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徐鲁青

编辑 | 黄月

《全沉浸末日脚本》 

“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 1984年，翟永明因为《女人》组诗被诗歌圈知晓，那时她在国企事业单位上班，穿牛仔裤，读诗，与周围格格不入。《女人》写成后，她和关系好的同事在单位打印室偷偷油印成20份小册子，油墨沾了满手，因为是单位的纸不敢印太多。40年后，翟永明被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也是知识分子写作诗群的代表诗人。

《全沉浸末日脚本》收录了翟永明2015-2021年的诗歌新作，她关注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诗中带入创作跨界艺术的经验，一出戏与一幅画都成了诗歌灵感。她的诗歌从当下困境拷问未来，主题包括科技与人工智能、宇宙与末日、太空、奇点、机械等。她说自己大量的诗歌都同现实相关，在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时，她写道：“我无法用失控的激情/来吟诵‘战争’的胜负/我也无法驰援被感染的城市/只能阖目枯坐/心灵潜伏着巨兽/似要蠕动出一股野蛮。”

《科幻精神》

波拉尼奥写小说，他的生活也如同小说。他出生于智利，15岁时全家移居墨西哥，20岁时回到智利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在智利他遭到逮捕，差点被杀害，逃回墨西哥后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ealism）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他在1977年离开墨西哥，独自到国外漂泊，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西班牙和北非旅行，又到地中海沿岸各地周游。那时他靠打零工挣钱，洗盘子、摘葡萄、捡垃圾，看管过露营地，干过码头工，还经营过小店。他利用空闲时间写诗，自己的名片上印的是：“罗贝托·波拉尼奥，诗人和流浪汉”。

波拉尼奥身后留下十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科幻精神》是他的早期作品，这本小说是他对已逝去的墨西哥岁月的回望。书中的扬和雷莫如同波拉尼奥的自我投射，他们游荡于大学校园里的诗歌讲堂、墨西哥城灯光暗淡的街道、醉鬼和诗人出没的酒吧、时常去偷书的小书店……本书译者、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师侯健认为存在着两个波拉尼奥：“一个是写出了《科幻精神》《荒野侦探》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怀揣梦想，勇敢无畏，哪怕一再失败也在所不惜；另一个是写出了《智利之夜》《2666》的波拉尼奥，这个波拉尼奥看透了人性的本质，如最终审判的记录官一般将人类之恶记录下来。”

《热牛奶》

索菲亚是一名人类学学生，她因为母亲的疾病中断博士学业，在咖啡馆打工。然而她后来发现，母亲类同瘫痪般的腿疾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是试图捆住她的一张网。她从疾病中看到了自己与母亲互相依赖、互相摧毁的关系。复杂幽微的母女关系串起《热牛奶》的情感之绳，主角索菲亚不止一次地说道：“我对母亲的爱就像一把斧头，它切得很深。”

英国作家德博拉·利维出生于南非，曾凭借长篇小说《游泳回家》《热牛奶》两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她的书写关注亲密关系与个体困境，两者往往相伴相生。正如书中写道索菲亚与母亲的西班牙之行标志着她生命的破碎与重启，当她走入满是毒触手水母的清凉大海里，她反观了自己二十五年的人生：母亲的病困住了她，但也让她能沉溺在日常中不去思考未知的痛苦，成为面对意义塌陷时的挡箭牌。

《消失的真实：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

金观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重要的知识分子，曾与学者刘青峰一同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学说，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超稳定系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不允许制度改革和新社会组织的成长，但腐败又是不能抗拒的，故而王朝总是走向被腐败瓦解的结局。金观涛还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他强调“启蒙性”和“思想性”，这套丛书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的最前沿思考，对八九十年代学人影响巨大。

金观涛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他在新书《消失的真实》中指出，新冠疫情之下，世界动荡与区域冲突加剧，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汹涌，人们的思维仿佛回到了十九世纪，这背后是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混乱和人文精神的衰落，而当今哲学研究必须敢于正视历史倒退带来的思想困境。在书中，他提出了“真实性哲学”这一概念，从20世纪的三场革命——全球化的兴起、科学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探索现代社会中科学和人文分离的本质，试图回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何真实的心灵却一步步瓦解的问题。

