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Louis Hothothot
在中国的电视剧和大小屏幕上,这些金发碧眼、肤色不同的美女,被统称为老外,扮演着女朋友、教师、国际学生、特工等让人惊艳但却隔膜的角色。中国经济日渐强大,娱乐产业蓬勃发展,人们甚至梦想着建立东方的好莱坞,集结全球的娱乐精英。这里有她们的一席之地吗?
下面的讲述来自3位在中国打拼的美女老外。她们都很年轻,有着无穷的梦想,梦想着在远离母国的地方收获爱,在挚爱的行业中收获尊重。
从南拳冠军到女打星
米拉(Myra Mala),乌克兰人,30岁,世界武术冠军、电影演员
我是乌克兰人,6岁的时候,我的初恋男孩说中国功夫很酷,我们去学吧。我说,“yeah!”
我们去了功夫学校。5年之后,他退出了武术学校。而我,后来代表乌克兰队参加世界武术锦标赛,表演中国功夫。后来,我们乌克兰国家队在安徽(2012)和吉隆坡(2013)两次获得了世界功夫锦标赛的冠军。那时候,我刚20岁,表演中国的南拳、南刀和南棍。我的童年和青春都给了武术。站在比赛的舞台上,你是彻底的孤独,你只是一个人在灯光下挑战你自己。你知道评委在看着你,他们寻找你的错误;唯一可以将这种压力转移的办法,就是专注于自己的任务。所有的哲学都在教导我们去专注于当下,在武术比赛的时候,是最有必要这么做的。专注于当下需要完成的动作,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我来中国7年了,我在很多动作电影里出演角色。我成了一个女打星,但这只是我的工作之一。我和赵文卓对打,他的团队棒极了!整个拍摄很开心。不像很多电影导演,没有具体的idea,只是要求演员“快拍、快拍,下一个机位,再拍一次……”他们以为有了海量的素材,电影就可以被剪出来。但是角色的成长呢?故事的发展呢?很多剧组不考虑这些。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这场戏为什么要打,导演只告诉我:“现在你生气了,你要这样打……”可是,人物的动机呢?为什么角色这个时候是生气而不是其他的情绪?
赵文卓的团队很棒,他们会花两天时间排练,让演员知道人物的情绪是什么?机位在哪里?还有这场戏专注的是什么?其实,这样的方式在好莱坞很普遍,很多动作戏在演员正式拍摄之前,都由替身演员排练了很多遍,导演和团队已经清楚地知道动作该如何设计、镜头的角度要如何选择等等。接下来,当专业的演员来演,就会节省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表演的质量;而且,他们也知道如何去表达。而不是“快拍快拍,换个角度再来一次”。
我最近在环球影城参加“未来水世界”的表演秀。虽然这只有20多分钟的表演,但是我们有大量的文本,来分析角色的成长,行为动机的变化等等。有了这些,演员才知道要如何表演。我觉得最好的动作电影是《黑客帝国》,袁和平用动作将哲学、故事、戏剧性都表达出来了。动作,可以传达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很伟大!
其实,16世纪之前,武术是实战为主。后来表演的成分开始变大。现代社会将暴力变成比赛,武术才真正脱胎换骨。
2018年,我去了少林寺,遇到了一个乌克兰和尚,还有他的师父。他们的院子背后有座山,院子前有河流流过。我们在两棵几百年的大树下一起站桩、练易筋经、做冥想,让风雨晨露进入我的身体,再离开我。身体是一个容器,需要自然的力量来更新我们能量。武术让我学到了这些。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去少林寺朝圣。让人的身体和自然再次融为一体——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最难能可贵的事情!
6岁的时候,在武术学校,我遇到了我第二个父亲——我的教练。他那时才25岁,他陪伴了我16年,了解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仅仅是武术,还有团队的意识和强大的意志力。我的亲生父亲教会我不断地学习,他从不在乎我的成绩,只在乎我是不是保持着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热情。
关于当下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我一个字都不想谈(眼圈红了)。我只想说,我的两个父亲,他们就是乌克兰(眼圈再次红了)!
现在,中国动作片电影里外国女人的戏份都很少,角色类型也很狭窄,很多时候连台词都没有,只是来打、打、打。我,说一口带着东欧口音的英语,总是在中国动作片里演美国特工。我现在没有爱人,我曾经有过,但是我不想多谈。没有爱情又有什么关系?我和超级优秀的人一起工作。同事、朋友都让我获得充实而亲密的关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一份美好的爱情,配不上我身边的人。啊!不说了,这可是我的大秘密!
