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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中国电影该往何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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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中国电影该往何处走?

中国电影不能再期待“救世主”。

文|高群耀

编辑|悦幕中国电影观察 庞宏波

4月24日,当天大盘的票房加上服务费一共是1269万。2019年《复仇者联盟4》在国内上映的时候,第一天票房就超过了5亿。这不是最惨的,4月14号,电影市场一天的票房加上服务费连700万都不到。

对于不少行业的同仁来说,不少人感到非常的悲观绝望。疫情已经影响了我们太久,整个电影产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电影就这么没了吗?我不觉得。电影从发明到现在也经历了几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说电影要不行了,但从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电影是越来越好的。

只不过对于电影这个行当,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电影依旧还会在,但还会不会回到疫情前那样,我觉得是同行们应该思考的话题。借此,我也希望表达几个观点。

一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一路涨,目前很多从业者从他入行到现在,电影市场都是一路涨起来的,甚至是成倍涨起来。所以,遇到疫情很多人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影可能一直涨吗?不可能,作为一个市场来说就是有起有落的,从心态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二,我们过去的十年,不论是煤老板还是房地产,电影和我们的经济大环境在步调上是一致的,电影作为人们追求精神高级快乐的“产品”,是被推动着涨起来的。现在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电影行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但这个影响仅仅是因为疫情吗?有没有想过很多行业涨不动也是因为确实饱和了呢?那电影还会恢复到疫情之前那样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但是从好的方面想,《长津湖》票房50多亿,但是一共有多少观影人次呢?一亿出头!可是我们有14亿人口,如何让剩下的13亿人看《长津湖》,是我们所有从业者未来的工作。把观影人次打开,我们的电影市场就还是会有很大的前景。

如何打开观影人次,一是不断的创作好作品,二是顺应时代趋势。所以,现在并不是彻底绝望的时候,应该是去想想如何改革的时候。

1、中国电影过去的涨,是出现过三个“救世主”

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市场刚刚破百亿。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翻了六倍。在疫情前两年,电影市场突破了600亿。

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新闻集团协助了《阿凡达》在国内上映。卡梅隆的这部电影彻底打开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门,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十年。其实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十年翻六倍的原因,在于有过三个“救世主”。

第一个是煤老板,其实也不是特指煤老板,而是我们行业都统称的“热钱”。2009年的时候,华谊兄弟成为了我们第一家上市的民营影视公司,这也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开始出现。2010年《阿凡达》在国内上映的现象级表现,无疑又添了一把火。

电影突然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家家户户都在谈论大片,电影就这样成为了我们的焦点。这个时候热钱进入了我们这个行业,也让我们这个行业被彻底激活了。

过去的煤老板们其实对我们从业者的要求是很宽松的,绝大多数并不干涉我们的创作。我记得之前有个编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怀念煤老板的时代。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都离不开热钱。热情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机遇,它的确让更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认识到这个行业。

但是现在煤老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疫情前我们整个行业都在喊影视寒冬,热钱没了。疫情之后,我们整个行业在一段时间里想要吸引热钱回来就会更难。

第二个“救世主”是房地产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的房价翻了四倍。房子一直是我们的刚需,但房地产公司并不只是盖房子,还盖商场来服务房子。所以,像万达这类公司它就自己有自己的院线,而没有自己院线的商场也一定会邀请影院入驻进来。

对于商场来说,KPI是如何把人尽可能长地留在里面。每一个商场在设计上都是很讲究的,越需要的东西越难找,越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越给你放在门口,因为待的时间越长消费的可能就越大。电影院它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消费,除了看电影你也得吃也得喝,所以它基本上放在商场地下好几层或者最顶层,目的就是让你花最长的时间找到它,对于商场来说影院是一个很重要的引流场所。

但是疫情之后,我们的房价还会再翻四倍吗?显然不会了。商场还会雨后春笋一样到处盖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第三个“救世主”是互联网大鳄,2013年我和林宁“头脑风暴”,参与他创业做了“微票儿”即微信电影票,这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算是大事。后来猫眼和微影时代合并,阿里做了淘票票,网络售票平台投入巨资跑马圈地,补贴后的电影票一下子变成了9块9,互联网参与进来让我们整个市场规模一下子变大了好几倍。

