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口述丨靳改莲
采访、文丨蔡星卓
“崔健的音乐让我们鼓劲儿。”临近午夜，靳改莲还没睡，70岁的她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端着手机看崔健的直播演唱会。“人们很久没有发声了，特别是疫情状态下，人们都很压抑，他的声音好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靳改莲最喜欢的歌是《寂寞就像一团烈火》，发行于1991年。她记得，当时她还在河南省外贸学校做英语老师，并开始尝试私下里给亲朋好友的孩子辅导基础英语。除了摇滚和流行音乐，90年代初，英语学习的浪潮也被掀起。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诞生，李阳吼出了“疯狂英语”，复读机被发明，第一台电子词典“文曲星”面市……趁着改革开放和下海潮的火热，人们头一次意识到，学习英语不只是应对考试，还可以真的与外国人交流。
生于1951年的靳改莲，亲身经历了英语教学在国内的地位变化：从被歧视到成主流。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对她有决定性的影响，21岁的她从此开始学习英语，后来选择当老师，教英语。她也曾受到其他专业和工作机会的诱惑，比如曾想报考自己感兴趣的摄影专业，在外贸火热时也曾想转行，但她最终还是留守英语教学，直到退休。
半个世纪过去了，靳改莲自己都说不清教过多少学生。退休后她重拾旧爱——摄影，因为疫情，她开始筹划一个大项目：拍摄学生们的近况。一年多的时间，她跑了不少城市，找到并拍摄了120多个学生的近况。这些人的年龄跨度超过50岁，有的在70年代中期跟靳老师学英语，有的在2007年跟着退休后的靳老师学英语。这些照片最终集结成一本画册《我和我的学生》。
以下是靳改莲讲述的故事，关于她如何走上英语教学之路，以及她的学生们的人生经历。
做了8年英语老师，我依旧听不懂外教的课
1966年是文革的开始，当时我才初中二年级学历，很多人都没有继续上学。1970年到1972年的春天，我一直在郑州郊区的一个知青农场劳动，种过稻田，掏过大粪，在炊事班揉过馒头，一天为炊事班打井水二十挑。那时唯一可能的教育机会是当工农兵大学生，而且只能靠单位推荐。1971年底，农场投票推荐了三个知青上大学，我票数第一，我挺骄傲地等通知，农场领导和同学们都以为我去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知另一个同学被录取了。阴差阳错地，我失去了进入开封师范学院学习的机会，那学校后来成了河南大学。
我从小就爱学习，只有初中文化的我，谈不上想不想要当老师，当时只知道一件事——趁年轻要把知识学到手。就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情节一样，在1966年到1970年间没有学上的日子里，我会溜进没人看管的学校图书馆偷偷看书，从普希金的诗歌到托尔斯泰的小说，从苏联的《静静的顿河》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各种大部头我都有涉猎。
1972年春天，郑州市师范学校开始招收专科学生。当时我21岁，但我关注政治，尼克松访华之后，我意识到中国的大门要打开，英语将作为一个桥梁，所以我果断选择了当时并不热门的英语专业。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教室里的墙上写的标语：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在那里，我从ABC开始学习，五个学期毕业时，就有了英语的初级水平。
1974年7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郑州十二中工作，最大的学生只比我小6岁。
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二中成为重点高中，我也顺势成了一名高中英语教师。几年后，我看到自己的很多学生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心里有一种压力和嫉妒，不满于自己的专科学历，也为前途和未来担忧。1981年秋天，我把孩子送到全托幼儿园，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些，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我开始一天8小时的自修，拼命地学习英语。1983年年初，我顺利通过了河南省教育学院专升本的英语考试，专业是英美语言文学。在这所大学里，我第一次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教，第一次见到投影仪，第一次系统学习大学英语的精读、泛读、英文写作、英语教学法……此时我才发现，即便做了7、8年英语老师，我依旧听不懂外教的全英课程。
怎么学起来那么困难呢？比起20岁出头的同学们，那时我已32岁了。为了有更多时间操练英语，有时候周末我也不回家照顾孩子，而是赶作业和备考。1983年春刚刚入学时，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收录机练习听力，但当时月工资只有50元，我负担不起200多元的进口录音机。问同事、老师借钱未果，正好妹妹手里有点钱肯借给我。拿着这台录音机，我每天坚持收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的广播，一边听一边用磁带录，这样反复听。我们还会抱着复印来的大部头英文小说读，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愤怒的葡萄》和《珍珠》等等。我的印象中，《汤姆》和《哈克贝利·芬》虽是童书，但本土化的语言涉及了不同的文化和阶层背景，其实并不容易读懂。遇到不会的词，为了效率我们也不查字典，只靠猜，这也培养了我的英语阅读能力。
