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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去世,曾带动全球史写作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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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去世,曾带动全球史写作浪潮

他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被视为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挑战。这本书同时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受到历史学界普遍认可的全球史作品。

根据《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已于美国当地时间上周五去世,享年98岁。

麦克尼尔晚年一直生活在康涅狄格州,这一讣告经由麦克尼尔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向外界披露。小麦克尼尔同样是一位历史学家,2003年,父子二人曾合作出版了作品《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对于西方史学界而言,威廉·麦克尼尔代表着对于50多年前全球史研究兴起时代的鲜明记忆。那是历史巨匠和爆炸性学说先后涌现的年代,麦克尼尔则是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同龄人中还有霍布斯鲍姆。麦克尼尔甚至得到了自己企图颠覆的学术对手的尊重。

在麦克尼尔一生创作的30多部作品中,《西方的兴起》被视为开宗立派的名著。这不仅因为这部作品是对此前流行的世界通史类作品的一次学术反击,还因为它成为全球史正式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

从一开始,麦克尼尔就不掩饰自己试图在这本书上实现的野心,“我的抱负要远远比众多评论者注意到的还要大。显而易见,这部作品书名的选择就是试图挑战斯宾格勒,还有汤因比。”

早在1936年,麦克尼尔头一次冒出撰写这一主题的想法时,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威尔·杜兰等学者已经掀起一股世界史写作潮流。《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先后问世,作者们凭借广泛的学科涉猎和引人入胜的修辞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解释视角。读者往往被灌输一个假设,即对于一个文明的兴衰,内生原因是决定性因素,而外部势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忽视的。

这类新鲜的宏大叙事主题受到当时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也有不少对学术规范有着刻板要求的历史学家们嗤之以鼻。麦克尼尔并不认可这些缺乏证据支撑的模糊理念,但他对于以全球史视角撰写一部拨乱反正之作感到值得一试。

直到27年后,《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正式问世出版。这部作品问世即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甚至汤因比本人也表达了钦佩。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这位以“足以媲美麦考莱以来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特地撰写书评,对麦克尼尔的新书大加褒赏。

通过《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自己的观点,社会群体的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作者检视了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文明以来,东西方人类社会此起彼伏的技术竞争过程中,相互保持影响的证据。这让读者认识到,文明绝非生活在真空中,与斯宾格勒等认为文明是独立、个别的观点相比,麦克尼尔的学说显然差别鲜明。

威廉·麦克尼尔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他父亲是一位信奉加尔文宗的基督徒,同时是一位历史学家。10岁时,麦克尼尔的父亲被芝加哥大学聘为讲师,从那时起,麦克尼尔已经展示出他对于历史学科的偏爱。他甚至向父亲提出过一个关于中世纪王国发展的新理论。

从少年时代开始,麦克尼尔便对西方以外的文明兴趣浓厚,他认为普遍观点总是有意无意低估早期亚洲及中东文明的成就,而这仅仅是因为对方的考古资料没有他们西方同行那么丰富罢了。

大学后,麦克尼尔顺理成章进入历史专业。在1937年和1938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先后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麦克尼尔的学术生涯。1941年,他成为美军中的一员,并前往开罗担任助理武官,这个职位让麦克尼尔有机会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官员共事。这为他的第一部个人作品提供了灵感和材料,1947年,《希腊困境:战争和它的余波》(The Greek Dilemma: War and Aftermath)出版。

二战结束后的麦克尼尔重新回到历史学家的岗位,他选择前往康奈尔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在处女作出版的同一年,麦克尼尔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对于芝大而言,麦克尼尔功勋卓著。他不仅参与了对于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教案设计,还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将非西方国家文明史作为关键要素补充进大学课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麦克尼尔总是喜欢解释称自己是受到父亲对于芝大的热爱的感染。

1987年,在为这所大学服务40年后,麦克尼尔选择退休,和妻子搬往康涅狄格州继续写作。除了看似无所不包的文明史,麦克尼尔同样关注旨在分析技术细节的科学史与环境史领域。1976年,以疾病为分析对象的环境史经典著作《瘟疫与人》诞生。

