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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开始做卫星,我把手机摄像头送上了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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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开始做卫星,我把手机摄像头送上了太空

他们跃跃欲试,正在为未来的大宇航时代做准备。

文|人间像素

离开地球,是什么样一种体验?

答案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曾经飞离海拔 100 公里的卡门线,抵达太空。

普通人大多不理解为什么要离开地球——但 12 亿网民每天打开微信,看到的是人类探索外太空的第一项成果:一张地球滚圆的照片。

这张微信登录页面的素材是一幅名为《蓝色弹珠》的地球摄影作品,拍摄于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运行至距离地球45000公里处,当时太空船正背向太阳,宇航员拍下了一张清晰的地球照片。

2017 年9月,微信登录页面的上的地球悄悄变了模样,换成了“风云四号”拍摄的高清东半球云图,人们看到的画面从非洲大陆变成了华夏大地的河山风貌。

风云四号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抓总研制,它的交付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系统实现了更新换代,对于保证我国静止气象观测业务的连续、可靠和稳定运行,提高我国航天事业和气象事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虽然微信登录页面上“风云四号”拍下的云图只展示了四天,但中国自主研发的人造卫星不断有新的突破。4 月24 日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我们记录下三位民用航天人的故事,在大宇航时代,他们的现在与未来,都是星辰大海。

“火种一号”成功发射

北京时间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华羿一号”火箭升空。这个由陕西省第一家商业火箭公司研发的亚轨道火箭上,搭载了“灵巧号”实验卫星和“火种一号”空间生物载荷装置,后者装有用于科研的小鼠干细胞。

发射几天后,“火种一号”背后的公司——火箭派的创始人程巍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前几天打上天的是细胞,以后我要升级,把大闸蟹,生蚝,陕北,皮皮虾……都打上天。这样以后载人航天的时候,天上才能好吃好喝。”

生物载荷是目前商业航天最具备发展前景和可操作性的应用领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国际空间站上目前完成的超 3000 项试验业务中,生物医药领域占比高达 60% 以上。

这一领域不但试验数量多,而且从基础研究就做到了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国际生物制药巨头默沙东、礼来、安静、阿斯利康等均利用太空平台进行商业研发,一批初创生物高技术企业也加入进来,在生物芯片(类器官)、人造器官(如人造角膜、人造血)、蛋白研究(抗体、酶、结晶等)、免疫细胞、癌症治疗、疾病模型等领域形成了活跃产业。

而这只是商业航天探索的其中一个方向。

2015 年,商业航天的政策放开。国务院 60 号文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五年来,国内活跃的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300 家。

他们跃跃欲试,正在为未来的大宇航时代做准备。

省钱做卫星,让更多科研项目“上天”

政策开放那天,杨峰和他几个关注航天的朋友第一时间聊了起来。他们一直以来不断讨论、准备、打算做的事情,终于到时候了。

自从伊隆 · 马斯克的 SpaceX 在 2008 年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由私人投资的火箭猎鹰 1 号,杨峰的心就动了。中国的 SpaceX 什么时候出现?会长成什么样?我们可以做什么?

这些私下的、自发的讨论真正开始是在 2011 年。当时,杨峰正在经营一家自己几年前创办的软件公司,公司的业务是给国有航天的一些单位做地面测试提供支持。(由于航天科研的保密性质,它们和互联网是隔绝的,因此大量的设备需要手动输出数据)但这项服务在航天领域中,属于边边角角。杨峰的愿望很朴素:“我希望自己的公司是一个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

于是,他和几位航天圈内的朋友开始形成一个小组,他们会定期开会,交流各自看到的商业航天进展。讨论往往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如果中国开放商业航天,可以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怎么干?

初步的想法是自己发射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升空在 1957 年,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但这颗卫星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它重达 83.5 公斤,光是维持自身在太空的正常运行就已经到了重量极限——接下来的几年,其他国家发射的卫星虽然形状材料不同,但共同点就是重而昂贵。

到了 2014 年,民营航天公司 Planet Labs 设计的卫星已经只有 4 公斤重,主机尺寸 10×10×30 厘米,看上去只有一个面包的大小。2018 年美国加州大火的时候,Planet Labs 运营的卫星群就凭借数量的优势,对火灾发生地区进行了更高频率的观测,帮助协调了救灾。

听说杨峰和几个朋友要干小卫星——那时候,他们还没想好卫星发射上空之后能做什么——很快就有科研人员跑来找他们,“如果你们要搞的话,到时候能帮我们的项目做实验吗?”