但是现在,大规模票补已经没有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我们必须认清楚,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一路涨是借着“东风”在涨,疫情之后电影还会在,但是估计不会再有过去10年那样翻倍增长的环境了。

2、究竟应该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

好莱坞现在全面“流媒体化”,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之前大家还在争究竟是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我的观点是都不能为王,只有相互制约才能竞争,竞争才能平衡。

现在的好莱坞,做内容的做渠道,做渠道的开始做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大家退回到了军阀割据的时代。起码目前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所有优质内容被一家公司垄断,比如说迪士尼做了Disney+,把自己的版权都收回来不给Netflix了。那原来已经订阅了Netflix又想看漫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得订阅Disney+,如果还想看《神奇女侠1984》就还得订阅HBO MAX,这些平台订阅费也并不便宜。

我也不相信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公司,可以持续不间断生产出极有创意的内容。现在电影创作之所以还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创意产业,就是因为有竞争。因为电影本身是一个风险投资,一旦“赌”的成分没了,大家的积极性就会减弱。

我始终觉得流媒体购买内容版权的商业模式很像当初辉煌过的“自助餐”,从商业模式上怎么算都不划算。

“自助餐”当初在国内那么火,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饥饿的一代”,所以自助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迅速在国内遍地开花。但现在,新生一代的生活水平上来了,不是在乎“吃得饱”而强调“吃的好”。我不太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会在庆祝自己结婚纪念日请爱人去吃自助餐。

因为自助餐这种模式,从商业逻辑上它就不可能提供名厨名菜和高品质的菜肴,它的成本是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要不然就得赔钱。所以后来的自助餐餐厅要么赔钱干不下去了,要么因为不吸引人开不下去了。

现在,大家之所以对流媒体平台评价比较高,是因为流媒体平台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比如说Netflix,每年内容投入上百亿美元。但是它是一个全球逻辑,目前全球用户超过了一亿,并且源源不断地开拓全球市场。但是最新的财报发出来以后股价是什么样的,大家也能看到了。和Netflix不同的是国内大家常说的“优爱腾”,我们的长视频平台基本上是只能做国内市场,疫情前单平台会员体量是一亿出头,现在有的平台会员数量已经出现了下降。

会员数量下降就会影响股价,股价波动就只能让平台压缩成本。长视频平台每年亏损上百亿,一旦它的会员也不大规模增长了,它还能源源不断生产好内容吗?

像卡梅隆的《阿凡达》、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都是花费巨额投资的大片,这类影片其实是需要超越时代的,起码是当下观众无法想象的技术革命,因为它是需要引领电影技术前进的。这需要资本超前的勇气来赌一把,现在《阿凡达》续集加起来成本据说是10亿美元,如果流媒体买版权的话几部电影加起来真的能挣回来10亿美元吗?

3、疫情之后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去年,我们的票房冠军是《长津湖》,57.75亿的票房也成为了目前整个华语影史的票房冠军。但这部影片的总观影人次是1.24亿,这还是观影人次,如果按人头算就更少了。

我们在最鼎盛的时候,除了实体电影院之外,全国城乡边区到处都有移动放映队,一年的观影人次是近300亿。在2019年我们600亿票房的时候,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等城市里实体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是18亿左右,之后几年的观影人次正在逐年下降。虽然我们的观影人次不再高速增长,但是我们实体电影院的银幕数量却在一直增加,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上座率和单银幕产出大幅下降。在疫情前,我们整个电影市场的矛盾就已经凸显。

2021年成为了这三年最好的一年,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电影市场都是一样。我们在疫情之后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仓,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七成,但是我们的观影人次和2019年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上座率更低,2021年我们的平均上座率是7.6%,这对于影院来说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

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疫情突然摁下“暂停键”反倒凸显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如今线上线下融合并存基本上成为了共识,只是对于电影来说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起码目前,我觉得还是要坚守“票房模式”,但是互联网革新观影方式可能已经是大趋势了。

