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3月以来，新一轮以奥密克戎变异株为主的新冠疫情在国内多个省市蔓延，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被迫按下暂停键。在经济发展呈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背景下，多地出台了一系列惠企纾困措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在疫情导致的城市“停摆”下，首当其冲的正是与城市生活紧密联系并起到重要作用的生活服务业。由于这一行业中小企业较多，且就业人员大多是外来人口、低收入群体，对这类企业以及就业人员的帮扶就显得格外重要，应给予更多关注。

“我认为政策端要高度关注疫情对于生活服务业的冲击和影响。当然疫情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不光是生活服务业，也冲击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但是冲击最严重的是生活服务业。而又由于这样的行业既关系到我们的城市生活，又是大量相对来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来源和收入来源，所以应该有一些应对的策略。”他说。

陆铭表示，对于生活服务业和更大范围内服务业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可能还需要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予扶持，比如减免税收、减免社保，金融贷款扶持等等，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疫情冲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大家所承担的代价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尤其应该感谢那些平常为我们城市发展和运作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人群。在疫情期间，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大，我们要更多地关心和扶助他们，出台的政策能够更多地惠及他们。”他说。

以下为界面新闻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我们常常讲“精准施策”，对于惠企纾困而言，在“精准”方面还有哪些可操作的空间？

陆铭：我的感觉就是在目前的基础之上，还可以更加有针对性一点。因为从研究的角度来讲，疫情对不同的行业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

从大的行业角度来讲，制造业受到的影响就不如服务业大；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小于生活服务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来说，很多岗位可以居家办公，受疫情的影响相对小一点，但生活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就特别大，因为生活服务业都是需要面对面、人与人接触的。

从群体角度来讲，受影响更大的实际上是中低收入群体。从身份角度来讲，一些相关行业里受到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或者农民工。而这些群体往往没有被纳入到他们所在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政策、公租房、廉租房等覆盖的范围。一些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可能也没有被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失业保险）这样的制度覆盖到。所以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我认为还可以更加精准地在行业、企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更多地针对受冲击比较大的群体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

现在因为有大数据的手段，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精准，但还是能够看到谁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打个比方讲，类似于像美团、阿里这样的平台企业能够提供数据告诉大家，什么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大数据可以比较精准识别到有些商户和区域受到的影响大于别的区域和商户所受到的影响。

疫情冲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大家所承担的代价又是不一样的。我们尤其应该感谢那些平常为我们城市发展和运作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人群。在疫情期间，他们受到的冲击更大，我们要更多地关心和扶助他们，出台的政策能够更多地惠及他们。

界面新闻：您对于帮助服务业渡过难关有何建议？

陆铭：我们在疫情期间所感受到的生活不便，恰恰说明了城市经济特别是服务业对居民的生活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比如这两天我正在关注家政服务业，家政服务业是城市生活服务业里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跟上海一家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悦管家”有一些合作和交流，我拿到了“悦管家”从2019年到现在两年多时间的订单数据。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疫情对于家政服务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2020年比2019年有大幅度下降，2021年总体上有一些回升，但是在2022年3月这一轮疫情中，以“悦管家”为代表的生活服务业可以说受到了重创，家政服务行业的订单几乎跌到了冰点。

大家可以想象，类似像这样的行业还包括了餐饮、住宿、旅游、文化娱乐，还有咖啡店、饮食店等等等等，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些行业恰恰是我们在城市生活里所需要的行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体会到的可能就是生活的不便利，暂时不能到外面去吃饭、看电影。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行业里大量的工作人口收入水平并不是很高，大量的是外来人口。我们在疫情期间要尤其想到，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服务人群，城市的运转、居民生活服务才能得到保障。而疫情的冲击尤其使得这部分群体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不仅是相关企业可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相关的从业人员也几乎陷入到没有工作可以做的局面。所以，我认为政策端要高度关注疫情对于生活服务业的冲击和影响。当然疫情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不光是生活服务业，也冲击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但是冲击最严重的是生活服务业。而又由于这样的行业既关系到我们的城市生活，又是大量相对来说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来源和收入来源，所以应该有一些应对的策略。