中国的航天资源稀缺,有大量的科学家排着队想在太空做实验,但没有机会。这家公司后来的首席技术官,杨峰的好友任维佳曾在中科院工作,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6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空间站等任务。任维佳见过大量的项目因为没有上天的机会而搁置。他们决定,自己的卫星可以为“国家队”暂时照顾不到的科研项目提供服务。

2016 年,天仪研究院正式成立。在取名上,杨峰也发挥了一点小心思。“研究院”听起来不像商业公司,这对一家初创团队来说有不小帮助。没多久,天仪就发射了中国第一颗由民营企业研发的卫星“潇湘一号”。

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用工业级的材料替代军工级材料,比如把汽车货架应用到卫星上。这条路不好走,因为一开始没人干过,要如何保证不出问题还能把卫星送上天,杨峰和他的团队花了无数的日夜测试、迭代和升级。

NASA 前工程师 Pete Klupar曾经感慨,“黑莓手机都比微型卫星功能多,拥有更好的传感器和处理器。”过去十年,能让卫星成本降低的一大原因是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某些低成本的卫星甚至会使用改造过的手机主板。

天仪没有使用改造过的手机主板,倒是把手机摄像头“绑”上了卫星。

天仪卫星搭载 1 亿像素相机拍摄的“地球”

“航天级摄像头很贵,几十万一个,我们觉得这玩意跟手机摄像头没有区别,后者几乎不要钱。”杨峰说,两年前,他们刚好需要一个摄像头在卫星上拍摄卫星机构的表现,就促成了和小米的合作。

2019 年,小米手机的一枚摄像头通过天仪研究院发射的卫星来到太空,用一亿像素拍摄地球,这成了一次不错的市场宣传。

但为什么要用一亿像素拍摄地球?小米公司想要借此表达手机像素从 9000 万到 1 亿的区别,天仪则希望更广大的消费类用户参与定义商业航天。

这就和计算机、照相机一样:性能上当然是台式计算机和单反相机独占鳌头,但是信息时代的开启却来自于大量廉价、普及、轻便的个人终端应用。商业小卫星就像快速发展的手机技术一样,适合于更广泛的市场需求,成本越来越低、性能还越来越好。

截至目前,天仪研究院已经为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几十家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提供了短周期、低成本的小卫星研制和数据应用解决方案,一颗卫星的造价可压缩到 100 - 300 万元人民币。

利用天仪卫星完成的科研成果,已经两次登上国际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杂志。

清华空间项目“极光计划”对蟹状星云进行观测的艺术表现图登上《自然·天文》杂志封面 / 天仪研究院设计供图

成立六年,天仪累计发射了 25 颗卫星,完成了 14 次太空任务。

杨峰说,他的内心磨得很平。对他而言,从事航天领域从来不是一件需要每天激动的事——“我的理想是让卫星像用电一样方便。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在未来。”

天仪研究院主攻的另一个方向是拥有合成孔径雷达的遥感卫星。普通光学卫星的“眼睛”会被云层阻挡,而遥感卫星不受天气影响,在灾害事件——比如地震、山体滑坡、洪涝、乃至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地面图像。

2020 年,天仪发射了第一颗国产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海丝一号,填补了中国商业 SAR 遥感卫星的空白。今年 2 月,海丝一号拍下了俄乌战区的照片,并第一时间传回了人类创造的最大飞机“安-225“大型运输机损毁的情况。

发射这个环节只是卫星整个生命周期的第 51 步——升上太空之后,开始为地面上的人提供服务,卫星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截至 2022 年 4 月,海丝一号卫星已在轨稳定服务超 16 个月,获取影像数万景,多次参与国家级任务,并为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包括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多次获取灾后的第一批卫星影像。包括 2021 年山西暴雨期间,海丝一号卫星在 6 小时内完成应急服务响应流程,获取了山西祁县、清徐县灾后第一批卫星影像;2022 年汤加海底火山地震期间,海丝一号卫星也充分展示出了SAR卫星全天时、全天候的强大对地成像能力,应急拍摄汤加火山灾后的影像。

