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尚先生Esquire 吴喋喋

编辑｜刘敏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岁的大崔高考志愿报了中文系，那时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好赚钱。毕业后他来中国工作，娶了中国太太，落户望京。

大崔完整体验了中韩20年经济来往，他说，以前是在韩国挣钱来中国花，现在是来中国挣钱回韩国花。他在中国奇遇不断，和文在寅总统自拍，误打误撞出演了《流浪地球》。

2010年代，韩国制造业逐渐向东南亚转移，大崔一家曾考虑落户越南，最终又回到中国。而在胡志明市，已经复刻了一个全新的韩国城。

2022年，大崔在望京的韩国朋友已经回国一大半，疫情让原本便捷的中韩往返变得成本高昂，他和妻子也在考虑，是否要离开望京。

去还是留？一个望京韩国人的编年史

1997年 大田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韩国，19岁的大崔正在参加高考。大崔是韩国江陵人，他不喜欢数学，对语言倒是有点兴趣，被大田大学的国际语言文化学院录取后，他在思考，该学哪一门外语？

时代给大崔的答案是：学中文。大崔上中学时，最热门的外语专业是英语和日语，他高考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的人数反超了日语系，仅次于英语系。1992年中韩建交，五年后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受影响最小，当时的韩国年轻人认为，学中文毕业后更好赚钱。

这一年，大田大学中文系招满了三个班，有120名新生。大崔从最基础的拼音和单词学起，mā má mǎ mà，一二三四，别的他也不太记得，因为他几乎不上课，一直在玩。

大崔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不是他一个人在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韩国高考竞争激烈，高三学生清早起床，一直学到凌晨，千辛万苦考上大学，却发现和理想中的大学校园不一样，这里什么也没有，最多的是时间。于是大崔挥霍时间，每天和朋友见面，喝酒，参加社团，运动，到了期末就挂科。

2001年 吉林

大二之前，大崔办理了休学，服兵役两年，回学校复学之前，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大崔的大伯在朝鲜半岛战争中被部队带到了朝鲜，与家人分离近半个世纪后，2001 年，大伯在中国吉林的港口城市珲春，与家人相聚。

珲春市东部与俄罗斯接壤，西南以图们江为界与朝鲜相邻。中介从朝鲜把大伯带到了珲春，大崔和父亲、姑姑一块坐船，从韩国一路去到俄罗斯，再入吉林珲春。学一口半吊子中文的大崔，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样子，他觉得珲春贫穷落后，印象不算太好。

2002 北京

再一次来中国是2002年春节，大崔退伍复学后，趁寒假来中国高校补习。

兵役像是韩国男性的成人式。在那之前，大崔无意识地疯玩，荒废学业，挂科好像无所谓，退伍后再回到校园，他如梦初醒，担心毕不了业，试图重新认真规划一切：重整学业，顺利毕业，找一份好工作，成家立业。

当时韩国人到中国学汉语，首选外国语大学，但大崔主动避开了，他怕和熟悉的朋友在一块，又忍不住成日聚会玩耍，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郊区的华北电力大学上了四周课。

华北电力大学的汉语班韩国人不多，还有几个越南同学，学校图书馆也很冷清，中国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大崔上课很沉浸，几乎不出校园，开学后回到大田，老师觉得大崔判若两人：你怎么回事，中文进步那么大？

来中国补习汉语，对韩国学生来说相当划算。大崔一个月的学费、机票和食宿加起来，只花了150万韩元，约合一万五千元人民币。算起汇率，大崔恍如隔世，现在150万韩元只能换7600多元人民币。“我以前是在韩国挣钱到中国花，现在在中国挣钱，回韩国花。”

读大三那年，大崔又到首都师范大学做了一年交换生，这回仍然刻苦，一年里从没在中国旅行过，也不和韩国朋友社交，只找中国学生聊天练口语。

2005年，大崔顺利毕业，进入一家韩国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采购电器后，弄去韩国和欧洲卖。同期的毕业生，不少人去了进出口贸易公司，一些女同学成了中文老师，还有很多人做了专业不对口的工作。