《阿伦特：政治的本原》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涵盖了政治哲学的重要主题，影响最广泛的是她对权力本质与极权主义的探讨。她将国家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对比，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做出的“平庸之恶”的判断，并指出犹太大屠杀中人们不经思考地执行上级的谋杀计划所反映出的官僚主义、“不去多想”和“平庸”是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她称缺乏反思的执行者为“办公桌前的罪犯”，并认为没有人有权盲从。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教授张念的《阿伦特：政治的本原》一书，在错综复杂的思想基座上，描画出了阿伦特所强调的“政治感”的轮廓线。本书针对阿伦特政治思想中富有争议性的几个理论难点展开讨论，其中包括政治学和政治的本原、身份问题的政治理解、社会性兴起与政治感陨落、世界性和公共性的缺席等问题，它们对当下社会现实仍颇具参考意义。

《纸的文化史》

1932年，法国作家保尔·瓦雷里曾在一次演讲中形容我们身处的文明与纸张的关系：“纸已经渗透到了人类文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社会机构和日常运作都离不开纸。”他描述了一个没有纸的世界：再没有纸币，没有债券，没有案卷，没有法典，没有诗歌，没有报纸。40年之后，哲学家德里达在接受《媒体学报告》杂志采访时谈到了纸的衰落：“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巴尔扎克在他的长篇小说《驴皮记》中所描述的那种衰退。正如那张写着阿拉伯文字的神奇驴皮不断地缩小一样，纸也在不断变小和衰落。”

《纸的文化史》讨论了纸在人类文明中的无处不在，不仅涵盖了作家和学者用的白纸，也提及了商人的信函和记账技术。另一方面，该书从纸的衰落出发，倒叙呈现了纸的发展和统治地位的建立：作为技术，纸如何成为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又如何在我们所熟知的“古登堡时代”占据了关键的地位？纸也是一种常见的隐喻，从哲学家洛克把人的思想比喻成一张白纸，到语言学家索绪尔通过纸具有正反面来阐释语言符号的两面性，纸的隐喻一直贯穿于科学和思想的历史之中。

《摄影美学》

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虽然发明者达盖尔只是单纯想发明一种记录媒介，但摄影的出现不仅威胁了那时仍在追求写实的绘画艺术，激起风格革新，也挑战了艺术门槛，使其不再是贵族与宫廷的特权。当摄影进入当代艺术并占据瞩目的中心位置后，摄影美学的讨论随之兴起：摄影与现实是什么关系？摄影作品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摄影艺术处于当代艺术的核心，甚至自身就是当代艺术的核心？

在《摄影美学》一书中，艺术评论家、美学学者弗朗索瓦·苏拉热将摄影形容为“诗人的契机、艺术家的机遇、一般人的特权”，他质询摄影为何以及如何是一门艺术。他从照片的生产机制出发，列举了加蒂诺尼、安娜·福克斯、托诺·斯塔诺、萨尔加多等摄影师的作品，试图构建一种基于理性的摄影美学。这本书自1998年以来已在法国再版多次，如今的新版本加入了数码摄影与自拍的探讨。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 

王小波小说《红拂夜奔》中的王二证出费马大定理后，成为体制内的“人瑞”，再也不敢想入非非，逐渐变成无趣之人。但在真实历史中，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过程却是数以万计有趣思维的集成。这一数学定理的证明横跨三个世纪，大约在1637年左右，法国学者费马在阅读丢番图《算术》拉丁文译本时，曾在第11卷第8命题旁写道：“将一个立方数分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一个四次幂分成两个四次幂之和，或者一般地将一个高于二次的幂分成两个同次幂之和，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此，我确信已发现了一种美妙的证法，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写不下。”自此，一代代人被这一精彩的数学谜题吸引，直到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手中才得以完全解开。

《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惑了世间智者358年的谜》记录了与费马大定理相关的历史和数学挑战：从17、18世纪和20世纪早期失败却宝贵的证明尝试，到安德鲁·怀尔斯经受近10年严峻考验后终获成功的艰辛旅程。与之同时推出的《数学的语言：化无形为可见》则探讨了“数学何用”的根本问题，数学不只是解题技巧，它让我们看见自然里不可见的结构，使不可见变得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