让火箭像航班一样频繁发射

2021 年 7 月 20日,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搭乘其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航天器,成功进入太空并安全返回。

飞船上一共有四个人,除了贝索斯和他的弟弟马克·贝索斯、还有 82 岁的前宇航训练生沃利·冯克(Wally Funk)——她作为“荣誉乘客”受邀登船,冯克在 1960 年代曾接受过宇航员培训,但因当时美国政府、军方和太空总署对女性成为太空人态度保留,冯克最后没能进入太空。和她一起接受培训的女性最后都没能进入太空。

还有一位付费的乘客。荷兰的学生奥利弗·戴曼,他的父亲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创始人与CEO,蓝色起源没有透露这张太空船票的价格。而这张船票,也意味着真正的“太空旅游”出现了。

那天,火箭派的创始人程巍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吴季,星河动力创始人刘百奇做了场直播,专门聊贝索斯这次的发射。程巍说,在贝索斯打开舱门出来的那一瞬间,“确实觉得我们见证了历史。”

“如果 82 岁的老奶奶都能去,说明咱们也都可以。”程巍说。

对于上太空这回事,程巍从小就有一种奇怪的信念感,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可以做宇航员。

和很多有过这一模糊想法的人的区别,是程巍真的在往这个方向前进。

进入航天领域之前,程巍完全是个外行。在国外留学时期,程巍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做网游私服。这家公司后来转型游戏代理,其中最有名的是《穿越火线》。

到了某个阶段,他决定卖掉公司,获得了第一桶金。程巍又开始做投资人。程巍承认,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投资人,但对那个阶段的他来说,做投资既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同时又能一边寻找新的人生方向。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对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深入了解,少年时期的太空梦又开始生长。

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学习飞行、潜水,开始挑战珠峰。他发现,年龄不是成为一名宇航员的限制。他们一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往往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中挑战。“所以我是有机会的。”

当你问他,每次潜到更深的海底,爬到更高的山的时候,你会觉得离太空更近了吗?他说,每次探索地球一处新的角落,他对太空的好奇就更深。“因为我依然不知道上太空会是什么感觉。”

在英语里面,“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学)”可以用来形容一件事非常复杂、困难重重。这正符合真实的火箭研发——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结构、电力电子、精密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

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能发射火箭的国家不足十个,更不论商业公司。但程巍打算挑战这个任务。

由于造火箭是一个投入更大、更难的事,程巍并非在政策开放的第一时间进入航天领域。在观察了初期一些公司的资本注入、发展情况后,他决定真正开始做自己的火箭公司。

火箭派成立之初,程巍就找到中国空间生命科学的泰斗庄逢源院士担任联合创始人。公司的运载火箭研发团队全部来自航天员所。不同于传统航天业先造火箭,再考虑带什么上天(载荷)的思路,民营的火箭派一开始就从生命科学的科研需求出发,“以需求定义载荷”。

“航天商业化现在不是哪一项工作做不到,比如螺丝没拧紧,而是每一块都需要提升,每一处成本都需要下降,可靠性需要保障。我们要攻破的是一个系统,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程巍说,火箭派的使命是让生物载荷的火箭能够实现“航班化”,像飞机一样日常将火箭发射升空。

2022 年,火箭派计划完成六次以上空间试验发射任务,2023 年,火箭派计划国内首发星箭一体化液氧甲烷火箭“达尔文二号”。

“现在的痛苦不算什么,要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多”

据说蓝箭航天 2015 年刚成立时,创始人张昌武去见投资人,被问到最多的 3 个问题是——火箭能不能造出来?国家让不让发射?发射场能不能用?

