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尔德·贾纳（Harald Jähner）于今年4月出版了平装版《后果：第三帝国余波中的生活》（Aftermath：Life in the Fallout of the Third Reich）。这部作品从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备受瞩目的20世纪血腥欧洲史走向终结之时讲起，但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外交条约或是政治决策，而是着眼于普通人的生活，通过深入研究他们的回忆录以及当时的流行文化趋势，探索了德国在二战后被忽视的十年。

今年69岁的贾纳曾是《柏林日报》艺术板块的编辑，现在是柏林艺术大学文化新闻学的名誉教授。《后果》是贾纳出版的第一部非学术性作品，在2019年莱比锡书展上获得了非小说奖，英译本的译者是肖恩·怀特塞德（Shaun Whiteside），在2021年入围了非虚构文学奖巴美列·捷福奖（Baillie Gifford Prize）。

《后果》这部作品德语的书名是“Wolfszeit”，意思是“狼的时代”。那么，在二战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你认为德国在哪些方面体现出了那是一个“狼的时代”呢？

哈拉尔德·贾纳：事实上，“狼的时代”是当时在德国非常普遍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源自拉丁语“Homo homini lupus”，意思是“人相对于其他人就是一只狼”。它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无政府状态的画面：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族群和自己的家庭，社区的概念完全瓦解了。

如今，我们都知道狼是非常灵活的生物，彼此之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在战后的德国，人与人之间依然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例如，响应号召、列成队列的“trümmerfrauen”（ 瓦砾中的女人）帮助清理战时炸弹留下的残骸。那些因战争而失去所有的人们互相扶持。当时，有一种新的人类互动形式的实验研究法也使这一时期非常令人兴奋。人们渴望着彼此，就如同他们害怕着彼此一样。

此外，戈培尔当时也极力鼓吹神话般存在的“人狼”（ werewolf）——指那些在纳粹德国战败后恐吓盟军的抵抗战士。然而事实上，除了极少数个别情况，戈培尔口中的“神话”从未成为现实。绝大多数德国人早已厌倦了战斗。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家国已饱受战争蹂躏，而党卫军依然在搜寻可以派往前线的青少年、甚至是退了休的中老年男性，这也使得德国民众开始看清纳粹主义的真实面目。于是，那些之前一直狂热战斗着的国民，在政权投降之前，突然都变得非常平和、非常顺从。

你出生在1953年，基本算是你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末期。二战后的余波对你的家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哈拉尔德·贾纳：1968年的时候，我15岁，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开始向我的父母寻求答案。一些披露集中营暴行的照片逐渐被媒体曝光，这些照片让我感到很愤怒，我想知道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我的父亲曾在海军服役，而我的母亲曾在被占领的波兰当老师。但他们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有时甚至是无可奈何。对于他们无力于谈论犹太人的遭遇这件事，我们都感到很震惊。我们也吵过很多次架。

你为这本书所做的研究，是否让你对上一代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呢？

哈拉尔德·贾纳：当然。有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德国是如何成功地成为了一个可靠的民主国家。德国人是在什么时候丢弃了他们的自恋倾向的？这些学习的过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著作或德国宪法是无法带来这种程度上的心态转变的，它必然发生在更深的层次上。

我们这代人都有一种观念，认为正是1968年的学生革命才让德国重新变成了一个宜居的国家，但我从很早之前就对这个观点持怀疑的态度。我们的父辈已经在整个过程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其中，一个非常具有形成性的经历就是战争结束后蓬勃发展的黑市。比如说，黑市让他们知道，事物都是相对的。黑市的主宰者都是年轻的商人，年龄大多在15-17岁之间，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后来又用纳粹的纪念品来做交易。在战争期间，像党卫军荣誉匕首这类的物品都具有神话价值，到后来呢？用两盒幸运牌香烟就能买到一把具有“神话价值”的荣誉匕首。他们那一代人所接受的训练就是毫无怜悯之心地看待世界。这无疑改变了我对父母的看法，也让我对他们有了更好的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与他们那一代人就完全和解了。

为什么呢？

哈拉尔德·贾纳：在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德国曾试图压抑它的过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这让我们很难去喜欢上那一代人。他们塑造出勇于接受自己的历史，并且希望向其他国家传授教训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拥护，但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觉得，这种带着批判性回述过去的做法在现在很容易得到拥护，但我并不确定，我们是否都能从中吸取到教训。

你认为曾经以侵略闻名的德国在战后安定下来的方式中，是否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哈拉尔德·贾纳：战后德国之所以能安定下来，美国、英国和法国所组成的同盟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的娱乐文化对德国起到了非常大的安抚作用：美国电影教会了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轻松而简洁的态度。德国女性之所以会被美国大兵吸引，不仅仅只是因为巧克力和香烟，还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方式。相比于德国的士兵，美国大兵更为温和：人们看到美国士兵推着婴儿车穿过被炸毁的城市，而这在当时绝对是闻所未闻的事情。比起官方推行的去纳粹化政策，德国人反而更多的是从流行文化中学到了自由主义。如果一定要说现代社会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我认为应当是：对一个战败的国家也要保持持续关注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德国人对于战争的态度，同样也是经历过冷战的结果。在冷战中，我们面临着国家分裂成两个势力范围，想象着你可能不得不与自己的家人作战。所以，相比于波兰等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对于和平的渴望要强烈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许多德国人会更看重和平而不是自由。

你现阶段在做些什么呢？

哈拉尔德·贾纳：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魏玛共和国的书，其实也就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的历史。和创作《后果》时一样，我依然是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众文化、流行歌曲、舞蹈风格和两性关系等更感兴趣。

你最近在读哪些书呢？

哈拉尔德·贾纳：我最近在读很多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比如犹太女性作家露丝·兰德肖夫·约克（Ruth Landshoff-Yorck）的《众与一》（The Many and the One），还有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自传《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当我想要放松一点的时候，我就会读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的作品集。

你会给年轻人推荐哪本书呢？

哈拉尔德·贾纳：我会推荐年轻的爱尔兰短篇小说作家尼克尔·福拉特利（Nicole Flattery）的作品《以乐相待》（Show Them a Good Time）。这部作品展现了作者对于青少年面对生活时的绝望和渴望的深入了解，在这方面，我认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

（翻译：刘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