麦克尼尔在环境史的研究中一贯地引人侧目,他将寄生物和传染病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历史研究。对于疫病与物种繁衍、人口流动以及城乡分野等方面的关系构建提出了许多假设。

在另一部以研究公元1000年以来人类军事及社会史的技术史著作《竞逐富强》中,麦克尼尔则以“中国称雄的时代”为开篇,详细探讨了在军备竞争、官僚制度改革和战争工业化的联手挤压下,人类的武力天平是如何一步步从东西均势向西欧国家倾斜。

很难说参加过二战的经历对麦克尼尔审视人类战争史的视角产生过何种层次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技术史对于麦克尼尔来说是一把审视文明进程的标尺。同时,他对于文明不断演化下,人类反而陷入更加残酷厮杀的现实感到悲观。

在《竞逐富强》的终章,麦克尼尔结束了关于技术性内容的分析,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段落里,麦克尼尔提出自己关于终结国家间军备竞赛的提议——这种竞赛几乎贯穿着人类的历史。麦克尼尔将希望寄托在一个能够实现垄断的“世界主权机构”上,在此以前,他已经注意到“北约”等超国家军事指挥机构对于传统国别理念的颠覆式改造。

但他并未在书中对这一理念作出更深入探讨,在提出建议后,麦克尼尔接着颇为心情灰暗地指出,即使民族国家从世界上消失了,只要人类之间仍彼此憎恨、相爱或惧怕,并且组成集团,这些集团的存在和内聚力变现为互相竞争,且依靠竞争来维持,那么人类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永远不会结束。

麦克尼尔总是强调历史学家需要保持开阔的眼界,1987年退休前夕,他接受了记者专访。其中他回答道,“历史必须着眼全世界,这意味着你得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如何生活,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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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去世,曾带动全球史写作浪潮

他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被视为对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挑战。这本书同时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受到历史学界普遍认可的全球史作品。

根据《纽约时报》消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已于美国当地时间上周五去世,享年98岁。

麦克尼尔晚年一直生活在康涅狄格州,这一讣告经由麦克尼尔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向外界披露。小麦克尼尔同样是一位历史学家,2003年,父子二人曾合作出版了作品《文明之网:无国界的人类进化史》(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

对于西方史学界而言,威廉·麦克尼尔代表着对于50多年前全球史研究兴起时代的鲜明记忆。那是历史巨匠和爆炸性学说先后涌现的年代,麦克尼尔则是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一位,他的同龄人中还有霍布斯鲍姆。麦克尼尔甚至得到了自己企图颠覆的学术对手的尊重。

在麦克尼尔一生创作的30多部作品中,《西方的兴起》被视为开宗立派的名著。这不仅因为这部作品是对此前流行的世界通史类作品的一次学术反击,还因为它成为全球史正式作为一门成熟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的里程碑。

从一开始,麦克尼尔就不掩饰自己试图在这本书上实现的野心,“我的抱负要远远比众多评论者注意到的还要大。显而易见,这部作品书名的选择就是试图挑战斯宾格勒,还有汤因比。”

早在1936年,麦克尼尔头一次冒出撰写这一主题的想法时,斯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威尔·杜兰等学者已经掀起一股世界史写作潮流。《西方的没落》、《历史研究》先后问世,作者们凭借广泛的学科涉猎和引人入胜的修辞形成了独特的文明解释视角。读者往往被灌输一个假设,即对于一个文明的兴衰,内生原因是决定性因素,而外部势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以忽视的。

这类新鲜的宏大叙事主题受到当时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也有不少对学术规范有着刻板要求的历史学家们嗤之以鼻。麦克尼尔并不认可这些缺乏证据支撑的模糊理念,但他对于以全球史视角撰写一部拨乱反正之作感到值得一试。

直到27年后,《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正式问世出版。这部作品问世即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甚至汤因比本人也表达了钦佩。而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这位以“足以媲美麦考莱以来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而闻名的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特地撰写书评,对麦克尼尔的新书大加褒赏。