蓝箭航天是国家开放民营航天后最早一批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家取得全部准入资质的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等到蓝箭航天终于取得保密资质,可以申请火箭发射许可,公司已经成立第三年。

2018 年 10 月,“朱雀一号”首飞,发射后飞行正常,一二级工作正常,整流罩分离正常,但三级出现异常,所搭载卫星未能入轨。

失败和阻力是司空见惯的。行业兴起之初,细到一个申请材料里面的型号名、经费来源、主管单位仍然是针对国家体系设计的。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从零创办一家企业,颠覆一个传统的行业,每一家公司和参与其中的人,都使出了全力。

有时候,困难会以琐碎的面貌出现。刚从北京搬回长沙的时候,天仪研究院请来了北京一个更熟悉实验室构造的团队来改造办公楼——据说这里的上一任租户是御泥坊。打算造卫星的公司就这么安顿下来。但南方的气候潮湿,从北京来的施工队完全不适应,工期拖长了大半个月。

看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前教培机构英语老师的段子让杨峰很有共鸣。“很难见到一个人,既没有事业、没有钱的同时,还没有时间。”自从开始创业做卫星,杨峰经常忙到没时间陪伴家人。每一次他觉得焦虑痛苦的时候,就会想一想马斯克当年遇到的,“现在的痛苦就不算什么。”

尽管“朱雀二号"的发射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张昌武很有信心。他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放出豪言:“应该说,在世界航天未来两年的发展中,非常重磅的一次发射就是朱雀二号的发射”。

而就在不久前,天仪的第二颗 SAR 卫星“巢湖一号”也上天了,这标志着天仪在国内率先实现国产 SAR 卫星批产组网和在轨商业化运营。

“很多人问我,你们搞卫星这么高大上的行业,怎么实验室和办公室还是那么简陋。”杨峰在最近的视频号里与粉丝们探讨“创业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这个问题,虽然杨峰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随着天仪的卫星一个个上天,技术一次次取得突破,答案显而易见——

路漫漫其修远兮,商业航天人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花在卫星上。”

对商业航天人来说,航天的魅力不言自明。比起那些过去工作了一辈子才看到一次空间站上线的老航天人,未来他们会不止一次收获自己所付出的: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多。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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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开始做卫星,我把手机摄像头送上了太空

他们跃跃欲试,正在为未来的大宇航时代做准备。

文|人间像素

离开地球,是什么样一种体验?

答案很少有人知道,因为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曾经飞离海拔 100 公里的卡门线,抵达太空。

普通人大多不理解为什么要离开地球——但 12 亿网民每天打开微信,看到的是人类探索外太空的第一项成果:一张地球滚圆的照片。

这张微信登录页面的素材是一幅名为《蓝色弹珠》的地球摄影作品,拍摄于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运行至距离地球45000公里处,当时太空船正背向太阳,宇航员拍下了一张清晰的地球照片。

2017 年9月,微信登录页面的上的地球悄悄变了模样,换成了“风云四号”拍摄的高清东半球云图,人们看到的画面从非洲大陆变成了华夏大地的河山风貌。

风云四号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八院抓总研制,它的交付标志着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观测系统实现了更新换代,对于保证我国静止气象观测业务的连续、可靠和稳定运行,提高我国航天事业和气象事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虽然微信登录页面上“风云四号”拍下的云图只展示了四天,但中国自主研发的人造卫星不断有新的突破。4 月24 日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我们记录下三位民用航天人的故事,在大宇航时代,他们的现在与未来,都是星辰大海。

“火种一号”成功发射

北京时间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华羿一号”火箭升空。这个由陕西省第一家商业火箭公司研发的亚轨道火箭上,搭载了“灵巧号”实验卫星和“火种一号”空间生物载荷装置,后者装有用于科研的小鼠干细胞。

发射几天后,“火种一号”背后的公司——火箭派的创始人程巍在朋友圈里开玩笑说,“前几天打上天的是细胞,以后我要升级,把大闸蟹,生蚝,陕北,皮皮虾……都打上天。这样以后载人航天的时候,天上才能好吃好喝。”

生物载荷是目前商业航天最具备发展前景和可操作性的应用领域。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调查,国际空间站上目前完成的超 3000 项试验业务中,生物医药领域占比高达 60% 以上。

这一领域不但试验数量多,而且从基础研究就做到了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国际生物制药巨头默沙东、礼来、安静、阿斯利康等均利用太空平台进行商业研发,一批初创生物高技术企业也加入进来,在生物芯片(类器官)、人造器官(如人造角膜、人造血)、蛋白研究(抗体、酶、结晶等)、免疫细胞、癌症治疗、疾病模型等领域形成了活跃产业。

