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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婆婆不打小三,新时代婚姻剧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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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斗婆婆不打小三,新时代婚姻剧看什么?

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剧要如何体现这种变化呢?

文|娱乐资本论 王半仙

“以前觉得你对婚姻的言论很极端,现在有点能理解了。”

《我们的婚姻》播出的时候,小张将这部剧推荐给了妈妈,让她听一听女主沈慧星关于家庭分工和女性牺牲的金句,这是上一代人未曾深刻接触,但已经在社交平台流行的平权思想。而如今正在热播的《心居》也获得了同样的推荐流程。

换句话说,小张用电视剧对妈妈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

和其他题材相比,婚姻家庭剧一向是稳定的影视剧创作类型,观影门槛低,任何年龄和阶层的用户都能参与其中发表见解,产生过多部影视留名的大爆作品,比如《渴望》《金婚》《裸婚时代》等等。

也正是因为贴近时代和生活,婚姻家庭剧的创作总是在反映现实思潮,因时而变。

河豚君大致将其切割为三个阶段,一是20年前,主流婚姻家庭剧的基调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和苦难题材,用塑造一个“圣母”媳妇来抚慰民族伤痛。二是10年前,伴随着经济腾飞和思想冲撞,家庭面临着多重复杂考验,婆媳、小三、利益等矛盾层出不穷,婚姻剧着重解决外部危机。

而到了现在,婚姻家庭剧开始探讨内部问题,对传统婚姻家庭伦理精神中的“家本位”进行挑战,强调个体意志和权利,尤其是女性。

所以你能看到《我们的婚姻》中的沈慧星拒绝牺牲、要求职业发展,《心居》里的媳妇冯晓琴无论如何也要买房子,《小敏家》里的单亲妈妈小敏勇于追求爱情,《婆婆的镯子》中刘茵总是独立解决家庭问题......

落到具体的项目里,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剧要如何体现这种变化呢?

01 抛开复杂境地,在“真空”中讨论单一问题

“我觉得以前婚姻家庭剧会讲主角面临的很多问题,但现在更加细化,专注于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的婚姻》编剧尤丽丽告诉河豚影视档案。

举个典型例子,《裸婚时代》作为十年前的大爆剧,从一对夫妻没钱买房裸婚开始,讲述“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接踵而至”:三代同堂的相处问题、长辈的重男轻女以及两人的不成熟,共同考验这段婚姻,“过关斩将”式的剧情模式几乎是同时期的标板。

这和社会背景有着强关系,80后结婚的时候,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多元思想碰撞的时候,许多婚姻问题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单单是“婚后和婆婆一起住”“要不要门当户对”“AA制婚姻等”就引发过多轮讨论。现实冲突自然会成为影视创作的素材。

但随着共识的积累,夫妻关系成为公认的家庭核心,那些被反复讨论的外部矛盾逐渐转化为内部矛盾,比如家庭中的分工、女性的成长以及关系的变化等等。

与此同时,观众对于家长里短的婚姻家庭剧也出现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一开始朋友给我推《我们的婚姻》我都不想看,我又没结婚,鸡毛蒜皮也看烦了,但后来她说这个特别有代入感,就是讲职场和家庭的平衡,我才开始看。”小刘说道。

相比较大而全的婚姻生活展现,观众也对婚姻剧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于是近一两年的婚姻剧普遍都只设置了一个核心矛盾,单刀直入。

其中《我们的婚姻》的核心矛盾在于发展权,“如果有一个人必须为家庭多付出,谁付出?如果说夫妻间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谁成功?”这是许多职场夫妻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的婚姻》抛弃了铺垫,开场就是结婚六年后,女主角沈慧星要求重返职场的那一刻。

而此前由万年影业制作的《婆婆的镯子》则将核心矛盾放在了金钱上,表面上是婆媳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婚姻中如何看待物质,由此延伸到个人认同感这一更深层次的主题。最近播出的《心居》则是将阶层冲突包装进了家庭之中。

而在核心矛盾的处理上,当下的创作者明显希望以更加中立的视角看待矛盾双方。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婆婆跟媳妇都要有道理,然后要能站在她们各自的立场上进行价值观的辩证。”《婆婆的镯子》编剧许璐艳告诉河豚君,这显然不同于十年前以婆媳为主要矛盾的婚姻剧《双面胶》所呈现的立场。

这种双方都有理的处理客观上也能够带动用户讨论度。尤其是《我们的婚姻》播出时,支持沈慧星和支持盛江川的用户在弹幕、小红书、微博等一切能表达的地方开启“骂战”。虽然将责任归咎于一方的形式也能引起观众愤怒,不过这不符合当下大多数主创的“创作自尊心”。