2006年 首尔

2006年，大崔第一次见到中国女生华，在首尔，几个大田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聚会，来韩国旅行的华也跟着朋友参加。一行人租了一个别墅，烤肉、唱歌、放烟花，男生睡在一楼，女生睡在二楼。华对大崔印象很好，他永远在给大家做饭，早上最早起床给大家煮汤，吃饭的时候又负责逗乐子，两人互加了MSN。

两年后，大学老师找到大崔，告诉他韩国大企业斗山集团需要一个会说中文，懂会计和销售的人，常驻中国分公司，大崔顺利通过面试，从首尔来到中国天津，开始了在中国的长期生活。

2008 天津

北京奥运前后，像大崔这样被派遣到中国工作的韩国人，在天津有数万。韩国三星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天津分布着三星手机、相机和电视的工厂，一些三星子公司和为三星供货的各路韩国公司，也都跟着聚集到了天津。

韩企为了吸引韩国人来华长期工作，给的待遇相当丰厚。单身汉大崔一个人在天津，公司让他独享一个三居室公寓，房租1600元人民币。最近大崔查了这个公寓现在的租金，已经要上万元。还有很多拖家带口来天津工作的韩国人，会分配到租金两三千元的大公寓。

2008年，汇率对韩国人仍然划算，天津物价又不高，大崔回忆那几年，不记得多少工作的艰辛，但记得“玩得特别好”。当时韩国人分散在南开区、西青区和梅江一带，一到周末，大家就开车十几二十分钟凑到一起聚会，还踢足球，最多的时候，天津的韩国人组建了六七支足球队，现在已经没这么多了。

大崔和华一直有联系，二人开始频繁见面，中国人和韩国人就这么谈起了京津异地恋。

2009年 胡志明市

安逸的天津生活，让大崔错失了一个发达的良机——去东南亚。

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起步对韩企造成了冲击。大崔所在的斗山集团，主要往中国卖叉车，那几年里，中国国产叉车的性能已经和斗山并驾齐驱，价格还更便宜，中国企业纷纷开始用国产叉车，只剩韩企在中国的工厂还坚持买斗山牌。

三星生产的电子产品也一样，不得不与华为、小米等中国品牌激烈竞争。大崔说，以前中国制造虽然便宜，但是容易坏，但在2009年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不仅价格实惠，性能也上来了。

中国的劳动力和材料也开始涨价了，在这里办工厂的优势越来越小，韩国企业开始往东南亚迁移。2009年，斗山把大崔从天津调去了越南的胡志明市，在那里，三星电子的厂房遍布在园区，大崔迅速找到了一块踢足球的新朋友。

胡志明市的待遇比天津更好，但大崔半年后就回了中国。

主要是因为他要和华结婚了，其次是语言问题，大崔是中文系毕业的，在越南，他觉得自己发挥不了专业优势，而且东南亚的气候太炎热了，生长在温带气候里的大崔适应不了。现在想起来，大崔有点后悔，当时至少应该在胡志明市买套房子再走。

2010年，大崔和华结婚，2011年底，他们的大女儿出生。2013年，大崔辞职，去北京和华团聚。他开始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常去南边的温州和义乌进货，再把商品卖到韩国。创业多年后，2021年，大崔看到一条新闻，斗山集团被韩国现代收购了。

2013年 北京

大崔夫妇在望京买了套新房子。

在1990年代，望京兴建过一批高档小区，这里坐标在四环外，离城中心远，离机场近，对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正合适，对中国人反而不是最优选择。北京朋友曾经跟华吐槽，望京“果岭里(CLASS)”居然要5000元一平方米，“谁会花这么多钱买这儿啊？”但韩国人在望京看楼盘，几套几套地买房子。

华记得，自家小区楼盘开发商是香港的，广告宣传特别高大上，当时每栋楼的一层还配有专门的服务员，买房的时候价格是4万一平方米。但近几年，小区物业水平已经大不如前，房价涨到了8万8一平方米，但没跑过周边的新楼盘，与之相邻的一个小区，均价超过10万一平方米。

刚入住那几年，华在楼下永远能听见有人用韩语打电话。大女儿上韩国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有专门的接送班车，每天从小区接走二十几个孩子，但如今华的小儿子上同一家幼儿园，整个小区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