而这只是商业航天探索的其中一个方向。

2015 年,商业航天的政策放开。国务院 60 号文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五年来,国内活跃的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 300 家。

他们跃跃欲试,正在为未来的大宇航时代做准备。

省钱做卫星,让更多科研项目“上天”

政策开放那天,杨峰和他几个关注航天的朋友第一时间聊了起来。他们一直以来不断讨论、准备、打算做的事情,终于到时候了。

自从伊隆 · 马斯克的 SpaceX 在 2008 年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由私人投资的火箭猎鹰 1 号,杨峰的心就动了。中国的 SpaceX 什么时候出现?会长成什么样?我们可以做什么?

这些私下的、自发的讨论真正开始是在 2011 年。当时,杨峰正在经营一家自己几年前创办的软件公司,公司的业务是给国有航天的一些单位做地面测试提供支持。(由于航天科研的保密性质,它们和互联网是隔绝的,因此大量的设备需要手动输出数据)但这项服务在航天领域中,属于边边角角。杨峰的愿望很朴素:“我希望自己的公司是一个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司,是一家大公司。”

于是,他和几位航天圈内的朋友开始形成一个小组,他们会定期开会,交流各自看到的商业航天进展。讨论往往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如果中国开放商业航天,可以做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个公司应该怎么干?

初步的想法是自己发射卫星。

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升空在 1957 年,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 1 号”。但这颗卫星基本上什么也做不了,它重达 83.5 公斤,光是维持自身在太空的正常运行就已经到了重量极限——接下来的几年,其他国家发射的卫星虽然形状材料不同,但共同点就是重而昂贵。

到了 2014 年,民营航天公司 Planet Labs 设计的卫星已经只有 4 公斤重,主机尺寸 10×10×30 厘米,看上去只有一个面包的大小。2018 年美国加州大火的时候,Planet Labs 运营的卫星群就凭借数量的优势,对火灾发生地区进行了更高频率的观测,帮助协调了救灾。

听说杨峰和几个朋友要干小卫星——那时候,他们还没想好卫星发射上空之后能做什么——很快就有科研人员跑来找他们,“如果你们要搞的话,到时候能帮我们的项目做实验吗?”

中国的航天资源稀缺,有大量的科学家排着队想在太空做实验,但没有机会。这家公司后来的首席技术官,杨峰的好友任维佳曾在中科院工作,先后参与了从神舟三号到神舟八号6艘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两个空间实验室以及空间站等任务。任维佳见过大量的项目因为没有上天的机会而搁置。他们决定,自己的卫星可以为“国家队”暂时照顾不到的科研项目提供服务。

2016 年,天仪研究院正式成立。在取名上,杨峰也发挥了一点小心思。“研究院”听起来不像商业公司,这对一家初创团队来说有不小帮助。没多久,天仪就发射了中国第一颗由民营企业研发的卫星“潇湘一号”。

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用工业级的材料替代军工级材料,比如把汽车货架应用到卫星上。这条路不好走,因为一开始没人干过,要如何保证不出问题还能把卫星送上天,杨峰和他的团队花了无数的日夜测试、迭代和升级。

NASA 前工程师 Pete Klupar曾经感慨,“黑莓手机都比微型卫星功能多,拥有更好的传感器和处理器。”过去十年,能让卫星成本降低的一大原因是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某些低成本的卫星甚至会使用改造过的手机主板。

天仪没有使用改造过的手机主板,倒是把手机摄像头“绑”上了卫星。

天仪卫星搭载 1 亿像素相机拍摄的“地球”

“航天级摄像头很贵,几十万一个,我们觉得这玩意跟手机摄像头没有区别,后者几乎不要钱。”杨峰说,两年前,他们刚好需要一个摄像头在卫星上拍摄卫星机构的表现,就促成了和小米的合作。