从对从业人员的关注角度来讲，我认为可以有一些更精准的补贴政策来保障这个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收入来源，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对这部分群体生活的影响会非常大。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些适当的救助措施。

而对于相关企业，也应该采取从减免税收到减免社会保障缴纳，到减免相关场地的租金等等全方位的扶持，也包括给予一些企业贷款的扶助，特别是服务业相关企业没有特别重的资产做抵押物，所以尤其需要的是信用贷款。平常信用比较好的企业，更应该给予更多的信用贷款扶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一些生活服务业的相关从业人员和企业在疫情期间还有大量的固定支出，除了一些相关的运营成本以外，有一些支出在生活服务业里反而是增加的。比如核酸检测的成本，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他们要频繁检测；比如防疫物资的使用、病毒消杀的用品等，他们的支出甚至比其他行业更多。所以对于这部分成本，我认为也应该有相应的政策给予一定的补贴。

最后，我想提一个倡议吧。疫情总归会过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如果我们身边有从事服务业行业的人员，作为市民来讲，哪怕现在不是我们能够使用相关服务的时候，但如果周围的人碰到了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尤其是对相关行业里的外来人口，他们大量是租房的，这时，千万不能让他们处于政策和社会关注的盲区。待到疫情过去，服务业逐渐恢复生机的时候，我们就该消费消费，该逛街逛街，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我们回到生活轨道的速度越快，越能够帮助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更快地恢复工作和生活来源。

界面新闻：保就业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疫情形势平稳后，应当如何加大保就业力度？

陆铭：保就业、稳增长，应该说是2022年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奥密克戎这个毒株的传播力如此之强，所以一下子让整个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更大的下行压力，尤其是在疫情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些地区，冲击就更加巨大。这个冲击到底有多大，现在很难估量。

我们希望疫情能够很快平稳过去，这样对经济的冲击不至于太大，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疫情对生活服务业的影响。因为生活服务业这个行业很特殊，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很容易被大家忽视，而相关的从业人员，由于收入水平不高，有可能在个人所得税免征点之下，或者相关的从业人员是非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没有稳定的雇用关系。

所以这个群体受到关注和扶持的程度不像其他的大企业、制造业、高科技那样多。一旦相关小微企业在疫情冲击之下走向无法经营而破产，有可能这种冲击就是持续性的，很可能疫情过去都难以恢复。当然，我现在特别为生活服务业的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发声，我特别强调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但是并不意味着一些大企业就不受冲击，比如我前面讲到的“悦管家”这样的企业规模也不算很小。

所以我认为即便疫情过去了，对于生活服务业和更大范围内服务业的相关行业和企业，可能还需要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给予扶持，比如减免税收、减免社保，金融贷款扶持等等，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就是在保经济增长、保民生。所以我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疫情对生活服务业的冲击要充分关注。

再有就是刺激消费，如果疫情能够在4月平稳下来的话，按照上海的惯例，我们还有“五五购物节”，届时可以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即便不能实施普遍性的收入补贴政策，至少可以对在疫情冲击下收入受到明显冲击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和扶持。只有综合施策，才能够使消费回暖，能够让疫情对经济和就业的冲击被控制在最小的程度上。

界面新闻：近期国内多地疫情形势再次严峻，引发了一些关于疫情和城市发展矛盾的讨论。您认为疫情冲击下，城市是否应该要限制发展规模？

陆铭：疫情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既有矛盾的地方，也有不矛盾的地方。先讲矛盾的地方，城市经济是用来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一种经济形态。现代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伴随着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在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一旦产生疫情，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会带来疫情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存在一定矛盾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疫情的防控以及传染病产生时患者的治疗，那就跟城市经济的发展不矛盾了。比如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经济本身就包含了医疗卫生条件，而医疗卫生条件本身就跟经济发展正相关，如果没有城市经济的发展，哪有现代的医疗体系，以及收治各种各样病人的手段？