通过《西方的兴起》,麦克尼尔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自己的观点,社会群体的接触和文化传播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作者检视了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诞生文明以来,东西方人类社会此起彼伏的技术竞争过程中,相互保持影响的证据。这让读者认识到,文明绝非生活在真空中,与斯宾格勒等认为文明是独立、个别的观点相比,麦克尼尔的学说显然差别鲜明。

威廉·麦克尼尔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他父亲是一位信奉加尔文宗的基督徒,同时是一位历史学家。10岁时,麦克尼尔的父亲被芝加哥大学聘为讲师,从那时起,麦克尼尔已经展示出他对于历史学科的偏爱。他甚至向父亲提出过一个关于中世纪王国发展的新理论。

从少年时代开始,麦克尼尔便对西方以外的文明兴趣浓厚,他认为普遍观点总是有意无意低估早期亚洲及中东文明的成就,而这仅仅是因为对方的考古资料没有他们西方同行那么丰富罢了。

大学后,麦克尼尔顺理成章进入历史专业。在1937年和1938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先后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麦克尼尔的学术生涯。1941年,他成为美军中的一员,并前往开罗担任助理武官,这个职位让麦克尼尔有机会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官员共事。这为他的第一部个人作品提供了灵感和材料,1947年,《希腊困境:战争和它的余波》(The Greek Dilemma: War and Aftermath)出版。

二战结束后的麦克尼尔重新回到历史学家的岗位,他选择前往康奈尔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在处女作出版的同一年,麦克尼尔回到芝加哥大学任教。

对于芝大而言,麦克尼尔功勋卓著。他不仅参与了对于西方文明史课程的教案设计,还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将非西方国家文明史作为关键要素补充进大学课程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麦克尼尔总是喜欢解释称自己是受到父亲对于芝大的热爱的感染。

1987年,在为这所大学服务40年后,麦克尼尔选择退休,和妻子搬往康涅狄格州继续写作。除了看似无所不包的文明史,麦克尼尔同样关注旨在分析技术细节的科学史与环境史领域。1976年,以疾病为分析对象的环境史经典著作《瘟疫与人》诞生。

麦克尼尔在环境史的研究中一贯地引人侧目,他将寄生物和传染病作为重要变量引入历史研究。对于疫病与物种繁衍、人口流动以及城乡分野等方面的关系构建提出了许多假设。

在另一部以研究公元1000年以来人类军事及社会史的技术史著作《竞逐富强》中,麦克尼尔则以“中国称雄的时代”为开篇,详细探讨了在军备竞争、官僚制度改革和战争工业化的联手挤压下,人类的武力天平是如何一步步从东西均势向西欧国家倾斜。

很难说参加过二战的经历对麦克尼尔审视人类战争史的视角产生过何种层次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技术史对于麦克尼尔来说是一把审视文明进程的标尺。同时,他对于文明不断演化下,人类反而陷入更加残酷厮杀的现实感到悲观。

在《竞逐富强》的终章,麦克尼尔结束了关于技术性内容的分析,在一个篇幅不长的段落里,麦克尼尔提出自己关于终结国家间军备竞赛的提议——这种竞赛几乎贯穿着人类的历史。麦克尼尔将希望寄托在一个能够实现垄断的“世界主权机构”上,在此以前,他已经注意到“北约”等超国家军事指挥机构对于传统国别理念的颠覆式改造。

但他并未在书中对这一理念作出更深入探讨,在提出建议后,麦克尼尔接着颇为心情灰暗地指出,即使民族国家从世界上消失了,只要人类之间仍彼此憎恨、相爱或惧怕,并且组成集团,这些集团的存在和内聚力变现为互相竞争,且依靠竞争来维持,那么人类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永远不会结束。

麦克尼尔总是强调历史学家需要保持开阔的眼界,1987年退休前夕,他接受了记者专访。其中他回答道,“历史必须着眼全世界,这意味着你得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如何生活,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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