的居住小区。问题是，对于当下的杨牧来说，这样的生活能持续多久？

▲杨牧保留的电影票根

4

在杨牧的叙述里，他逃离飞机厂之前过着“正常”的人生。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既干旱又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苹果为生。杨牧的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只能说不好不坏。少年时期，他读书时需要前往另一个镇子，每周要走二十公里的泥路，有时太累，中午就睡在树林里，有时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进水，就用绑带绑住鞋子。随后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的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了更稳定的维修基地，到了北京。

在航空维修基地，杨牧经过两年培训后正式上岗，同时签订了一份需工作满六年的合同。工作的每一天都很相似：换上深蓝色的工服，来到车间里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面对数量众多的发动机零件，比如静子叶片，转子叶片，风扇叶片之类的。检查零件是否存在故障，编写工卡。飞机维修是一件十分死板的事情，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依照固有的飞机手册进行。发现故障后，他接着颁发修理工单，再挂上不同颜色的卡片：“红色——报废件”、“绿色——可用件”、“黄色——需修理件”、“白色——需更换件”，最后转交给工程师。

他不常加班，只是春运或国庆前后时，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就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常常是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来，也不爱参加那些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偶尔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他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那里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还有一些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杨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开始在上班的间隙学习法语。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在“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写了许多单词：

“monalisa 蒙娜丽萨

Louvre 卢浮宫

marguerit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Tombez amoureux de quelqu'un 爱上某人”

2015年，他看到一部叫做《小森林》的日本电影。在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孩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做小森的村庄，那里被森林围绕，笼罩在水雾之中。她独自居住，在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的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

——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随后，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

“28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除了阅片量逾千外，别无其它，零基础，有内行人士可否指教一下，是先去跑龙套呢，还是去一些培训机构学习理论和基础的技术？比较感兴趣的工种是摄像和编导。不甚感激！”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然后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男人联系上他。暂且称呼这位导演为X。杨牧和X签署了一份协议，由杨牧出钱购买一台red one摄影机。协议上商定，X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X所有，但电影的版权归杨牧。他们商量要拍摄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杨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他们设定电影的名字叫做《爸爸的苹果树》。

杨牧将所有行李打包成大箱子，准备向工厂提出辞职。他跟着X一起去了天津。那阵子天津总是雾蒙蒙的，他们去了海河，参加了一些艺术活动，逛影展，逛美术馆。摄像机有时会对准杨牧。X拍下了他所住的酒店，穿着工服的样子，酒店里挂着的计划单：学语言、看电影、卖苹果和出国。X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电影，想拍什么类型的电影，父母和他的关系等等。

不过，杨牧发现，X的镜头似乎更多是对准X自己。X迟迟没有跟随他返乡的迹象。在那段长约四十分钟的片子里，X这样形容杨牧的想法——“只是拍苹果收成和乡下那点事，而他想将故事引向一些更宏大的话题。X的言下之意是，杨牧的故事只是他野心中的一部分。

他们相处了十来天后决定散伙。杨牧花钱购买的机器仍然留在X手上。后来，成片在一个视频平台上线过，后被X下架。

杨牧的计划全然失败了。那年春节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

但杨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了，把相机摔到了地上。来年春天，杨牧回到工厂，那些被杨牧打包的箱子又被拆开，所有东西重新回到了它们原来的位置。又过了两年，杨牧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他赔偿了大约六万块。

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主卧。那是一个隔断房，一个60平米的房子分成了五个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房子隔音很差，他总能听着隔壁女孩和男友电话的声音。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住一个完整的空间。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他决定去燕郊生活。

▲这是他租的第二套公寓  窗外是蜂巢一样的高层社区

5

在燕郊，杨牧彻底沉浸在电影的梦境中。他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显示器。他在Excel表格中将看过的电影分门别类，硬盘越攒越多。他从来不删任何一部看过的电影，哪怕那是部倒人胃口的烂片。半夜醒来，或是下午两点醒来，他打开屏幕，随后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写道：

“《记忆》：记忆、幻觉、梦境这些都不重要，亦无需去解读它们。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我该如何去描述呢？引用片中的一句诗：我灵魂的每一处细微空间，如微生物的分子一般，产生了无器官的连结。这不是一句褒奖，也不是一种比喻。看阿彼察邦的电影，会忘记现实的时间，会忘了此刻真实的自己。那些废弃建筑下的鸟儿，那些雷鸣和雨声，那些被挖掘被清点的骨骼，那些山坡上的树木，那些台阶上小憩的人，那些河流两旁肆意丛生的植物，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个萦绕心头的砰的声音，也许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靡靡之音，来自记忆洞穴里的信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沉浸感，也是只能从这类非叙事非线性的电影里才能获得的体验。”