但话说回来,设置一个核心矛盾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就是一定的“悬浮感”,比如《我们的婚姻》在播时,曾被诟病“世上只有两家投资公司”“巧合太多”“没有物质困难”等等。

尤丽丽对此进行了解释:“婚姻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这一次只想专注探讨一个,所以会排除一些干扰项,就是要这个家庭没有生存问题、没有小三、没有婆媳,处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

是否悬浮见仁见智,当下婚姻剧对单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确实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能够从不同角度挖掘婚姻问题。并且当话题的范围缩小,人物关系的增多,可以补足戏剧冲突。

02 突破家庭闭环,在社会中寻求更多“解”

“很久以来,婚姻家庭剧都是在大家庭概念下进行不同人物关系的组合,让他们能够碰撞出戏,夫妻、婆媳、妯娌、姑嫂、丈母娘和女婿、岳丈和姑爷等等,但讲的多了之后会发现能探讨的都探讨完了,这就需要去发掘新的人物关系。”《婆婆的镯子》编剧储敏分析道。

此种打破大家庭闭环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让主人公从家庭中走出,和社会上的人发生联系,补充家庭戏缺少的情感和冲突,比如《我的前半生》,女主罗子君中途离婚,冲突从家庭转移到朋友。《心居》则是加入了顾清俞的追求者展翔,后期成为了冯晓琴的职业贵人。

而另一种方式,则是设置多个对照组,为同一个核心矛盾输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使样本更加丰富。比如《我们的婚姻》中的几组婚姻关系,在男女主双强组合外,还有董思佳和李宇文的女强男弱、董静和陆唯斌的男强女弱,以及不婚主义的霍连凯和黎小田。

“因为现在的家庭关系是很多元化的,如果只用一个家庭,在具体的诠释上会很有局限,所以多组家庭关系对照更能够表现现实婚姻的复杂性,也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共鸣。”尤丽丽说道。

尤其是李宇文所展现的全职爸爸,是“家庭和事业平衡”主题下的新情况,将男性放在了过去只有女性面临的困境上,这样的设定让许多观众产生好奇。

不过无论是走出家庭闭环还是设置对照组,都让婚姻家庭剧更偏群像,从两个主角变为多个主角,这一点也更加符合当下观众对于影视剧的审美变化。

另外当人物关系拓展,婚姻家庭剧的叙事空间也在向外延伸,从原本的楼房、客厅、卧室,来到办公室、商城等更加广阔的天地,会加强和地域的关联性。使得故事的发生地,对剧集主题呈现产生影响。

比如《婆婆的镯子》《我们的婚姻》和《心居》都将背景设置在了上海,但因为主题不同,他们对于上海背景的利用也有不同的原因。

《心居》需要借助上海特殊的历史和经济环境,满足展现不同阶层人物生活状态的目的。《婆婆的镯子》则需要一个洋气时髦的婆婆。《我们的婚姻》需要上海的金融背景。尤丽丽告诉河豚君:“投资行业是金钱游戏,竞争非常激烈,能够最大程度去激化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他们在碰撞之中各自成长,最后认识对方,也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说,坐实外部环境能够让主题越来越集中、关系越来越拓展的婚姻剧更具真实感,让用户容易理解和带入。

03 由被动到主动,女性角色的强势进化

“以前电视剧还能直接把‘剩女’放在剧名里,现在肯定会被狂吐槽,因为最近10年,女性意识的进步非常大,创作肯定不是闭门造车,这些新时代婚恋观,会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许璐艳说道。

影视剧是价值观的集合体,而婚姻家庭剧所讨论的主题尤其与女性价值观变化强相关,自然要伴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能看到婚姻家庭剧的女主角正在颠覆过往的塑造逻辑,即迫使女性角色做出改变的力量不再是外部的危机,而是受内在欲望驱使,主动做出改变掌控人生。

《我们的婚姻》总制片人吴红梅向河豚君透露:“其实最开始一版剧本里的沈慧星还是被动成长,因为老公出轨不得不离开家庭去独立,人物的起点还自带一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的牺牲感,但我当时觉得,现在很多年轻女性是把自我放在第一位的,并且不觉得一定要牺牲,是不是可以两全其美呢?所以我希望这个女孩子身上能有一种天生的反抗能力,她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物变了,跟编剧一商量,我们干脆就推翻重写了。”