八十年代在大学里学习到这么多英语专业方面的知识后，我渐渐感觉到，如果说我原来只拥有一杯水，现在可能拥有了一桶水。本科毕业后再教学生的时候，我想自己就可以拿捏住深浅，初级、中级的知识都可以应用自如。
我差一点就放弃了教师职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中学里英语曾经并不是主流外语。上世纪50年代，国家培养出来很多俄语老师。我老公只比我大一岁，1963年在郑州上初中，他学的就是俄语。那时候大部分学生学俄语，我这一代人，即便有文化的，好多也不会讲英语。
1973年发生了张玉勤事件。（注：当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女生张玉勤英语期末考试时不会答题，在考卷背面写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校方对其进行了批评。不料张玉勤因思想压力大而自杀。）“不会ABCD，也能当接班人”的打油诗传播开来。1974年，郑州市区中学的每周5节的英语课被砍成每周2节，所以郑州市区的英语老师不那么急缺。那年夏天，我刚好从郑州市师范学校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位于郊区的十二中，生活条件和政治待遇都相对差了许多，连找对象的时候对方都会低看我一眼。
学生们对英语的接纳程度也不高，记得在十二中教课的时候，有个学生直接对我说：“学英语是中国人放洋屁！”孩子们这么说，我怎么能教好他们？听到这话，幼稚的我气得跑到学生家里哭了一场。
改革开放后，大概1979年之后，英语渐渐受到重视，不过那时也只占高考总分的30%。80年代初，很多人依旧没有醒悟，对学英语不够重视，特别是农村的初中师资力量不够，导致我的农村考学上来的学生英语基础几乎是零。这倒给了不想循规蹈矩的我一个机会，可以实践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我在校长面前立下“军令状”——教不好我就走人。于是我真的就从“ABC”开始教，在高中三年，把初一到高二的课补完，这样也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为他们以后的大学深造出国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我为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但由于各种家庭原因，1987年，我就申请调回郑州市区，开始在河南省外贸学校教商务英语。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为河南省培养实用型的外贸外销人员。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职业教育曾是香饽饽，但到了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后，很多家长和学生开始轻视它，直到现在才重新被国家重视。
我见证了学生们多年后的职业走向，好的英语基础确实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当时外贸行业非常热门，人才急缺，而复合型人才的优势也渐渐显露，比如我们学校就将英语和外贸专业相结合，因此学校的生源质量很高。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尖子生，或者城市里外贸系统的子弟，他们的成绩多是地区的第一名，或者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分数线。
我记得1987年的校园，夜晚飘荡的都是学生们收听英语广播的声音，后来则变成了《新概念英语》录音。那时候，在各个学校校园，或是晨跑路上，人们手里都拿着收音机，在听英语广播。
外贸的火热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诱惑。挣钱多、出国机会多、买很多商品都有门道……1989年，我的邻居在外贸公司是领导，曾建议把我调到省里的一家外贸公司进口科当科长。过节能收到一三轮车的西瓜和十几条鱼，有买彩电和自行车的门道……目睹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只能算是勉强度日。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做生意，如果选择了跳槽，也对不起一路上培养我的国家，所以我还是拒绝了。那一次我真是差一点就放弃了教师职业，现在想想，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用相机把我和学生们的故事做成书
我第一次接触相机，得益于郑州市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我们英语的印尼华侨夏老师。那是1972年，相机还很罕见，这位老师主动问我们谁愿意学习摄影，于是送了好奇心很强的我两本摄影书。比起文科好、爱织毛衣的同龄女生，我对机械和数字更感兴趣。只翻阅了两个晚上的摄影书，我就搞明白了曝光、景深、快门速度等概念。
最初选专业时，我们师范学院没有摄影专业，以后也一直没有遇到机会，这是心中一个隐隐的遗憾。退休后，可能自己老了，喜爱回忆，再加上疫情的影响，我开始思考和筹划一个项目：给曾经的学生们拍照。
联系到这些学生并不困难。多年过去，我和很多人仍保持着联系，尤其是那些我教过至少3年的学生，逢年过节，他们也会带着鲜花三五成群地来看我。私下里，感情深的学生还会喊我“妈妈”。让我印象深刻的学生，很多都出现在《我和我的学生》这本画册之中。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跑了不少地方，比如上海、北京、杭州、昆明、宁波等。当然郑州及其周边地市是我拍摄的大本营。通常都是自己开车，拿着相机、闪光灯、遮光罩等器材。我雇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帮我打光，背相机包。我先生有时候也陪伴左右。偶尔我们影友，甚至摄影老师也跟随我助阵。最紧凑时，2020年八月下旬，我和先生开车到北京住了两个星期，拍了12个学生，几乎每天都有拍摄任务。