再比如：

“《安娜的旅程》：凌晨3点25分，我醒来了。我烤了两片吐司、倒了一杯牛奶、切了一个西红柿、撒了点白糖、打开电脑开始看这部电影。导演的另一部影片《让娜迪尔曼》是我最爱的电影。看完这部电影时，天刚蒙蒙亮，城市的天际泛起一层渐变的橙色，与青蓝的天空接壤，想起那一年在阿塞拜疆的早晨。她穿梭于欧洲各个城市，去往布鲁塞尔的旅途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困顿和哀愁。喜欢安娜的外套，喜欢她的裙子，喜欢她的后背，喜欢她的高跟鞋，喜欢她的裸体，喜欢她在床上反复听电话留言的姿态，我学着她把窗户开了一道小缝，冬日寒袭，世间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此。”

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模仿电影中的生活。辞职后，他还有一笔积蓄。他决定先抛开眼前的一切，走向遥远的地方。他的第一站是法国。落地巴黎后，他走在塞纳河畔，买来正宗的法棍。（法国电影里似乎总有这么一个女人，下班后穿着风衣，怀揣装着法棍的牛皮纸袋，女人走在大街上，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他住在青年旅馆，认识了很多朋友，和一个四川女孩一起登上了埃菲尔铁塔，和一个泰国女孩像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那样在公交上聊了一路天。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他还遇到另外一个正打算去瑞士的女孩。他们一同前行，不小心坐上了火车的情侣车厢。那天是狂欢节，突然车厢里所有人都开始接吻。他和女孩对视了一下，随后也开始接吻。他们一起转去布拉格，看了午夜档的《海边的曼彻斯特》，然后牵手拥抱，就像一对正处在热恋期的情侣。他得知女孩来自西安。她的方向感真好，他说，欧洲的火车真麻烦，他经常坐错，可她总是能够分清楚。

在布拉格，他和女孩分别，此后再也没有联系。他继续自己的旅途，下一站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导演锡兰的故乡。他去了费特希耶的海港，那里青山环绕，停泊着带长桅杆的白色游艇，街边的房子都有着鲜红的屋顶。每一天他都在海边醒来，看着那些高大的椰子，露天餐厅，在沙滩上洗衣服的女人。还有猫。土耳其到处都是猫。

然后他去了日本。在大阪，他从惠美须町一路逛到日本桥的购物街，花了三小时逛完上百家音像店，搜寻演员绫濑遥的写真集。半夜睡不着，他就去街上的便利店觅食。

他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这些旅途，像是终于实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梦。

有一天，一个网友找到杨牧，希望拷贝他的电影硬盘资源。他没有回复。后来他在一部纪录片的影评中记录了他拒绝的理由。那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船舶机械师，他用一台8mm的胶片摄影机拍下世界各地的风景。在他死后，这些影像资料被人放到芬兰的跳蚤市场拍卖，买主借此还原了这个人的一生。

“他在世界各地流浪，到过埃及，长城，曼哈顿，冰川丛林雪山高原甚至是已经消失的印加古城，都被他记录了下来……但没有人认识他，葬礼上也没有亲人，他连个朋友都没有。

前天有人找我拷贝资源，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这里面的每一部电影都记载了我过去这些年迷影的点滴，虽然这段时间在我人生长河中不值一提，但也是我从青年步入中年重要的阶段，以及我人生的一个缩影……当那些积攒多年的资源突然有了市场价，那种感觉就好像进坟墓一样……

我在想，等我死了，我不会把它放到跳蚤市场上卖掉，我会销毁，也不会留给后代。可能那个时候看电影已经有10g网速了，一秒可以下载一千部。

我的人生虽然一文不值，但也不想这么轻易埋葬掉。”

▲杨牧囤积的各种电影书籍和杂志

▲电影票根

6

旅行的最后——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飞到欧洲，生活迟早都要回到真切的现实。

在燕郊最开始的那段日子，他住在城中村，每天走在灰尘扬起的公路上。去面包坊买法棍时，他会听见刺耳的鸣笛，巷子里摩托车乱窜。他无所事事，下午就到必胜客或是肯德基点一杯苦涩的黑美式咖啡，戴上耳机听音乐广播节目。直到有一天他回家，突然发现自己赶上了由北京延展开的群租房清退，家门口被贴上了一张严厉的封条。随后他搬到了一个楼房小区，高层建筑如同蜂巢一样，他在那套公寓住了很久，直到突然接到了房东的通知，说要卖房了。