最终剧里呈现的沈慧星在人生抉择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先是选择在毕业时成为全职妈妈,六年后主动要求重返职场,在和丈夫盛江川的博弈之中没有流露过弱势的一面。和《我们的婚姻》相似,《心居》的女主角之一顾清俞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在婚恋市场中勇于选择落魄的初恋施源,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驱动她行为的是多年执念。

在有欲望之后,婚姻家庭剧里的女性角色不再是完美的“好女人”,而是有了更多人性灰度。

在讨论“物质”的《婆婆的镯子》中,女主角刘茵和丈夫石磊固然是因为爱情而结合,但石磊上海人身份、富足的家庭背景都是刘茵纳入考虑范围内的因素,甚至剧中还让刘茵对妈妈说出了这些隐秘的想法。

当女性角色发生了变化,占另一半篇幅的男性角色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如今的婚姻家庭剧会在剧情进行的过程中,让男性角色遭受由女性角色带来的危机,完成一个观念上的成长过程。

《我们的婚姻》中的盛江川一开始并不能理解妻子沈慧星,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都是由男性主导,“把男主的背景放在金融行业是有理由的,每年公布的100个知名投资人,里面女性的数量是个位数,这个行业和传媒行业不一样,那是个极度男权的空间。”

所以盛江川和沈慧星会发生如此激烈的观念冲突,并在妻子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女性追求事业的正当性,以及夫妻双方都应该承担家庭劳动的观念。而在《婚姻的两种猜想》里,也是由女主沈明宝完成对丈夫杨铮的婚姻教育。

当然,角色的欲望和灰度不可避免会冒犯一些传统的观念,《我们的婚姻》播出的时候,骂沈慧星作和觉得盛江川已经做得够好了的言论也曾占据上风,但在创作者看来,这种碰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价值观的传播。

“《我们的婚姻》还是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性是主要受众,但观念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慢慢往下渗透的,五六线城市的女性一样也要平权,在觉醒,在成长,电视剧承载了这样的功能。”吴红梅说道。

从当下往回看,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全民大爆剧就是婚姻家庭剧《渴望》,虽然在最近几年,创新剧集类型的涌现让婚姻家庭剧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但此类剧集依然有着稳定的受众基本盘,也因时代变化有了更多可挖掘的话题和空间。

无论主题、关系、角色如何进化,最关键的依然是切中时代最主流的婚恋主张,始终和社会情绪站在一起。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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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剧要如何体现这种变化呢?

文|娱乐资本论 王半仙

“以前觉得你对婚姻的言论很极端,现在有点能理解了。”

《我们的婚姻》播出的时候,小张将这部剧推荐给了妈妈,让她听一听女主沈慧星关于家庭分工和女性牺牲的金句,这是上一代人未曾深刻接触,但已经在社交平台流行的平权思想。而如今正在热播的《心居》也获得了同样的推荐流程。

换句话说,小张用电视剧对妈妈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

和其他题材相比,婚姻家庭剧一向是稳定的影视剧创作类型,观影门槛低,任何年龄和阶层的用户都能参与其中发表见解,产生过多部影视留名的大爆作品,比如《渴望》《金婚》《裸婚时代》等等。

也正是因为贴近时代和生活,婚姻家庭剧的创作总是在反映现实思潮,因时而变。

河豚君大致将其切割为三个阶段,一是20年前,主流婚姻家庭剧的基调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和苦难题材,用塑造一个“圣母”媳妇来抚慰民族伤痛。二是10年前,伴随着经济腾飞和思想冲撞,家庭面临着多重复杂考验,婆媳、小三、利益等矛盾层出不穷,婚姻剧着重解决外部危机。

而到了现在,婚姻家庭剧开始探讨内部问题,对传统婚姻家庭伦理精神中的“家本位”进行挑战,强调个体意志和权利,尤其是女性。

所以你能看到《我们的婚姻》中的沈慧星拒绝牺牲、要求职业发展,《心居》里的媳妇冯晓琴无论如何也要买房子,《小敏家》里的单亲妈妈小敏勇于追求爱情,《婆婆的镯子》中刘茵总是独立解决家庭问题......

落到具体的项目里,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剧要如何体现这种变化呢?