2019 年,小米手机的一枚摄像头通过天仪研究院发射的卫星来到太空,用一亿像素拍摄地球,这成了一次不错的市场宣传。

但为什么要用一亿像素拍摄地球?小米公司想要借此表达手机像素从 9000 万到 1 亿的区别,天仪则希望更广大的消费类用户参与定义商业航天。

这就和计算机、照相机一样:性能上当然是台式计算机和单反相机独占鳌头,但是信息时代的开启却来自于大量廉价、普及、轻便的个人终端应用。商业小卫星就像快速发展的手机技术一样,适合于更广泛的市场需求,成本越来越低、性能还越来越好。

截至目前,天仪研究院已经为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几十家科研院所、大学和企业提供了短周期、低成本的小卫星研制和数据应用解决方案,一颗卫星的造价可压缩到 100 - 300 万元人民币。

利用天仪卫星完成的科研成果,已经两次登上国际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杂志。

清华空间项目“极光计划”对蟹状星云进行观测的艺术表现图登上《自然·天文》杂志封面 / 天仪研究院设计供图

成立六年,天仪累计发射了 25 颗卫星,完成了 14 次太空任务。

杨峰说,他的内心磨得很平。对他而言,从事航天领域从来不是一件需要每天激动的事——“我的理想是让卫星像用电一样方便。最困难的时候永远是在未来。”

天仪研究院主攻的另一个方向是拥有合成孔径雷达的遥感卫星。普通光学卫星的“眼睛”会被云层阻挡,而遥感卫星不受天气影响,在灾害事件——比如地震、山体滑坡、洪涝、乃至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地面图像。

2020 年,天仪发射了第一颗国产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海丝一号,填补了中国商业 SAR 遥感卫星的空白。今年 2 月,海丝一号拍下了俄乌战区的照片,并第一时间传回了人类创造的最大飞机“安-225“大型运输机损毁的情况。

发射这个环节只是卫星整个生命周期的第 51 步——升上太空之后,开始为地面上的人提供服务,卫星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截至 2022 年 4 月,海丝一号卫星已在轨稳定服务超 16 个月,获取影像数万景,多次参与国家级任务,并为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包括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多次获取灾后的第一批卫星影像。包括 2021 年山西暴雨期间,海丝一号卫星在 6 小时内完成应急服务响应流程,获取了山西祁县、清徐县灾后第一批卫星影像;2022 年汤加海底火山地震期间,海丝一号卫星也充分展示出了SAR卫星全天时、全天候的强大对地成像能力,应急拍摄汤加火山灾后的影像。

让火箭像航班一样频繁发射

2021 年 7 月 20日,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搭乘其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Blue Origin)航天器,成功进入太空并安全返回。

飞船上一共有四个人,除了贝索斯和他的弟弟马克·贝索斯、还有 82 岁的前宇航训练生沃利·冯克(Wally Funk)——她作为“荣誉乘客”受邀登船,冯克在 1960 年代曾接受过宇航员培训,但因当时美国政府、军方和太空总署对女性成为太空人态度保留,冯克最后没能进入太空。和她一起接受培训的女性最后都没能进入太空。

还有一位付费的乘客。荷兰的学生奥利弗·戴曼,他的父亲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创始人与CEO,蓝色起源没有透露这张太空船票的价格。而这张船票,也意味着真正的“太空旅游”出现了。

那天,火箭派的创始人程巍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理事长吴季,星河动力创始人刘百奇做了场直播,专门聊贝索斯这次的发射。程巍说,在贝索斯打开舱门出来的那一瞬间,“确实觉得我们见证了历史。”

“如果 82 岁的老奶奶都能去,说明咱们也都可以。”程巍说。

对于上太空这回事,程巍从小就有一种奇怪的信念感,觉得自己冥冥之中可以做宇航员。

和很多有过这一模糊想法的人的区别,是程巍真的在往这个方向前进。

进入航天领域之前,程巍完全是个外行。在国外留学时期,程巍和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做网游私服。这家公司后来转型游戏代理,其中最有名的是《穿越火线》。

到了某个阶段,他决定卖掉公司,获得了第一桶金。程巍又开始做投资人。程巍承认,自己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投资人,但对那个阶段的他来说,做投资既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同时又能一边寻找新的人生方向。也是在那段时间,他对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深入了解,少年时期的太空梦又开始生长。