当初我在管理AMC的时候,CEO亚当·艾伦之前是喜达屋集团的CEO,有超过20年的酒店管理经验。我们大力提升影院的硬件设施,从座椅到银幕到音响甚至爆米花都做的越来越好,这一点如今是全世界电影院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实体影院“定时、定点、定片”的根本难题。

消费者对于电影的需求越来越高,传统电影院“大广播”的模式在如今越来越多样化的消费形态里竞争力在削弱,所以我们的电影产业需要改革。

疫情之后,AMC建立了自己的流媒体平台。而我们国内作为“中国电影放映新模式”试点的移动电影院起步于2018年,实际上要比海外早二年。我们在疫情之后也提出了“超级影院”,希望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能实体影院,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为感动付费”的电影院商业模式。从移动电影院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反复强调,我们要坚守票房的商业模式。只有坚守票房模式,让消费者说了算,才能不断刺激创作者生产出更优质的内容。

十年前我代表新闻集团二十世纪福克斯投资博纳影业七千万美元,与于冬等一起关注互联网与电影产业的合作关系和发展趋势。于冬2015年提出“未来影视公司都将给BAT打工”之所以引发大家恐慌就在于当电影不再是一个“风险投资”生意,我们可能就不愿意花费极高的成本去进行创新。所以,我们要力保电影依然行驶在一条永远追逐创新的路上,而不是为“制播不分离”的平台打工。

但电影作为一个2C生意,电影是人类满足精神需求的“产品”。可以说,电影甚至是“元宇宙”的前身,它满足的是人类高级快乐。所以,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广播的出现、电视机的出现都无法让电影彻底消失,而且每一次危机都逼着电影去进步,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

但是疫情之后,人类对于移动化、互联网化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电影同样需要做出改变,思考未来与大众建立联系的方式。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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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中国电影该往何处走?

中国电影不能再期待“救世主”。

文|高群耀

编辑|悦幕中国电影观察 庞宏波

4月24日,当天大盘的票房加上服务费一共是1269万。2019年《复仇者联盟4》在国内上映的时候,第一天票房就超过了5亿。这不是最惨的,4月14号,电影市场一天的票房加上服务费连700万都不到。

对于不少行业的同仁来说,不少人感到非常的悲观绝望。疫情已经影响了我们太久,整个电影产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电影就这么没了吗?我不觉得。电影从发明到现在也经历了几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说电影要不行了,但从电影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电影是越来越好的。

只不过对于电影这个行当,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电影依旧还会在,但还会不会回到疫情前那样,我觉得是同行们应该思考的话题。借此,我也希望表达几个观点。

一是,我们的电影市场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一路涨,目前很多从业者从他入行到现在,电影市场都是一路涨起来的,甚至是成倍涨起来。所以,遇到疫情很多人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电影可能一直涨吗?不可能,作为一个市场来说就是有起有落的,从心态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二,我们过去的十年,不论是煤老板还是房地产,电影和我们的经济大环境在步调上是一致的,电影作为人们追求精神高级快乐的“产品”,是被推动着涨起来的。现在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电影行业,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影响,但这个影响仅仅是因为疫情吗?有没有想过很多行业涨不动也是因为确实饱和了呢?那电影还会恢复到疫情之前那样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但是从好的方面想,《长津湖》票房50多亿,但是一共有多少观影人次呢?一亿出头!可是我们有14亿人口,如何让剩下的13亿人看《长津湖》,是我们所有从业者未来的工作。把观影人次打开,我们的电影市场就还是会有很大的前景。

如何打开观影人次,一是不断的创作好作品,二是顺应时代趋势。所以,现在并不是彻底绝望的时候,应该是去想想如何改革的时候。

1、中国电影过去的涨,是出现过三个“救世主”

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影市场刚刚破百亿。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翻了六倍。在疫情前两年,电影市场突破了600亿。

2010年的时候,当时我在新闻集团协助了《阿凡达》在国内上映。卡梅隆的这部电影彻底打开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大门,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十年。其实回顾过去的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十年翻六倍的原因,在于有过三个“救世主”。

