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钢琴家兼学者萨曼莎·埃格博士在米尔顿宫廷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弗洛伦斯·普莱斯、玛格丽特·邦德斯和维捷斯拉娃·卡普拉洛娃作品的独奏会。这是英国舞台上很少听到的音乐，评论家们“对这些作品的情感吸引力”表示欢迎，而埃格则因其“来源于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精巧表演”而受到赞扬。

然而，没有人提到埃格的服装。她对我（指本文作者Leah Broad）说，她穿着一件“受西非风格影响的淡红色鱼尾裙”，光彩照人。紧身胸衣的腰部系着一条定制的贴花腰带，在聚光灯下闪闪发光，突显了面料上的菊石形状银色暗花。

对埃格和其他许多独奏家来说，服装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说：“这给了我表达自己的机会。我考虑到了颜色和情绪，以及服装会给我和观众带来什么感觉。”她的裙子来自M.A.DKollection，是专为巴比肯的演出设计的。“古代和现代……在设计中融合，有力地说明了我的研究和曲目中的主题。我推崇的是黑人文艺复兴时期的钢琴音乐，这个时代反映了文化复兴的主题，同时也向过去致敬，但带有一种以非洲为中心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我与音乐会服装的关系！”

萨克斯手杰斯·吉拉姆也有独特的音乐会风格，以金属色、醒目的色彩组合和大胆的印花为主。“我喜欢尝试给观众带来一种快乐的感觉，”吉拉姆说，“作为表演者，我的穿着是其中的一部分。”她会选择让自己感到舒适和自信的衣服。“我演奏的大多数音乐都是关于表达情感或别人的叙事……要实现这种联系，需要一定程度的真实性。”

讨论服装在古典音乐中是一种禁忌，对表演者和评论家都是如此。“大多数音乐家觉得他们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伦敦室内管弦乐团的总监乔斯林·莱特福特说。演奏会的礼服因一系列原因而备受争议。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古典音乐家应该被倾听，而不是被观看——正如19世纪的评论家E.T.A·霍夫曼所说：“真正的艺术家只为作品而活……他不会以任何方式展示自己的个性。”在这种理想的表演中，表演者的个性——通过他或她对服装的选择来表达——被剔除，服从于“音乐本身”。

因此，那些在着装选择上打破常规的音乐人受到了严厉地批评——尤其是当他们跨界进入流行音乐领域时，引发了人们对“低能化”的抱怨。但是，围绕小提琴家奈杰尔·肯尼迪等穿着牛仔裤、留着尖尖发型的艺术家的争议，至少有一部分在于，他们提醒我们了现场音乐是一种视觉媒介。我们不只是听到——我们也看到音乐家表演。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在服装选择上的风险要高得多，因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性化。虽然肯尼迪的非正式着装被一些人批评为“荒唐可笑”，但钢琴家王羽佳引发的风波却暴露了一种双重标准。王羽佳的裙子和她的演奏收到的评论几乎一样多——除了几个例外——评论都集中在她的裙子有多“短和紧”上。

问题不在于评论家们在谈论王羽佳的服装，而是通过性感的视角来看待她穿的衣服。他们首先把她作为性对象呈现，其次才是艺术家。在这个世界观中，没有空间让女性的衣服成为一种艺术和个人选择。

问题的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时尚不在传统古典批评家熟悉的范围之内。“没错，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时尚评论家，”诺曼·勒布莱希特写道，他把王羽佳的裙子描述为“一件裙摆只在臀部下方一英寸的微型连衣裙”。但这种性感的描述与时尚批评相去甚远。除了裙子的长度，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裙子的信息。面料是什么？风格？设计师是谁？她的着装选择和表演曲目有什么关系？解决这些问题的语言和技巧可能需要成为现代评论家所需技能的一部分——如果评论家开始认真对待时尚，经纪人就可以在新闻稿中提供服装细节，而不必担心他们所代理的艺术家会因此被贬损。

无法以敏感和尊重的方式谈论王羽佳的服装，这揭示了对女性和她们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服装的长期破坏性假设。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会“分散”对音乐的注意力，而不是塑造我们对音乐的体验，这一观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身体与心灵、身体性与理性的划分，声称古典音乐纯粹是大脑活动，身体在这个领域没有立足之地。这个想法是性别化的。理性和思想在历史上被编码为男性化，而感性和身体是女性化的，结果是女性和她们的身体在古典音乐中被边缘化。霍夫曼使用“他”作为他想象中的音乐家的默认代词，这并非巧合。

对音乐厅里的女性、她们的衣服和身体提出要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44年，作曲家兼指挥鲁思·吉普斯身穿鲜艳的晚礼服出席一场音乐会，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被乐团管理层告知：“我们不喜欢这种自我宣传。”吉普斯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又怒不可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她问道，“居然认为女人会因为穿着漂亮的衣服而羞耻?”

这是个好问题。这种叙事需要改变，尤其是因为无论是对女性服装的性化还是忽视，都削弱了她们作为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王羽佳的服装一直被认为是一件小事，是一种未经考虑的营销策略，挑选这些衣服纯粹是为了“展示更多的腿部线条”。为此，王羽佳被描绘成一个天真、迷茫的音乐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指导来获得观点。”因此被更有经验、更专业的（男性）音乐家们“当作装饰品”利用。

对王羽佳的主观能动性的否认，也助长了围绕女性和亚裔古典音乐家的顺从和不爱表达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王羽佳的服装选择积极打破了这种偏见。王羽佳是当今最重要的古典表演艺术家之一，但将表演的女性幼稚化是一种古老的策略，目的是削弱她们的地位和个性，遏制和削弱她们潜在的权威。例如，19世纪的女高音珍妮·林德就经常被形容为“孩子气”。这些描述往往带有令人不舒服的性意味，暗示这些女人需要一些年长、强壮的男人来引导她们。

我们需要找到谈论女性服装的方式，尊重她们的艺术选择，并将其作为表演的一部分。随着有关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问题被推到各音乐机构的议程前沿，着装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伦敦室内管弦乐团最近取消了对演奏者的着装要求。莱特富特表示，取消对黑领结礼服的严重性别化期望，部分是为了发扬乐团演奏者的个性，并为那些“身体上表达自我的方式不符合古典音乐刻板印象”的音乐家营造一个包容的空间。但它也创造了一面“观众和管弦乐队之间的镜子”，向那些“在音乐厅里感觉不受欢迎的人”伸出橄榄枝。

此外，社交媒体让古典音乐“更加视觉化”，伦敦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马克辛·郭说。无论是管弦乐队还是独奏家，现在都适应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推广，从分享音乐会的片段到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排练的照片等。也许，这可以成为一种让音乐家更容易接近的方式。“我们总需要现代化”，郭指出，而使用社交媒体“增加了一种真正的人文元素”，让观众能够与他们在舞台上看到和听到的音乐人互动。

音乐家不仅仅是他们创造的音乐。我们评估节目表设置中的创意和智力决定——为什么服装不包括在内？19世纪关于古典音乐的观念——它是什么，它是由谁创造的，为谁而创造的，以及关于谁——都已经被颠覆了。关于古典乐的着装要求的想法也理应如此。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