为了这个梦想,他开始学习飞行、潜水,开始挑战珠峰。他发现,年龄不是成为一名宇航员的限制。他们一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往往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中挑战。“所以我是有机会的。”

当你问他,每次潜到更深的海底,爬到更高的山的时候,你会觉得离太空更近了吗?他说,每次探索地球一处新的角落,他对太空的好奇就更深。“因为我依然不知道上太空会是什么感觉。”

在英语里面,“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学)”可以用来形容一件事非常复杂、困难重重。这正符合真实的火箭研发——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结构、电力电子、精密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

全世界范围内,真正能发射火箭的国家不足十个,更不论商业公司。但程巍打算挑战这个任务。

由于造火箭是一个投入更大、更难的事,程巍并非在政策开放的第一时间进入航天领域。在观察了初期一些公司的资本注入、发展情况后,他决定真正开始做自己的火箭公司。

火箭派成立之初,程巍就找到中国空间生命科学的泰斗庄逢源院士担任联合创始人。公司的运载火箭研发团队全部来自航天员所。不同于传统航天业先造火箭,再考虑带什么上天(载荷)的思路,民营的火箭派一开始就从生命科学的科研需求出发,“以需求定义载荷”。

“航天商业化现在不是哪一项工作做不到,比如螺丝没拧紧,而是每一块都需要提升,每一处成本都需要下降,可靠性需要保障。我们要攻破的是一个系统,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程巍说,火箭派的使命是让生物载荷的火箭能够实现“航班化”,像飞机一样日常将火箭发射升空。

2022 年,火箭派计划完成六次以上空间试验发射任务,2023 年,火箭派计划国内首发星箭一体化液氧甲烷火箭“达尔文二号”。

“现在的痛苦不算什么,要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多”

据说蓝箭航天 2015 年刚成立时,创始人张昌武去见投资人,被问到最多的 3 个问题是——火箭能不能造出来?国家让不让发射?发射场能不能用?

蓝箭航天是国家开放民营航天后最早一批成立的公司,也是国内第一家取得全部准入资质的民营运载火箭企业。等到蓝箭航天终于取得保密资质,可以申请火箭发射许可,公司已经成立第三年。

2018 年 10 月,“朱雀一号”首飞,发射后飞行正常,一二级工作正常,整流罩分离正常,但三级出现异常,所搭载卫星未能入轨。

失败和阻力是司空见惯的。行业兴起之初,细到一个申请材料里面的型号名、经费来源、主管单位仍然是针对国家体系设计的。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从零创办一家企业,颠覆一个传统的行业,每一家公司和参与其中的人,都使出了全力。

有时候,困难会以琐碎的面貌出现。刚从北京搬回长沙的时候,天仪研究院请来了北京一个更熟悉实验室构造的团队来改造办公楼——据说这里的上一任租户是御泥坊。打算造卫星的公司就这么安顿下来。但南方的气候潮湿,从北京来的施工队完全不适应,工期拖长了大半个月。

看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有一个前教培机构英语老师的段子让杨峰很有共鸣。“很难见到一个人,既没有事业、没有钱的同时,还没有时间。”自从开始创业做卫星,杨峰经常忙到没时间陪伴家人。每一次他觉得焦虑痛苦的时候,就会想一想马斯克当年遇到的,“现在的痛苦就不算什么。”

尽管“朱雀二号"的发射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张昌武很有信心。他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放出豪言:“应该说,在世界航天未来两年的发展中,非常重磅的一次发射就是朱雀二号的发射”。

而就在不久前,天仪的第二颗 SAR 卫星“巢湖一号”也上天了,这标志着天仪在国内率先实现国产 SAR 卫星批产组网和在轨商业化运营。

“很多人问我,你们搞卫星这么高大上的行业,怎么实验室和办公室还是那么简陋。”杨峰在最近的视频号里与粉丝们探讨“创业里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这个问题,虽然杨峰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是随着天仪的卫星一个个上天,技术一次次取得突破,答案显而易见——

路漫漫其修远兮,商业航天人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花在卫星上。”

对商业航天人来说,航天的魅力不言自明。比起那些过去工作了一辈子才看到一次空间站上线的老航天人,未来他们会不止一次收获自己所付出的: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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