第一个是煤老板,其实也不是特指煤老板,而是我们行业都统称的“热钱”。2009年的时候,华谊兄弟成为了我们第一家上市的民营影视公司,这也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开始出现。2010年《阿凡达》在国内上映的现象级表现,无疑又添了一把火。

电影突然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家家户户都在谈论大片,电影就这样成为了我们的焦点。这个时候热钱进入了我们这个行业,也让我们这个行业被彻底激活了。

过去的煤老板们其实对我们从业者的要求是很宽松的,绝大多数并不干涉我们的创作。我记得之前有个编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怀念煤老板的时代。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都离不开热钱。热情代表着激情,代表着机遇,它的确让更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认识到这个行业。

但是现在煤老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疫情前我们整个行业都在喊影视寒冬,热钱没了。疫情之后,我们整个行业在一段时间里想要吸引热钱回来就会更难。

第二个“救世主”是房地产公司,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们的房价翻了四倍。房子一直是我们的刚需,但房地产公司并不只是盖房子,还盖商场来服务房子。所以,像万达这类公司它就自己有自己的院线,而没有自己院线的商场也一定会邀请影院入驻进来。

对于商场来说,KPI是如何把人尽可能长地留在里面。每一个商场在设计上都是很讲究的,越需要的东西越难找,越不是特别需要的东西越给你放在门口,因为待的时间越长消费的可能就越大。电影院它本身就是一个时间消费,除了看电影你也得吃也得喝,所以它基本上放在商场地下好几层或者最顶层,目的就是让你花最长的时间找到它,对于商场来说影院是一个很重要的引流场所。

但是疫情之后,我们的房价还会再翻四倍吗?显然不会了。商场还会雨后春笋一样到处盖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第三个“救世主”是互联网大鳄,2013年我和林宁“头脑风暴”,参与他创业做了“微票儿”即微信电影票,这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算是大事。后来猫眼和微影时代合并,阿里做了淘票票,网络售票平台投入巨资跑马圈地,补贴后的电影票一下子变成了9块9,互联网参与进来让我们整个市场规模一下子变大了好几倍。

但是现在,大规模票补已经没有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也不会了。

我们必须认清楚,过去10年时间里中国电影的一路涨是借着“东风”在涨,疫情之后电影还会在,但是估计不会再有过去10年那样翻倍增长的环境了。

2、究竟应该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

好莱坞现在全面“流媒体化”,实际上对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之前大家还在争究竟是渠道为王还是内容为王,我的观点是都不能为王,只有相互制约才能竞争,竞争才能平衡。

现在的好莱坞,做内容的做渠道,做渠道的开始做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大家退回到了军阀割据的时代。起码目前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所有优质内容被一家公司垄断,比如说迪士尼做了Disney+,把自己的版权都收回来不给Netflix了。那原来已经订阅了Netflix又想看漫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得订阅Disney+,如果还想看《神奇女侠1984》就还得订阅HBO MAX,这些平台订阅费也并不便宜。

我也不相信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公司,可以持续不间断生产出极有创意的内容。现在电影创作之所以还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创意产业,就是因为有竞争。因为电影本身是一个风险投资,一旦“赌”的成分没了,大家的积极性就会减弱。

我始终觉得流媒体购买内容版权的商业模式很像当初辉煌过的“自助餐”,从商业模式上怎么算都不划算。

“自助餐”当初在国内那么火,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饥饿的一代”,所以自助餐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迅速在国内遍地开花。但现在,新生一代的生活水平上来了,不是在乎“吃得饱”而强调“吃的好”。我不太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会在庆祝自己结婚纪念日请爱人去吃自助餐。

因为自助餐这种模式,从商业逻辑上它就不可能提供名厨名菜和高品质的菜肴,它的成本是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的,要不然就得赔钱。所以后来的自助餐餐厅要么赔钱干不下去了,要么因为不吸引人开不下去了。

现在,大家之所以对流媒体平台评价比较高,是因为流媒体平台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比如说Netflix,每年内容投入上百亿美元。但是它是一个全球逻辑,目前全球用户超过了一亿,并且源源不断地开拓全球市场。但是最新的财报发出来以后股价是什么样的,大家也能看到了。和Netflix不同的是国内大家常说的“优爱腾”,我们的长视频平台基本上是只能做国内市场,疫情前单平台会员体量是一亿出头,现在有的平台会员数量已经出现了下降。

会员数量下降就会影响股价,股价波动就只能让平台压缩成本。长视频平台每年亏损上百亿,一旦它的会员也不大规模增长了,它还能源源不断生产好内容吗?