他在汉庭酒店住了一个月，每天待在酒店里看球赛，行李寄存在酒店仓库，阿姨来打扫时，他会嘱咐别扔东西，茶叶包也别扔。

2021年4月，杨牧搬到了现在居住的这套公寓，然后他在窗户贴上了那层磨砂。

在燕郊不断换房的这段时间，他经常出门去旅行。2018年，他开始重新投简历，投了很多份。那时他身上的积蓄已不到五万。有一次他正在泰国旅行，对方打电话给他说要视频面试。

对方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找工作？

此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两年。他没回答上来。

对方说，你没工作还在泰国玩？

那家公司在广州，也是一家民航业的维修企业。面试没过。他又投了一些写影评的自媒体公号，有公司认为他年龄已经偏大，还有一家公司希望他去上海。他有些犹豫，最终放弃了那个机会。

他开始编织一些谎言。去欧洲时，他发了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被同村的亲戚看到。家人发现了他在国外。现在，他的父亲一个月要打两次微信视频给他。父亲担心他会再次私自跑到国外。

杨牧的父母认为这一生中一定要有一个儿子。因此，他有三个姐姐。在西北的农村，这很常见。父母还认为，这个儿子必须回家，结婚，孕育下一代。他的微信上有许多未接的父亲通话消息。如果接通，父亲会说些什么呢？无非还是催婚，催他赶紧回家。父亲总说，待在北京没有出路。

还有姐姐们。其实他和姐姐们原来关系不错。只是现在姐姐们已经在城市中有自己的事业，成家，有了孩子，过着稳定的生活。一个姐姐劝他去她所在的城市深圳。他有些动心，但不知道怎么解释简历上空白的那几年。他对家人说自己离开工厂后一直在做策划类的工作。

2019年，电影《四个春天》上映，杨牧买票去看。在电影院里，他看到一半，离场了。这是他唯一一次看电影离场。那部电影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拍摄自己家庭的故事。他有些失落，想起曾经写过的剧本，被父亲摔在地上的相机。他知道不应该怪父母。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工人，只是将这个没有实现的梦想托给了他。那该怪谁呢，只能怪自己。

他逐渐远离了人群。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杨牧陷入某种黑暗中。一个人去便利店吃便当，他会提前在手机下好单，进店直接扫码拿货，尽可能避免和店员说话。后来他开始依赖外卖，将自己关起来，囤积使用过的东西。有些外卖开始发霉，他拿来一把放大镜看微生物的生长，有些菌丝的结构十分迷人，就像熔岩一般。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用相机将它们拍下来，在一个相册里密密麻麻地排列，就像一个宇宙。

唯一的动静来自窗外。偶尔会飞来鸽子。此外，一个网上相识的女孩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只是为了确定他没有死在公寓里。只要电话没有停机，就说明他还活在世上。

他打开手机拍下很多视频。比如他独自吃饭的情形：桌上电脑正在播放日剧，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悄然流逝。在视频中，他开始发胖，头发像帘子一样变得很长。然后他剃光头发，搬来一个台子站在家中演讲，讲过往经历和失业天数。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自己说一些话。下一个视频——房东来检查租房状况，他起来打扫三四个月未清理过的屋子，将所有发霉的外卖扔了出去。

他去看了医生，但似乎药物起不了疗效。

随后，疫情来了，他竟然平静了许多。2020年初，所有人都无法离开家，城市变得封闭，隐形的栅栏开始竖立在人们的心中。他忽然觉得，自己闭门不出的生活再也不显得怪异了。

▲在飞机维修基地的生活：维修发动机叶片

▲杨牧囤积的各种废弃物品

▲他家中囤积的物品：外卖盒，披萨盒，塑料饮料瓶。

7

2022年春天，灰蒙蒙的一天，我坐上了815路快车。我避开了上班族通勤的高峰时段，路上很通畅。到达燕郊后，街边有一些叫做夏威夷、纳威堡之类的小区，楼房又高又密。雪还没有化尽。道路的雪堆已经被尾气和灰尘染成灰黑色，街边的树木光秃而冷峻地竖立着。

此时是正午时分，我在一个小区门口等待着，有些焦虑。

很快我看到一个男人朝我招手。他有些微胖，戴着一顶褐色GT Hawkins的棒球帽，穿一件很薄的蓝色棉布大衣，牛仔裤，马丁靴，外形没有任何异常之处，走在街上十分容易隐藏于人群之中，唯一特别的只是衣服有些陈旧。