01 抛开复杂境地,在“真空”中讨论单一问题

“我觉得以前婚姻家庭剧会讲主角面临的很多问题,但现在更加细化,专注于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的婚姻》编剧尤丽丽告诉河豚影视档案。

举个典型例子,《裸婚时代》作为十年前的大爆剧,从一对夫妻没钱买房裸婚开始,讲述“一个又一个的麻烦接踵而至”:三代同堂的相处问题、长辈的重男轻女以及两人的不成熟,共同考验这段婚姻,“过关斩将”式的剧情模式几乎是同时期的标板。

这和社会背景有着强关系,80后结婚的时候,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多元思想碰撞的时候,许多婚姻问题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单单是“婚后和婆婆一起住”“要不要门当户对”“AA制婚姻等”就引发过多轮讨论。现实冲突自然会成为影视创作的素材。

但随着共识的积累,夫妻关系成为公认的家庭核心,那些被反复讨论的外部矛盾逐渐转化为内部矛盾,比如家庭中的分工、女性的成长以及关系的变化等等。

与此同时,观众对于家长里短的婚姻家庭剧也出现了一定的审美疲劳,“一开始朋友给我推《我们的婚姻》我都不想看,我又没结婚,鸡毛蒜皮也看烦了,但后来她说这个特别有代入感,就是讲职场和家庭的平衡,我才开始看。”小刘说道。

相比较大而全的婚姻生活展现,观众也对婚姻剧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于是近一两年的婚姻剧普遍都只设置了一个核心矛盾,单刀直入。

其中《我们的婚姻》的核心矛盾在于发展权,“如果有一个人必须为家庭多付出,谁付出?如果说夫妻间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谁成功?”这是许多职场夫妻都会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的婚姻》抛弃了铺垫,开场就是结婚六年后,女主角沈慧星要求重返职场的那一刻。

而此前由万年影业制作的《婆婆的镯子》则将核心矛盾放在了金钱上,表面上是婆媳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婚姻中如何看待物质,由此延伸到个人认同感这一更深层次的主题。最近播出的《心居》则是将阶层冲突包装进了家庭之中。

而在核心矛盾的处理上,当下的创作者明显希望以更加中立的视角看待矛盾双方。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婆婆跟媳妇都要有道理,然后要能站在她们各自的立场上进行价值观的辩证。”《婆婆的镯子》编剧许璐艳告诉河豚君,这显然不同于十年前以婆媳为主要矛盾的婚姻剧《双面胶》所呈现的立场。

这种双方都有理的处理客观上也能够带动用户讨论度。尤其是《我们的婚姻》播出时,支持沈慧星和支持盛江川的用户在弹幕、小红书、微博等一切能表达的地方开启“骂战”。虽然将责任归咎于一方的形式也能引起观众愤怒,不过这不符合当下大多数主创的“创作自尊心”。

但话说回来,设置一个核心矛盾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就是一定的“悬浮感”,比如《我们的婚姻》在播时,曾被诟病“世上只有两家投资公司”“巧合太多”“没有物质困难”等等。

尤丽丽对此进行了解释:“婚姻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我们这一次只想专注探讨一个,所以会排除一些干扰项,就是要这个家庭没有生存问题、没有小三、没有婆媳,处在一个纯粹的环境里。”

是否悬浮见仁见智,当下婚姻剧对单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确实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能够从不同角度挖掘婚姻问题。并且当话题的范围缩小,人物关系的增多,可以补足戏剧冲突。

02 突破家庭闭环,在社会中寻求更多“解”

“很久以来,婚姻家庭剧都是在大家庭概念下进行不同人物关系的组合,让他们能够碰撞出戏,夫妻、婆媳、妯娌、姑嫂、丈母娘和女婿、岳丈和姑爷等等,但讲的多了之后会发现能探讨的都探讨完了,这就需要去发掘新的人物关系。”《婆婆的镯子》编剧储敏分析道。

此种打破大家庭闭环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让主人公从家庭中走出,和社会上的人发生联系,补充家庭戏缺少的情感和冲突,比如《我的前半生》,女主罗子君中途离婚,冲突从家庭转移到朋友。《心居》则是加入了顾清俞的追求者展翔,后期成为了冯晓琴的职业贵人。

而另一种方式,则是设置多个对照组,为同一个核心矛盾输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使样本更加丰富。比如《我们的婚姻》中的几组婚姻关系,在男女主双强组合外,还有董思佳和李宇文的女强男弱、董静和陆唯斌的男强女弱,以及不婚主义的霍连凯和黎小田。

“因为现在的家庭关系是很多元化的,如果只用一个家庭,在具体的诠释上会很有局限,所以多组家庭关系对照更能够表现现实婚姻的复杂性,也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共鸣。”尤丽丽说道。

尤其是李宇文所展现的全职爸爸,是“家庭和事业平衡”主题下的新情况,将男性放在了过去只有女性面临的困境上,这样的设定让许多观众产生好奇。

不过无论是走出家庭闭环还是设置对照组,都让婚姻家庭剧更偏群像,从两个主角变为多个主角,这一点也更加符合当下观众对于影视剧的审美变化。

另外当人物关系拓展,婚姻家庭剧的叙事空间也在向外延伸,从原本的楼房、客厅、卧室,来到办公室、商城等更加广阔的天地,会加强和地域的关联性。使得故事的发生地,对剧集主题呈现产生影响。