在望京，大崔继续和朋友踢足球，后来改成打羽毛球，周一三五的晚上约上球友，多的时候有三十几人，定期参加同乡会，他几乎认识全望京的韩国人，商会的、使馆的，开韩餐厅的的朋友也不少，大崔今天光顾这个朋友的餐厅，明天去那个朋友的烤肉店聚会，轮着来。

随着结婚生子，华的社交圈子“泡菜浓度”也增加了。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一次使馆活动上，华认识了二十几对像他们这样的中韩夫妻，她牵头建了一个微信群，群名“泡菜媳妇欢乐多”，初始成员20多人，十年间已经扩展到80人。

这个微信群里什么都聊，韩剧、育儿、日常生活。一到中秋和春节，群里就开始晒各种祭祀照片，韩国传统家庭祭祀祖先，少不了一碟又一碟小菜，来自中国的妻子们负责不停地洗碗，自嘲是田螺姑娘。华说自己比较幸运，去韩国做祭祀的时候，家里还有小姑子可以帮忙，不过公公每次都叮嘱华认真学，等以后他们老了，这些都得交给华。

2016年 首尔

2016年秋天，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亲信崔顺实“干政”事件爆发，大崔积极地参与到了反对朴槿惠的行动中去。

从秋天到冬天，几十万韩国民众在首尔光化门广场静坐抗议，大崔每个月飞回首尔，加入抗议的队伍。在望京大崔也没闲着，他建了一个聊天群，里面都是反对朴槿惠、支持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的在华韩国人，一开始为了凑人数，他把华也拉了进去。

大崔甚至试探过能不能在北京抗议。他打电话给派出所，问能不能在公共场所抵制朴槿惠。电话那头问：你是谁？护照号码报一下，大崔被制止了。

可是大崔没有放弃，一位开韩国餐馆的朋友慷慨地答应大崔，他们可以来自家餐厅拍抵制朴槿惠的照片。大崔就和十几个朋友一块拿了纸板，写上“朴槿惠下台”，以望京韩餐馆为背景拍照上传到互联网，也有一些朋友担心风险，并没有参加。

这件事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注意，韩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KBS电视台专门来采访，大崔对着镜头说，发生崔顺实门这样的政治丑闻，让他们这些身在海外的韩国人感到很丢脸，所以即便在国外进行抗议有点不方便，但他必须这么做，坚决让朴槿惠下台。

2017年5月，文在寅以高支持率当选韩国总统，大崔高兴极了。这年底，文在寅总统来中国访问，大崔作为在华韩国人里的支持者代表，被邀请去和总统吃饭。

华记得那天大崔特别兴奋，一大早就开始选衣服、擦皮鞋，到了举办活动的索菲特大酒店后，一直在给华发图片直播，说我进去了，我到哪儿了，演员秋瓷炫夫妇跟总统坐一桌。大崔还和文在寅自拍了一张，华感叹：这总统也太平易近人了。

对在望京生活的韩国人来说，朴槿惠留下的烂摊子还有一个“萨德”。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决定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供用地，引发了中国民众空前的厌韩情绪，对韩国政府、韩国财团甚至韩流明星，都自发地进行抵触。

最严重的时候，韩国留学生在北京坐公交车，不敢说自己是韩国人，在北京工作的韩国人，觉得待在望京才能保障安全。生意也不好做了，之前韩国服装在淘宝上卖得特别好，萨德之后就卖不出去，大崔的很多朋友在2017年就回了韩国。

大崔还是很积极地想解决这些困难，带头去跟使馆呼吁，争取一些保护在华韩国人的相应措施。华对此不置可否，她觉得谁会管呢？你们是自愿在中国生活的，她不能理解丈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热情。

2017年 青岛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11点，“泡菜媳妇欢乐多”群里有群友求助，想找韩国人录15秒的自我介绍，用韩语说一下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身高体重多少就行。一部中国电影在找韩国群演，选角导演当天晚上急需交10个视频应付差事。