杨牧最终还是答应了跟我见面。这时我们已经在网上认识半年了。我们走在路上，他很沉默，我看不到他口罩背后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正在想些什么。

我们决定去离他家最近的必胜客。落座后，他拿过菜单，拿不定主意，将菜单又递给我。我一边点单一边观察他。杨牧摘下口罩，那是一张看起来仍然很年轻却又有些陌生感的脸：他有一个十分高昂的鼻梁，眼窝略微凹陷，皮肤很白，像一个少数民族男人。他随后摘下帽子，头发有些稀疏。他的确不算年轻了。

他一直在喝水，眼神望向很远的地方。四周那些顾客和服务员的说话声明显让他紧张起来。

等待上菜期间，我们谈论了一些诸如天气、近期看的电影和燕郊公交这类无关紧要的话题。当意大利面送上来后，杨牧用叉子叉起意大利面，很快又松开。他紧紧用手捂着肚子，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对不起，一紧张就胃疼。这个习惯始终没能改掉。”他说。“上次见人的确是很久以前了。”

随后他一直胃疼。我们匆匆结束了这顿饭。他打算离开时，我问他能否去他的家中看看。

他露出犹豫的神色。“好吧，不过家里很乱，请别介意。”

“你为什么同意见我？”我问。

“如果是其他的人我肯定不见。你是记者，怎么说呢，见记者就好像见医生一样。”言下之意，我之前不在他的生活中，之后也不会继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我们离开餐厅，踩着脏雪小心翼翼往回走，路面很滑，空气也依然寒冷。我们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公寓楼下，周边没什么配套设施，只是一栋公寓楼，一个让人睡觉而非生活的地方。他刷卡，坐上电梯。我们走进他的家，温暖的气息随即涌来。

这个不大的公寓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凌乱。大约三十多平米，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他在网上和我说的那些外卖盒塑料瓶都整齐地放在门口的右侧。然后是窗台，那些胡萝卜皮洋葱皮橘皮醒目地摆放在那里。

杨牧终于放松下来。我提出想仔细看看和他一起生活在这个空间的物品。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灰色的工业手套（这是他修飞机时工厂发放的）。他将那些纸箱搬到地上，用刀划开封闭的胶条。是的，他发给我的那些照片都是真的。那些平日里被人们看作垃圾的物品安静地存放其中，它们仍然没有显现出时间分解的痕迹。只有电影票不同，票上的字大多已经褪色了。他有一台打印机，他在这些电影票褪色前用扫描仪抢救了它们。

我们拆开了一个又一个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一件事，即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什么歌，明天见到什么人，随后产生的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将生活的步调打乱。而杨牧认为，太阳每天照射于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按照节律行进的行为中有某种永恒的意味。

因此他宁愿和这些物品生活在一起。

我们又一起翻看了他的相册。他存在电脑的相册里有他的家乡，贫瘠的土地产出的鲜艳又清脆的红苹果，那看似无法走出的大山和荒凉的村庄。他的父母已经苍老，母亲的皱纹深深刻在脸上。还有他曾经谈过的恋爱，一些笑容灿烂的女孩。还有那庞大明亮总是有噪声的工厂，那些细碎又复杂的发动机零件。还有他在欧洲的旅途。

不过，那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清楚自己的生活从一个时刻开始发生了错位和偏移。他已经逐渐忘记那些飞机修理手册上的英文建议，忘记曾经建立过的关系，曾经有过的改变现实的希望。这五年就像一个真空地带将他包裹其中。没什么可后悔的。现在，他只是难以找到一些路径回到现实世界。我问他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

“我也不知道。”他说。

我们不知道再该聊些什么。过了很久，太阳渐渐落下了，杨牧没有开灯，房间变得昏暗。屋里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寂静无声。我们就这样坐在黑暗中，似乎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决定离开。他送我到楼下，在我坐上返程的车后，我回头看，他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后记：

我最近一次联系杨牧时，燕郊正处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中。他说燕郊的所有居民即将要做第17轮核酸。即使他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但还是无法躲过这些。

他有些厌烦燕郊了。他打算在燕郊封城结束后离开这里，去一个村庄隐居。他也很久没看电影了，正在整理硬盘资源，打算带上这些下载好的电影一起走。到那个时候，他打算将手里的苹果手机锁起来，买一个100元的诺基亚，只保留紧急联系的功能。他希望去江西，或是贵州，那里有山，有树，湿润又温暖。

如果您看到这里依然对这些人好奇，或者您有和隐匿生活相关的线索，欢迎和我们的作者联系：echoliyingdi@gmail.com 。非常感谢！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出现的杨牧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