比如《婆婆的镯子》《我们的婚姻》和《心居》都将背景设置在了上海,但因为主题不同,他们对于上海背景的利用也有不同的原因。

《心居》需要借助上海特殊的历史和经济环境,满足展现不同阶层人物生活状态的目的。《婆婆的镯子》则需要一个洋气时髦的婆婆。《我们的婚姻》需要上海的金融背景。尤丽丽告诉河豚君:“投资行业是金钱游戏,竞争非常激烈,能够最大程度去激化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让他们在碰撞之中各自成长,最后认识对方,也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说,坐实外部环境能够让主题越来越集中、关系越来越拓展的婚姻剧更具真实感,让用户容易理解和带入。

03 由被动到主动,女性角色的强势进化

“以前电视剧还能直接把‘剩女’放在剧名里,现在肯定会被狂吐槽,因为最近10年,女性意识的进步非常大,创作肯定不是闭门造车,这些新时代婚恋观,会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许璐艳说道。

影视剧是价值观的集合体,而婚姻家庭剧所讨论的主题尤其与女性价值观变化强相关,自然要伴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所以我们能看到婚姻家庭剧的女主角正在颠覆过往的塑造逻辑,即迫使女性角色做出改变的力量不再是外部的危机,而是受内在欲望驱使,主动做出改变掌控人生。

《我们的婚姻》总制片人吴红梅向河豚君透露:“其实最开始一版剧本里的沈慧星还是被动成长,因为老公出轨不得不离开家庭去独立,人物的起点还自带一种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的牺牲感,但我当时觉得,现在很多年轻女性是把自我放在第一位的,并且不觉得一定要牺牲,是不是可以两全其美呢?所以我希望这个女孩子身上能有一种天生的反抗能力,她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物变了,跟编剧一商量,我们干脆就推翻重写了。”

最终剧里呈现的沈慧星在人生抉择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先是选择在毕业时成为全职妈妈,六年后主动要求重返职场,在和丈夫盛江川的博弈之中没有流露过弱势的一面。和《我们的婚姻》相似,《心居》的女主角之一顾清俞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性,在婚恋市场中勇于选择落魄的初恋施源,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驱动她行为的是多年执念。

在有欲望之后,婚姻家庭剧里的女性角色不再是完美的“好女人”,而是有了更多人性灰度。

在讨论“物质”的《婆婆的镯子》中,女主角刘茵和丈夫石磊固然是因为爱情而结合,但石磊上海人身份、富足的家庭背景都是刘茵纳入考虑范围内的因素,甚至剧中还让刘茵对妈妈说出了这些隐秘的想法。

当女性角色发生了变化,占另一半篇幅的男性角色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如今的婚姻家庭剧会在剧情进行的过程中,让男性角色遭受由女性角色带来的危机,完成一个观念上的成长过程。

《我们的婚姻》中的盛江川一开始并不能理解妻子沈慧星,是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都是由男性主导,“把男主的背景放在金融行业是有理由的,每年公布的100个知名投资人,里面女性的数量是个位数,这个行业和传媒行业不一样,那是个极度男权的空间。”

所以盛江川和沈慧星会发生如此激烈的观念冲突,并在妻子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女性追求事业的正当性,以及夫妻双方都应该承担家庭劳动的观念。而在《婚姻的两种猜想》里,也是由女主沈明宝完成对丈夫杨铮的婚姻教育。

当然,角色的欲望和灰度不可避免会冒犯一些传统的观念,《我们的婚姻》播出的时候,骂沈慧星作和觉得盛江川已经做得够好了的言论也曾占据上风,但在创作者看来,这种碰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价值观的传播。

“《我们的婚姻》还是一二线城市的年轻女性是主要受众,但观念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慢慢往下渗透的,五六线城市的女性一样也要平权,在觉醒,在成长,电视剧承载了这样的功能。”吴红梅说道。

从当下往回看,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全民大爆剧就是婚姻家庭剧《渴望》,虽然在最近几年,创新剧集类型的涌现让婚姻家庭剧的关注度有所降低,但此类剧集依然有着稳定的受众基本盘,也因时代变化有了更多可挖掘的话题和空间。

无论主题、关系、角色如何进化,最关键的依然是切中时代最主流的婚恋主张,始终和社会情绪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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