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泄露的推翻罗诉韦德案（1973年美国保护妇女堕胎权利的裁决）的意见草案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可能已经板上钉钉了。在最好的情况下，罗诉韦德案将被削弱到近乎无意义的地步。到6月，这项裁决很有可能被完全推翻，允许26个州的所谓“触发法”（指不可执行的法律，但如果情况发生关键变化，可能会得到执行）尽快禁止堕胎。2022年的美国将突然变得类似于1972年的美国，当时少数几个州将堕胎合法化，而女性不得不寻求非法堕胎途径。

最近有一些电影都聚焦于堕胎合法化之前紧张的日子，我（指本文作者Adrian Horton）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因为保守派在法院的多数地位得到巩固，罗诉韦德案的脆弱性也变得越来越显著。法国导演奥黛丽·迪万根据安妮·艾诺的回忆录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该片于1月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是对上世纪60年代法国一名年轻女子寻求非法堕胎的简单而令人心碎的描述。菲利斯·奈吉的《珍妮热线》也在圣丹斯首映，伊丽莎白·班克斯饰演一位60年代末的郊区家庭主妇，她在“珍妮集体”（芝加哥一个真正的地下堕胎组织）中，从病人变成了提供堕胎服务的人。HBO讲述“珍妮集体”历史的纪录片《珍妮的姐妹》将于6月首播，时间可能与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同步。

文化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我们不可能说电影和电视对堕胎的描述如何在这种极端的倒退中发挥了作用。但它们确实为不断变化的文化提供了一面不完美的镜子——与法院和州立法机构相反，这种文化一般来说在描述堕胎的现实方面较为缓慢，而影视中的许多女性常常认为堕胎是安全的、简单的、没有耻辱的。但最为讽刺的是，当堕胎在银幕上变得不那么耸动也更加现实的时候，银幕外的景观却变得更加敌对，与公众舆论南辕北辙。

以新兴的堕胎题材公路旅行电影为例，过去两年的几部电影虽然风格迥异，但都围绕女性的选择权展开，其情节源于在美国获得生殖保健的困难。这些电影（娜塔丽·莫瑞丝的《避孕计划》、蕾琪儿·戈登堡的《未怀孕》和伊莉莎·希特曼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19年美国多个州级掀起打击堕胎的浪潮的回应。这三部电影都把青少年主角的堕胎决定，或者《避孕计划》中决定紧急避孕，作为既定的事实。电影中的戏剧性不是主角内心的矛盾，而是她们实现意愿时遭受的愚蠢和残酷的障碍：年龄限制、旅行所需的时间、金钱、所谓的“危机怀孕中心”（羞辱或向病人施压，让其不要堕胎）伪装成医疗机构等。

过去的电影将后罗伊时代的堕胎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危险，而前罗伊时代的电影和堕胎公路电影都将堕胎过程描述为临床的、谨慎的、毫无戏剧性的。《珍妮热线》中有一个堕胎的实时过程场景，许多步骤是重复的：菲利斯·奈吉的镜头停留在金属手术器械、医护人员平静的指示、几位女性焦虑而坚定的脸上，强调这个过程是精确的、专业的医疗过程。导演亚历克斯·汤普森2019年的喜剧片《圣·弗朗西斯》中对药物流产也采取了同样冷酷无情的方式。药物流产在美国女性中越来越常见，但很少出现在银幕上。手术过程简单明了：我们看到34岁的布里奇特（由该片编剧凯利·奥沙利文饰演）结束了一次意外怀孕，忍受了一晚上的痉挛和凝血，然后带着所有其他的复杂和矛盾继续她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反堕胎运动也有个人故事和电影描述，往往与宗教右派和共和党步调一致。《计划外》是一部反堕胎的宣传电影，片中对一个13周大的胎儿进行了血淋淋地描绘，主角艾比说它“扭曲着身体，挣扎着求生”，许多医学专家认为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具有误导性。这部电影通过口碑和宗教团体传播，在美国各地影院一票难求，美国国内票房达到1900万美元。2021年上映的《罗伊诉韦德案》，上映时间被封闭的保守好莱坞生态拖延了很久，制作遇到了许多困难，片中主演包括乔恩·沃伊特、斯泰西·达什和托米·劳伦等众多右翼名人。

在电视剧方面，流媒体服务的兴起和黄金时代的出现，有助于将堕胎描绘成一种平凡和不加掩饰的行为——它只是角色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由它所定义的创伤。广义上说，堕胎是电视最后的前沿主题之一，《纽约时报》的凯特·奥瑟在2004年将其称为“电视最持久的禁忌”。塔尼娅·梅伦德斯为Vox网站撰文称，直到2000年代中期，电视上的堕胎可以被分为三大情节：角色考虑终止妊娠，但由于流产或假阳性而不必这样做；女性的决定由母性的本能决定；以及“双方”情节，将女性的选择和试图阻止她的人作为复杂道德辩论中同样可以理解的一方。

也有一些例外。例如2010年《胜利之光》的一个情节是个罕见的例子：在德克萨斯州，一个成年人帮助一位少女绕过父母同意的限制去堕胎。但直到2010年代，情况才发生很大变化。当时珊达·莱姆斯征服了有线电视网，而流媒体的兴起为女性创意人才提供了更多机会，内容限制也减少了。在莱姆斯的《实习医生格蕾》和《丑闻》中，主角们经历了干净的临床堕胎，没有情感上的痛苦，也不用征得父母许可。2010年代，流媒体上出现了Jezebel网站所谓的“冷静堕胎”。在《美爪屋》《美女摔角联盟》《性教育》《女大当自强》《亲爱的白人们》《亢奋》《处女情缘》和《都市女孩》等电视剧中，堕胎是个医疗决定，并没有让角色的人生发生改变，而且只是她们生命中许多事件中之一。在特朗普时代的另一面，Hulu的《使女的故事》想象了美国的强制生育制度——许多人尴尬地（如果不是完全不准确的话）把剧中的反乌托邦比作共和党在2010年代对生育权的攻击。

有线电视似乎也在迎头赶上。NBC热门剧集《我们这一天》2021年播出的一集，把青少年时期的堕胎描述为需要治愈的创伤事件，只是因为这是一段有毒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堕胎本身。编剧兼执行制片人KJ·施泰因贝格在接受《娱乐周刊》采访时表示，她希望通过闪回的故事情节，包括手术前后的场景，“来反映这个决定的严肃性，而不是把它描述为一个定义人生的创伤，因为它不是。创伤在于这是一段虐待关系。”

这并不是说荧幕上的堕胎呈现随着机会减少而达到了准确的程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殖健康研究人员的“荧幕上的堕胎”项目报告显示，2021年，接受人工流产的白人女性在电视上的呈现比例依然过高（68%，而美国大多数接受堕胎的女性都是有色人种），而已经为人父母的女性堕胎的呈现比例偏低（14%，现实生活中这一比例为59%）。电视和电影对许多女性的呈现都不足，对贫困女性和有色人种在堕胎时面临的限制呈现尤为不足。

毫无疑问，电影和电视塑造了我们对堕胎的集体理解，在揭露真相、诚实描述、打破禁忌方面传递了力量。但不幸的是，软文化的影响力无法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决。最新一波回顾过去的堕胎电影（《珍妮热线》《正发生》《珍妮的姐妹》）曾经被视为警告，现在则被视为一窥倒退的未来的窗口。我们将看到，这种毁灭性的冲击将如何充斥影视中堕胎呈现的下一次变化。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