热心的华二话不说让大崔录了视频，没想到两天后，剧组找来，约大崔去青岛拍戏。

青岛的韩国人那么多，怎么还要从北京找人？夫妻俩搜了导演名字，判断这是个骗子剧组。然而打电话的副导演也是韩国人，苦苦哀求大崔，看着同胞的份儿上帮帮忙。

大崔硬着头皮，高铁去了青岛，一到就套上了50斤重的戏服，从晚上8点翻来覆去拍到凌晨3点，第二天又高铁回了北京。

大崔回到家，啪地扔给华一个信封，说这你是卖我的钱，你数数吧。信封里是两千元片酬。

剧组告诉大崔，电影会在2018年春节上映，结果杳无音信。又过了一年，春节这部片子上映，叫《流浪地球》，大崔在其中饰演韩国救援队员，眉头紧皱地坐在卡车里讨论世界末日，有足足6秒钟正脸镜头。

大崔正在韩国祭祖，华跟妈妈在东北老家的电影院，举起手机，录到了大崔出镜的6 秒钟，由于出现得太快，华的母亲根本没反应过来。

《流浪地球》是2019 年中国票房第二的爆款电影。华发了条微博分享这个花絮，导演郭帆赶来留言：“兄弟辛苦了！”《环球时报》的视频栏目也去专访大崔，发出来的视频标题是：《震惊！韩国欧巴首次试水中国电影，拿下46亿票房》。

2018年 胡志明市

2009年，华曾去越南探望在此工作的大崔，当时华对越南的印象堪称糟糕，在胡志明市，她遭遇人生中第一次被抢，骑着摩托车的小偷“唰”地掠过，顺走了华的包，华觉得整个城市都脏兮兮的，在路上走还得小心踩到排泄物——她强调，一看就不是狗屎，是人的排泄物。旅行最后一天，华打算把外币在机场花完，买点纪念品带给同事，结果什么也没瞧上，就算买了，送给同事她也觉得拿不出手。

2018年，大崔又得到一个去胡志明市工作的机会，华再次跟着去了，这一回她对胡志明市刮目相看，认为这里已经发展到2010年上海的程度，到处都在修路盖楼，有服务质量在线的连锁五星级酒店，而且出现了一个成形的韩国城，在韩国人集中的街区，街上招牌已经完全没有越南商品的标识，全是韩文，超市里的服务员和顾客也全是韩国人。

这一次什么都很满意，好像找到了第二个望京。但当地的韩国学校所有的班级都满员了，无法接纳大崔的两个孩子插班，越来越多的韩国家庭涌入胡志明市，这里的韩国学校还来不及招更多教师。华觉得不如再等等，他们再一次离开越南，回到了望京。

2021 望京

2021年末，我在华的家里第一次“见到”大崔，透过视频电话。那天大崔刚从首尔返回北京，正在酒店隔离。当天是大崔的生日，华打了一个视频电话，让孩子们给爸爸唱了韩语的生日快乐歌。

起初得知我们要采访时，大崔立刻一本正经地回复妻子，自己很想聊聊政治经济、中美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这些事儿。华回他一个带文字的表情包：“这不是月薪3000的人该考虑的事情。”意思是，都四十岁的人了，你安分一点。

漫长的新冠疫情让更多的韩国人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望京。三年间，大崔频繁地为相识将近十年的朋友饯行，这让他有些空落落的。他提起刚送走的一个朋友，是同小区的邻居，他觉得对方已经在中国待了这么久，回韩国会感到陌生。

紧接着他又送走一对韩国夫妇，离开的原因是丈夫被公司解雇，在中国没什么业务可做了。失去工作之前，丈夫在中国已经待了十八年，妻子也跟过来，孩子在中国出生、上学，第二个孩子刚刚考上大学。

大崔自2013年在望京认识的韩国朋友，如今差不多走了有一半。还留下来的，主要是使馆的工作人员、生意成功的商人。经商失败的大都走了，公司职员早就没剩几个人在了。

随着阿里、美团等互联网公司进驻望京，越来越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住进了华的小区，他们家对门就住着一个阿里员工。夏天有时候下班早，华带着孩子在大望京公园遛弯儿，迎面能撞上好多带着胸牌、一看就是IT从业者打扮的年轻人在那转悠。

