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眼看见了2022年奥斯卡颁奖礼上那一记“让全世界都听见了的耳光”后，如我（指本文作者H. Colleen Sinclair）所料，网民一下子分成了两派：威尔派和克里斯派。

作为一个研究攻击性（aggression）的社会心理学家，我也能预见到为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s）拿他妻子的秃头开玩笑，被他打了一耳光——辩护的观点大都类似于：这名演员只不过为保护妻子“做了有必要做的事”，并且这样做才让他像个“真男人”。

这些辩护含有社会科学家所称的“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的元素，它在世界上的一些特定地区、族群以及亚文化里占据着主导地位。

荣誉文化是如何兴起的

荣誉文化要求，男性在面临侮辱或威胁时，应以充满攻击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声誉，且这一命令还延伸到了保护妻儿及财产等事务上。受到轻慢而不强势反击，则会被认为不像个男人。

这一概念可能容易与“有毒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相混淆，后者标志着反女性主义的、过度的男子气概，推崇独立、情感上的迟钝以及攻击性，以确立男子对女子的统治地位。事实上，新近的研究发现，这两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荣誉文化更多关乎对女性的仁慈以及骑士精神。然而，这两个概念也可能会产生重叠，在相对传统的文化里尤其如此。

研究者主张，荣誉文化在那些执法不严或者无法可依的社群里更容易兴盛起来，例如19世纪的美国西部以及非洲与拉丁美洲的游牧人群体。这一研究成果还有助于理解一些对警察信任较低的市中心社群何以暴力频发。

在这些地区，男性的声誉成了他的第一道防线。如果人人都知道冒犯他或者他的家庭必然会受到惩罚，那抱有冒犯企图的人就不太容易去铤而走险。

当一些人认为暴力是可接受的

针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追溯到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奈斯比（Richard Nisbett）和道夫·科恩（Dov Cohen），二人试图解释为何美国南部及西部的凶杀案发生率比全美其它地区要高出许多。

在对比犯罪数据后，奈斯比指出，凶杀案发生率的差异之成因，在于西部与南部的高凶杀率关涉到论证（arguments）。问卷调查显示，美国各地区对暴力的容忍度普遍都不算高。但来自南方的答题者更倾向于认为，若一个男人或他的家庭受到了羞辱，那暴力就可以得到辩护。

在后续的研究里，科恩和奈斯比还随机向全美各地的企业发送了两份求职申请当中的一份。每份申请均附有一封求职信，申请者在其中解释了自己的重罪前科，将之归结到年轻气盛之类的问题上。在一半的求职信里，重罪的名目是偷盗汽车，另一半则是受辱后愤而杀人。研究者发现，若雇主来自荣誉文化盛行的州，那么这位虚构的凶手就能收到比偷车贼更多的答复——且语气上也表示了更多的理解。

在同一研究中，科恩和奈斯比面向全美招募了一批大学生记者，并随机安排他们写一篇故事，故事内容在关于羞辱的杀人与关于重罪的杀人之间二选一。研究者发现，负责撰文的记者出身的州如果荣誉文化盛行——如德克萨斯、亚拉巴马和蒙大拿——他便会用更加正面的口吻来形容受辱杀人者。

在其它一些实验里，研究者还表明，一个信奉荣誉意识形态的人在受辱后会有更高的睾酮以及皮质醇水平，这两种激素都与进攻性及压力有关。他们原谅冒犯者的意愿更弱，在受到轻慢之后更难让自己恢复冷静。最后，他们在问卷里回忆最近受到的一次侮辱时，也表现出了更大的愤怒以及更强的耻感。

毫无悔意

在现实世界里，与荣誉信念体系更加亲和的地区更可能发生校园枪击案。在同一批州里，被定了罪的凶手在临刑前也更少表现出悔恨。不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针对诸如校园枪击案及死刑这类统计上较为罕见的事件下定判决性结论时也是要万分谨慎的。

在威尔·史密斯以“理查王”这一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之际，他赞赏了理查德·威廉斯为捍卫自己家庭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做法。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史密斯这是企图援引荣誉与骑士精神之类的德性来辩护自己先前打人耳光的行为。

当然，文化差异不是影响人们被打耳光后有何反应的唯一因素。例如，你也可以预期到喜剧演员们会出于团结而支援克里斯·洛克，种族主义的反应也必然会出现。

话说回来，在这么多人急于宣布“暴力绝不是答案”的当下，对其他一些人来讲，暴力事实上可以是答案——其成因至少部分地在于，荣誉文化还是一如既往地兴旺。

（作者H. Colleen Sinclair系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助理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