我最喜欢的摄影师是美国的著名女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她与我算是同龄人。我喜欢她的用光方法、构图以及人物表情的抓拍。我想将我学生的肖像拍摄地尽量真实，有师生之间的信任和亲密情感，因此照片中的环境、场景都是即兴的。
在拍摄中，我觉得自己在记录一个个家庭和社会上的“英雄”。120个学生的肖像撑起了这本画册的厚度，每一页都有半透明的特殊印刷，透出学生们自己的笔迹，那是他们的寄语和心声。因为疫情，我冒了不少险，也留下了遗憾：我没法按原计划走出国门拍摄，只能想象学生们在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会计事务所、多伦多的银行里办公的场景。
在英语学习的基础上，学生们走入了不同的职业道路。1976年后几年我教的学生，很多都已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比起出生于90后、00后更加个性和自我的年轻人，那个年代学生对职业还不太有想象力，很多人的目标是教师和医生。也有不少人在英语的助力下，成了外贸行业的佼佼者，甚至拥有几十亿的资产。当然，也有人不是传统意义的“成功”人士。走出学校后，有人选择了回到老家干各种各样的农活，有人在郑州开起了钟表店……英语这门语言似乎在他们的生活中再难觅痕迹。
下面我选几张照片，讲讲背后的故事。
1
赵燕燕是我2003-2006年教过的学生。当时她在河南省外贸学校学习，后来就在河南许昌的一家外贸公司做假发的外销员。由于遭遇一场意外车祸，丈夫致残，她要养活三个孩子，自己也患上了癌症。但她很坚强地承担了家庭重担，孩子上不起校外补习班，她就用在学校时我传授的自学英语的方法，让孩子跟着磁带模仿，自己学习英语。她大女儿不仅听力提高，口语发音标准流利，在学校还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奖。听她讲了这些故事，我很欣慰，学习方法是可以传承的。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也可以潜移默化、慢慢培养。她告诉我：活在当下，即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拍摄结束后，我给每个孩子留下三百元聊表心意。
2
去年夏天的7月20日，郑州发大洪水，我被困在办公楼的27层，到晚上时，楼上已没有电也没有水。我的学生王佑晨通过微信得知了这个消息，和他妈妈两个人带着蜡烛、背着矿泉水，从1公里以外的家里出来，在漆黑的夜晚，蹚着大水到达我们的办公楼。他们一步一步爬楼梯到27楼，到达时已是夜里11点多钟。他敲开我的门，非要带我下楼回家。我说外面路上的水都是齐腰深，我不回去了。王佑晨坚持，背着我也要送我回家。就这样，我们点着蜡烛，一步一步地从27楼下来。然后，这个1米85的强壮年轻人，背着我这个70岁的老太太，他妈妈点着蜡烛打着伞，终于平平安安送我到家。之后，他们母子二人又趟着大路上的洪水冒雨回家。我还得说，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她舍得让刚刚考上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研究生的孩子，就这样冒险帮助他的老师。其实，去年王佑晨已经拿到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生通知书，因为疫情没有去。去年年底又报了国内的学校。这样的学生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作为他的老师，我怎能不感动？！
3
高守林是1974年我第一年参加工作时的学生，与我父母家住得不远。去年找他拍摄，我对他说：“你是当时班上最不调皮的男孩子。”他诙谐地说：“老师，我也很想调皮，但是调皮不起来啊。”这时我才记起，他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一只腿不听使唤。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他高中毕业后刚好赶上市场经济大发展，他靠着自己的心灵手巧，开了个钟表和小家电维修店，几十年以此为生。给他拍肖像的时候，他还是健健康康的，小店不温不火，还挺好的。后来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的画册出版了，打算给他送去一本，但他说他不在家，店铺已经盘出去了。我很吃惊地追问，他才说，那条好使唤的腿也出毛病了，正在外地治疗。唉，人生道路坎坎坷坷，他与我谈起腿疾却风轻云淡，太了不起了！
4
陈连中是我1974年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带的第一届学生。他出生于1957年，只比我小6岁，在学校里他尊敬老师、努力上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等他的女儿初中毕业后，他又想方设法找到我，把女儿送到我当时工作的河南省外贸学校读英语专业。女儿结婚还请我去做证婚人。我退休多年后，他又送他十多岁的外孙女来让我课外辅导英语。师生关系和友谊持续三代人，近半个世纪，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这太难得了。他们家对我的信任和友谊让我铭记在心，这也是我想做画册《我和我的学生》的最大动力。我要记录下来这个时代的美好的师生情谊，也许这种现象如古建筑一样，即将逝去。
按照我所教授的不同年代的学生，这是《我和我的学生》中的部分肖像：
*题图：2020年6月，靳改莲与学生高守林。
——完——
靳改莲，笔名靳力，《我和我的学生》作者。1951年生于河南郑州，一位已退休的英语高级讲师，摄影师。
本文采访者，蔡星卓，界面摄影记者。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