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6期主持人 | 潘文捷

五月，北京最热门的话题是核酸和抗原、弹窗和绿码。每天睁开眼，每个人的必修功课包括查看本市疫情通报、本小区核酸通知、检查健康码情况、根据不同弹窗排不同的队伍测核酸。我们小区的前后小区都有了阳性病人，形成包抄局势，周围店铺暂时停业关门。门前三环路过去充斥着车辆的轰鸣，如今零星车辆的驶过更显得道路格外寂静。

这是一个身体和医疗成为重心的世界。置身其中如同活在设定系的科幻小说中，而这却是现实。疫情期间最受瞩目的艺人当属刘畊宏。他出道三十多年都不温不火，却因为教网友在封控的家中锻炼身体而走红，虽然跳操和抗疫没有直接关系，却也回应着疫情期间人们对自身身体状况的焦虑。

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从SARS的经历中看到，在传染病盛行的时期，人已经不再是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政治的动物，而是变成了“一个同等的自保的动物”，人的本质“由身体来定义”，这时候，一切的阶级、贫富、文化、权力差异都让位于身体差异。在正常的生活中，我们在日常状态下几乎很少想到自己的身体情况，但是现在我们似乎无时无刻不陷入对自己身体的细微揣测之中。同时，经济技术专家的权威被搁置在一边，医生变成了教父，相关的医学知识变成了教义，医生的要求则被人们当成神圣的法律…… 

当身体和医疗变成了重心，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发生什么变化？你是否会发现一些过去极少发现的问题？在你看来社会运转的逻辑又会如何改变？这是我们本期聊天室想要探讨的话题。

身体状况变化让人看到周遭世界里的细节

姜妍：我不太确定疫情和人们对身体的关注度提升之间直接的关联度有多高，比如说刘畊宏走红应该和居家的人数变多有关，但是我们别忘了，当年与之相似的郑多燕也是狠狠流行过一阵子的呢。这种流行文化的轮回反复，是不是在某个特定周期或者特定条件下就会不断出现？

疫情下，人当然会对身体的关注多一层担忧和关照。像最近中国台湾地区的确诊人数倍增，我一些在那边的朋友还是会比如尽量早睡、做做瑜伽，努力增加自身的抵抗力；但也有一些朋友就很看得开，日子该怎么过怎么过，并不会特意加码什么。我觉得对身体也包括心理健康的关照应该是一件长期常态的事情，疫情下如果能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好事，但不是说就只是在这段时间特别关照身体，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另外，怎么样防止过度担忧也是一个问题。

徐鲁青：身体和医疗确实会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我摔断腿的朋友坐了几个月轮椅后开始注意城市的无障碍设计，走不了路后会发现，我们的城市是以非残障人士需求为中心设计的——我们所享受的通行无阻，对许多人来说处处皆是阻碍甚至陷阱。后来了解到了国际上一些政策建议的观点是，残障并非不足，而是不便，是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无障碍设施造成的，觉得很赞同。以前过马路还遇到过腿脚不便的人，抢着绿灯第一秒过马路，一路上非常慌张，这让我察觉到行人通行的时间设置得太短，也是在那时才会考虑路权的分配问题：一条路的使用权应该划多少给车辆、划多少给行人才公平？人行道应该设置多少、设置得多宽才能保障行人的路权？是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才让我看到了周遭世界里的这些细节。

潘文捷：最近德尔塔病毒卷土重来的新闻以及让人重复感染的奥密克戎新变种BA.4和BA.5正在南非肆虐的新闻中，我读到了美国卫生专家的说法——“这似乎是一本永无结局的长篇小说的最新篇章。”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每天醒来就必须担忧身体的生活也是很多家庭一直在过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患有严重慢性疾病者的家庭。对这些家庭来说，医生和医嘱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每日的疾痛折磨，确实也像是永无止境的长篇小说。对于这类疾病的患者和家庭来说，甚至很难与之抗争，与之“战斗”，也很难抱怨自己承受的苦痛，因为抱怨也无济于事，只能忍受。

对贫穷的人来说，贫穷这件事就像是后台运转的程序，哪怕它不在前端显示，也会一直占据你的内存，占据你的注意力。身体上病痛也是一样。新冠大流行让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慢性病人的苦恼之中。

疫情为人类中心主义敲响警钟了吗

潘文捷：身体上的脆弱让我再度想起了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苇草。如果说过去我们对这句话的解读重心放在了“会思想”上，赞美人类的思想里包含着人类的尊严，那么在疫情中我们会更明白，骄傲的人类有着怎样的脆弱和局限。

尹清露：疫情肯定暴露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脆弱，但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明白这一点，却好像不太乐观，比如最近又出现了“羊”、“小阳人”这样细思极恐的、把人非人化的说法，大概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只有人类（human being）才是正当的存在（being），其他物种都是低级的没有能动性的天然资源吧。一篇关于多物种民族志的文章认为，这些“低端”的生命形式提醒我们，动物的比喻常牵涉到我们对于杀戮的概念，而把人比喻成羊之后就可以理所应当地将其摧毁。物种规范在语言与意识层面上的蔓延，反映的是深层的物种阶序的关系，以及“人定胜天”、人VS自然这样的暴力二元论，但事实上我们只是众多存在中的一环而已。

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看待身体与自我的角度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比如当防疫成为日常，理智的长期规划这种人类引以为豪的事变得不堪一击，而只能一边关照身体，一边过着“随机应变、得过且过”的生活，但是对于千万年来的动物来说，这种“不可控”本来就是常态，如何从中去汲取智慧可能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姜妍说的，很多事不是一蹴而就的，身体状况也许今天好一点，明天又差一点，而这也是常态。

叶青：在朋友圈刷到了那张好几只小猫咪躺在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前晒太阳的图片（太可爱了！）。我们前几天发布的编译稿《新冠疫情之下，大自然的音轨正在缓慢恢复》中也有提到，疫情之后，科学家发现城市中麻雀的叫声变得更为柔和，音调也变低了，这在高速公路发明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疫情之前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场景？疫情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而我们的动植物邻居却多多少少从中受益，过得比以前更好，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是一个坏邻居，是时候反思一下平时与它们相处的方式了？

“身体健康”成为了群体内部划出“他者”的标尺

林子人：今天看到一篇关于上海方舱患者痊愈后返家难的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因为同小区/同楼栋居民反对而无法回家的人，其中甚至有一位66岁的老人已经在街道临时救助点的帐篷里住了22天了。有一位采访对象被拒绝进入小区的理由是没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他无奈下步行五公里去最近的监测点做了核酸，即使官方已明确规定，对于已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各区村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他们返回居住地。等待核酸报告时，小区保安嘲讽他，“碰上你们就是倒霉，你们阳性的活该。”读到这里我心头巨震。

在群体内部不断划出“他者”，排斥异己是人性痼疾，而今，划分人群的标尺成为了“身体健康”——更确切而言是Ct值大于35。它决定了一个人能否享有身体自主权、最基础的以礼相待乃至回家的权利。但从多数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惊惶似乎也情有可原，一个可能携带病毒的人若在社区里再次酿成传播，此前所有为恢复正常生活做出的牺牲就又前功尽弃了。在我看来，当生活重心围绕着身体，特别是围绕着传染病时，更能让我们看清人作为一种社群动物，自身命运与他人的隐秘联系。但与此同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需要我们以更审慎的态度去权衡和处理：为了集体利益做出适当的个人牺牲，向来是人类社会存续的必要手段，但如果所谓的集体利益的得失被不成比例地放置在个人肩上，集体内部出现裂痕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