小区对面的底商，原先开着一家著名连锁韩国超市，旁边有韩式猪蹄点，各种烤肉、韩餐厅，这几年几乎全变成中国商店了，但大大小小的餐馆，也总是无法长期开下去，三个月就关门，再换下一家。

留在望京的韩国人，也要面临越来越多的不便。大崔的生意需要时常跑义乌和温州，总是不知道在哪一天，突然遭遇疫情、隔离和健康码弹窗。

回一趟韩国变得极其麻烦，之前韩国落地得隔离一周（今年3月开始，韩国取消了入境隔离），中国隔离三周，签证材料要求也比疫情前手续更繁琐，一趟往返，两个月就没了。疫情之前，往返于首尔和北京只需要坐两小时飞机，这样的国际航班一天十几趟，但在2022年，每周只剩下一趟航班。

大崔的朋友、一位在北京韩国人会任职的韩国人告诉我，他们协会每周的例行活动增加了一项：给在酒店隔离的韩国人送去慰问品，一个手提纸袋里，装着健康红参饮料，韩国拉面，泡菜，口罩之类的物品。一周只有一趟航班落地，他们做这件事颇有余裕，换做以前可负担不起。

2022年 韩国驻华使馆

2022，又是一年韩国总统大选。大崔为了支持文在寅而热血沸腾的2017年，和今天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年2月23日到28日，在北京，韩国使馆安排了可以搭载50人的接驳巴士，每天上午、下午分别从五道口和望京社区接韩国人来使馆，参与韩国总统选举的旅外公民投票。

投票最后一天，我在亮马桥的韩国使馆周围逛了很久，没看到本应该出现的接驳巴士，来投票的韩国人也很少。最后在使馆后门，我遇到一对年轻的韩国情侣，他们刚刚投完了票，女孩告诉我，四年前文在寅竞选韩国总统的时候，她也是来这里投票的。

女孩在上海念大学，在北京工作，几乎所有一块来中国留学的朋友都回韩国了，她在这边除了男友，没什么别的韩国朋友。在北京，一开始她住大望路，后来觉得房租太贵，搬去了望京，这两年望京也变得很贵，她又搬到了顺义。

她不到三十岁，和老一辈在北京的韩国人不同，她不参加同乡会，父母也远在韩国，她觉得和男友两个人的生活也并不孤独，望京和北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在房租面前被一视同仁，“反正想吃什么韩国食物的话，都可以淘宝买。”

这个女孩打算一直在中国生活下去，虽然疫情已经让她两年没法回韩国了，对于冬奥会上中韩网友的争吵，她显得很看得开：吵架的人并不是百分之百，一百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两个在吵架，那和我们大部分人有什么关系呢？

几天后，3月10日，韩国大选公布结果，新总统尹锡悦上台。华发了个朋友圈，说韩国换总统，大崔emo了。昨天还兴高采烈要去跟朋友们一起喝酒等结果，这会儿在家里唉声叹气，饭也不吃了，娃也不送了。

而在北京，像大崔这样，对政治依旧抱有热情的韩国人，已经不多。根据韩联社的报道，10万在京韩国人里，只有5315人申请了参加投票，整个中国，有2.9万旅居的韩国人申请投票。在五年前的那次选举，申请在华投票的韩国人有4.4万——我不知道这个大跳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韩国人大量离开了中国？抑或是在华韩国人的投票热情进一步降低了。

望京的韩籍员工越来越少了，东南亚之后，韩国制造业又将印度当做跨国流动的下一站。留下来的韩国人，有些还对中国抱有很大兴趣，采访中我听到的一种观点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基建和交通状况，让不少韩企难以适应。相比之下，中国的高铁可以直达三线城市，在中国大量二三线城市中，或许还有机会。

走，还是留，是望京韩国人又一次面对的选择。大崔和华原本计划，两个孩子的中学在中国念，去首尔读大学。眼下的环境正催他们重新做计划，大崔的业务主要在韩国，往返中韩的成本实在太高，朋友们也都纷纷离开了。可是华不会韩语，一旦到了韩国，只能成为全职主妇，她还在犹豫。

感谢北京韩国人会传媒中心主任柳亨锡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