我要在小红书上成为金发女网红
匿名,加拿大-澳大利亚人,28岁,演员
我父亲是加拿大人,我母亲是澳大利亚人,我出生在香港,香港是我的故乡,中文是我的第二母语。
2018年之后,我开始在北京生活。2020年,疫情开始了。很多外国朋友离开了,包括我的男朋友,离开了就很难回来,我们再也没有拥抱过。
我不想抱怨太多,疫情也给了我很多表演的机会。拜托!中国的金发女演员不多了。珍惜我吧!亲爱的!我不想抱怨,我很感恩我获得的机会。但是,在中国的广告、娱乐和电影工业里,金发女孩子的角色总是很单一。我出演的角色,大多都是女朋友、教师、国际学生、荡妇……好像总是这一类人。
我接受所有这一切,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挑战和尝试新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下个月,我将第一次在一个电影短片里做主角。我的角色是妈妈,我会有一个14岁的女儿。哈哈!你相信吗?我有一个年龄是我一半大的女儿。
太有挑战了!我太期待这个角色,尤其是这个角色没有对白,完全靠肢体和表情来表演。你知道,每次接到说中文的角色,我还是会紧张。我总担心我的发音不够流畅,我是不是没有清晰的表达。我总是想得太多,这是我的缺点。
这个电影还给我一天的排练时间,要知道我们总共就拍两三天。在中国,很多表演项目都没有排练的时间,人们总是喜欢快快地把工作完成。尤其小角色,都是扁平的。而这次我是主角,我会有成长,会有人物的弧光。真期待下个月赶快到来。
在西方,演员往往只有一个经纪人。演员和经纪人可以一起成长,他们会有很深的友谊。但是,中国的演员都有好几个经纪人,经纪人和演员总是公事公办,大家都很忙,忙得只有时间谈项目——“嗨!拍摄时间和地点是……”他们没有时间给友谊和感情。
在中国,我学到的另一个经验,便是用社交媒体来盈利。在这方面,中国绝对是全球的领袖了。中国的演员们、网红们都在用社交媒体来推广自己,直播、带货。大家都很忙,忙得没有自己的时间。
在中国,我收获得好的朋友,都是那些一起合作的演员们,尤其是戏剧《仲夏夜之梦》的团队。因为我们都是莎士比亚的粉丝,都想把莎士比亚的作品带给北京的观众;我们也都想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城市里,留下自己的表演印迹。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情感,让我们成了亲密的伙伴。
我在北京4年了。好长的时光,可以上一次大学,过一次童年了。这些都是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我从小便在迁徙中长大,5岁的时候,我和父母离开了香港,去了泰国;后来我去澳大利亚上学,再后来就是北京。现在我想,我是不是在北京已经够久了,我是不是该寻找下一个城市了?
疫情让全世界都学会了网上工作。加拿大人的“地球村”的概念,在疫情之后已经成为了现实。
我也在考虑建立我自己的频道,其实我考虑这个idea已经一年多了。我总是想的太多,这是我的弱点。今年我真的要做了。我想应该是在小红书上,而不是抖音。人们在抖音上看视频往往5秒钟之后就没有了耐心。我希望人们对我的表演能多看一会儿。
你猜,在小红书上,一个金发的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女孩,会不会在中国成为一个网红?
感谢他绑架了我父亲!
Rita Radle,比利时人,25岁,R&B歌手
我在刚果做过空姐,在中国学习国际贸易,但我最爱的还是R&B音乐。
音乐可以养活我吗?不能。我不是25岁才明白这个道理的,而是15岁的时候。这都来自我家庭的熏陶。我的父亲在政府机构工作,我母亲是幼儿园园长。他们总是劝导我说:“孩子,你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从未鼓足勇气去全职做歌手。
在北京3年了,我的工作中心越来越偏向音乐。
疫情给我了自由,我在家里上网课,但我总是在点名之后就离开课堂,去搞我的音乐。 老师在屏幕上讲课,我把麦克风关掉,在电脑前写我的歌词。12点钟的时候,老师会问:“今天讲的东西都明白了吗?”我永远都是回答:“明白了,老师再见,祝您有个愉快的下午!”
我母亲来自刚果,我父亲是比利时人。他们在刚果有一些生意和财产,也因此有了一些敌人。去年我父亲去刚果处理他的生意,被绑架了。绑匪要我母亲支付10万美元;否则,就像电影中说的那样,“他永远都回不去了!”
没想到的是,最后的结局也像电影一样,我母亲成了故事的英雄,她发现了嫌疑人,最后用9000美元把我父亲救了回来。在父亲消失的10天里,我们真的觉得“他永远都回不来了。”我每天都哭,可是我在中国,什么忙都帮不上。
等父亲再次回来之后,我写了一首歌,歌词是:“不要在意过去,向前看,在未来,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当我唱给父母听的时候,他们哭了,父亲说,当他被绑架的时候,他在想我。
他们并未改变那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仍然在说:“孩子,你要有稳定的工作”。只是,他们开始加上了一句话:“你可以业余搞搞你的音乐”。
感谢绑架我父亲的人!
我从父亲给我的房租中省下来5000块,来拍摄我的MV。但是,在中国录制唱片太难了,专业的人很贵,不专业的不会说英语。像我这样的刚起步的音乐人,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有过几次糟糕的经验,我们讨论了20分钟,基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是,这是计费的。而我的钱只能支付一个小时。
有个年轻的中国摄影师在社交网站上发现了我,和我成了朋友。他用很低的价格拍摄了我的MV,还引荐了他的朋友,一些搞音乐的人。天哪!那个有自己录音室的人才21岁,他已经很专业了,英语也很好。有了这些帮助,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完——
作者:Louis Hothothot,电影作者。研究主题是“记忆、归属与身份”、“艺术与治愈”等。
内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题图:外籍演员在中国过年。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