第二，城市经济本身就存在很强的分工。比如城市出现疫情扩散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让社区的管控能够实施又不影响居民的生活，就依赖着大量的像外卖、食品配送等这样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就必须要依赖于城市里深化的分工。我顺便也借着这个机会，向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城市生活提供保障的外卖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问候。

外卖只是一个例子，除此之外，这个城市里各种各样物资的保障等等还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在运转，如果离开城市经济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运转的。

所以对于疫情防控讲，我想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城市发展和疫情变成一个简单对立的两面，而是要把城市经济发展里有利于疫情防控的一面更好地发挥正面积极作用，而把不利于疫情防控的一面尽量减少、消除，通过城市的治理去改善。具体来讲，就是在疫情防控的时候充分发挥城市里比如医疗资源、科技手段，还有管理方面的精细化。特别是在居家隔离期间，让整个城市的物资保障系统和生活服务系统能够相对正常的运转。

但是另外一方面，疫情爆发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有很多东西已经比以前有所改善了，比如我们对于前些年不太重视发热门诊这件事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一些大数据、人脸识别的技术也被大量应用于疫情防控了。还有就是城市的无接触设施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得到推广，比如像前面提到的外卖，现在城市管理更加强调无接触式外卖系统的运转，也开始在我们生活中运用起来。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尽管在做了很多类似的努力之后，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力超强，的确使得之前很多努力，包括曾经非常有效的精准防控的手段都被突破了。当前，一些城市也在不断摸索，如何用新的手段和方式对以前的一些方式进行改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病毒变异，所以我想城市的发展还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

至于你的问题最后讲到是不是需要控制城市的规模来应对疫情，我想有以下几个评论。第一个评论，城市从发展以来，不断地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冲击，比如曾经出现过战争，也出现过疫情。疫情并不是今天我们才拥有的城市发展的问题，而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远的不要说，仅仅在最近的100多年历史里就曾经爆发过，比如（19世纪）英国伦敦宽街霍乱，哪怕最近的2019年美国也爆发过大流感。

但这些冲击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影响过城市自身的发展轨迹，城市发展本身也是一个波动式的前进过程，在疫情、战争等的冲击之下，城市是一直往前进步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城市规模。除了我前面讲的，在疫情中城市不断地发展是全球范围内的趋势之外，如果要讲城市规模的话，就具有一点中国特色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城市的定义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以上海为例，最近上海在疫情防控期间，是按照浦东和浦西两块来划片、先后进行封控的，对于这个现象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管辖范围之内的区域，放到国际上的话，都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就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波士顿，大家通常所讲的波士顿其实包括查尔斯河对岸（剑桥市），就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所在的这块地方，但是在美国的统计系统里，它已经是另外一个城市了。国内在行政管辖范围之内定义的城市，把广州和佛山统计为两个城市，深圳和东莞也统计为两个城市。一些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它既远远地大于在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城市的定义，又大于类似像广州和佛山这样的城市的定义。

所以把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当做一个城市来对待，是仅仅因为在中国的行政管辖体制里，我们是把上海称之为上海市的。其实，上海非常像一个小小的省，如果像重庆这样的地方就更加不用说了，重庆的面积和人口都是大于海南，也大于宁夏的。如果不把这个基本问题搞清楚的话，就非常容易在城市发展和疫情的关系里又陷入到了城市规模和疫情防控之间不必要的争论。

更重要的在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本身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现代经济会使得一些核心大城市从单个城市变成都市圈。都市圈就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紧密连接周边中小城市而形成的一个一体化的城市经济发展地带，那么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实际上就会限制城市的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而这个做法恰恰会把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对立起来。

我想若干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在疫情的两、三年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大家就终会明白，城市的发展不会因为一场特定的冲击而受到影响或者停止它的步伐，绝对不会，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相反，城市的发展，包括大城市的发展，就是在一次又一次没有预料到的意外冲击下，来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技术、管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灾害防控等各个方面。所以我相信之后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强大。

但是即便如此，人类对于未来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保证基于现在城市所经受的冲击而做的改善，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在未来历史发展中仍然可能存在或者发生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