像卡梅隆的《阿凡达》、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双子杀手》都是花费巨额投资的大片,这类影片其实是需要超越时代的,起码是当下观众无法想象的技术革命,因为它是需要引领电影技术前进的。这需要资本超前的勇气来赌一把,现在《阿凡达》续集加起来成本据说是10亿美元,如果流媒体买版权的话几部电影加起来真的能挣回来10亿美元吗?

3、疫情之后的电影是什么样的?

去年,我们的票房冠军是《长津湖》,57.75亿的票房也成为了目前整个华语影史的票房冠军。但这部影片的总观影人次是1.24亿,这还是观影人次,如果按人头算就更少了。

我们在最鼎盛的时候,除了实体电影院之外,全国城乡边区到处都有移动放映队,一年的观影人次是近300亿。在2019年我们600亿票房的时候,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等城市里实体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是18亿左右,之后几年的观影人次正在逐年下降。虽然我们的观影人次不再高速增长,但是我们实体电影院的银幕数量却在一直增加,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上座率和单银幕产出大幅下降。在疫情前,我们整个电影市场的矛盾就已经凸显。

2021年成为了这三年最好的一年,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电影市场都是一样。我们在疫情之后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票仓,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七成,但是我们的观影人次和2019年相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的上座率更低,2021年我们的平均上座率是7.6%,这对于影院来说生存压力实在太大了。

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疫情突然摁下“暂停键”反倒凸显出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如今线上线下融合并存基本上成为了共识,只是对于电影来说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起码目前,我觉得还是要坚守“票房模式”,但是互联网革新观影方式可能已经是大趋势了。

当初我在管理AMC的时候,CEO亚当·艾伦之前是喜达屋集团的CEO,有超过20年的酒店管理经验。我们大力提升影院的硬件设施,从座椅到银幕到音响甚至爆米花都做的越来越好,这一点如今是全世界电影院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实体影院“定时、定点、定片”的根本难题。

消费者对于电影的需求越来越高,传统电影院“大广播”的模式在如今越来越多样化的消费形态里竞争力在削弱,所以我们的电影产业需要改革。

疫情之后,AMC建立了自己的流媒体平台。而我们国内作为“中国电影放映新模式”试点的移动电影院起步于2018年,实际上要比海外早二年。我们在疫情之后也提出了“超级影院”,希望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能实体影院,实现线上线下相融合“为感动付费”的电影院商业模式。从移动电影院成立的第一天我就反复强调,我们要坚守票房的商业模式。只有坚守票房模式,让消费者说了算,才能不断刺激创作者生产出更优质的内容。

十年前我代表新闻集团二十世纪福克斯投资博纳影业七千万美元,与于冬等一起关注互联网与电影产业的合作关系和发展趋势。于冬2015年提出“未来影视公司都将给BAT打工”之所以引发大家恐慌就在于当电影不再是一个“风险投资”生意,我们可能就不愿意花费极高的成本去进行创新。所以,我们要力保电影依然行驶在一条永远追逐创新的路上,而不是为“制播不分离”的平台打工。

但电影作为一个2C生意,电影是人类满足精神需求的“产品”。可以说,电影甚至是“元宇宙”的前身,它满足的是人类高级快乐。所以,在一百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广播的出现、电视机的出现都无法让电影彻底消失,而且每一次危机都逼着电影去进步,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2D到3D。

但是疫情之后,人类对于移动化、互联网化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电影同样需要做出改变,思考未来与大众建立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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