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室内流亡》

本书是作家远子北漂十年以来发表的首部诗集。在北京的日子里，远子发过传单、做过书店店员、在豆瓣阅读做过六年编辑，短篇小说集《白日漫游》曾入围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现在的远子已经离开了北京，他在某次采访中提到，“自己已经认定要过一种从世俗标准来讲是失败者的生活。”

或许正是这种“失败”，让他得以从底层视角出发，在诗中写出中国年轻人都曾有过的沉重感受——那些对自我的怀疑，和以一己之力面对时代洪流的无奈。诗中有着日常之处的静默抵抗，比如“每次去倒垃圾总像是在报复整个世界”，也有静默的愉快，比如“跟在一对恋人身后走了很久，努力从他们身上窃取一点快乐”。远子发现，诗歌除了反刍式的抒情，也可以用来介入现实、击打和讽刺身外的世界，而这本诗集就是击打后留下的深深印痕。

《偶然的创造》

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费兰特应《卫报》编辑的邀请，每周按照一个指定主题撰写专栏，最终集结成书。正如书名《偶然的创造》所暗示的那样，相比起费兰特情节跌宕的过往作品，本书所收录的短文更像是偶然的即兴乐曲。这大概也满足了读者们的隐秘愿望：从作家本人那里，获知她对于某些议题最直接的看法。

费兰特在书中坦言，这种全新的写法颇为挑战，自己习惯于细心地寻找故事、人物、逻辑，专栏则充满了紧迫感，需要遵循一种“突然而来的直觉”。在书写这些碎片时，她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锐利的女性触觉和直率干脆的态度，描写自己充满焦虑和喜悦的怀孕经历，费兰特呼吁女性不要把子宫和孩子交给任何人，因为这是独属于我们的创造；谈起友谊，她诙谐地说“女性朋友就像真爱一样稀少”。本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阔，从初恋、烟瘾和失眠的经历、母女关系到气候变化，似乎没有什么是费兰特不愿意写的，比起写新东西，她对平凡的主题更感兴趣，并认为“通过挖掘平凡并造成混乱，便可以超越表象”，而我们应该继续写出不合时宜的语句，去揭示出隐藏其中的超凡之处。

《三叶虫与其他故事》

天才陨落的故事总是令人伤心，美国作家布里斯·D’J. 潘凯克也是其中一员。1979年，他在家乡弗吉尼亚枪杀了自己，年仅26岁，甚至比那些“27俱乐部”的摇滚乐手还要短命。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潘凯克仅发表了六篇短篇小说，这本小说集是他在死后唯一出版的书。

潘凯克出生于西弗吉尼亚州的山谷，他的故事也来自于此地，这里残存着大规模工业化的痕迹，以及随处可见的死亡与衰败：金属碎片卡在脑中致死的人、肺部因煤尘而出血的人、被剥夺了农场和财产的人，以及一名悲惨的矿工，他的女友即将与别人私奔，而他只得无能为力地扛着枪独自走上山顶……潘凯克书写的是一个遥远山谷中破灭后的美国梦，而这些被损毁、挫伤的小人物的命运看上去又如此熟悉。他们拥有不幸的命运，也拥有爱与被爱的渴望，在充满暴力的冷峻情节之下，潜藏的是一个个想要变得温柔的人。

《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二十世纪30年代，精神分析学者卡伦·霍尼曾经指出，现代人的内心时刻处于矛盾与焦虑之中，这被她称为“我们时代的神经性人格”——想要亲近他人，同时又想对抗或逃避他人。

将视野从心理分析放到历史语境中，这种内心冲突来源于现代化过程引起的割裂，一方面是对科学与现代工业的赞扬，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生活与自然的怀恋。在《持续焦虑：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中，艾恺认为，关于现代化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人们忽略了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思想隐患，这一隐患的表象便是世界范围内迸发的反现代化思潮，如德国浪漫思想、斯拉夫主义，以及中国面对西方力量时产生的“文化守成反应”等。通过对反现代化论者的思想做出全面梳理，本书意图去了解这一思潮的历史蕴含，从而辨明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真正性质。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刘瑜于近两年推出了音频课程《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本书由课程讲稿整理而成。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这句话来自于俾斯麦在1867年的一次谈话，表达出了政治的灵活性，但是刘瑜也提到，政治是艺术而不是魔术，它有着社会结构、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边界，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有边界的可能性呢？她认为，我们应该适时地从“此时此地”的政治事件中抽离，深入宏观的多样性，才不会掉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在书中，她将不同体制与经济水平的国家纳入视野，以民主制度为横轴，国家能力为纵轴，分析了各国政治所处的位置，并为读者建立起比较政治学的综合视野。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应该如何应对？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发现，美国的汉学研究总会表现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么突出西方的优越性而将中国置于“他者”的位置，要么过分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优越性，这两者都无视了重要的一点，即中国的本土现实是多样且杂糅的。譬如，高度市场化的城市和乡村糊口经济的并存、西方律法与人情社会的并存，或者道德化的儒家体系与理性化的法家体系的并存——也正是在各方力量的冲突与调和中，才形成了复杂的中国经验。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黄宗智以社会经济史为脉络，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机制，突出了国家与社会、道德理念与实用主义运作的二合一治理理念。他相信，只有破除对中国研究影响深远的新自由主义式二元框架，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

《动物与人：从史前至今二者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

在艺术史上，动物往往是容易受到忽略的存在之一，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通过梳理20世纪前的动物画作，展现出了西方艺术作品中动物与人的关系之变迁。

按照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在《动物与人二讲》中的看法，动物与人的关系存在着一道意味深长的分水岭，在前苏格拉底时期，人与动物的灵魂被设想为同一性质，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活方式仅仅源于身体功能的差异；随着苏格拉底哲学的出现，人与自然界被彻底分开，人因为独特的智慧能力而区别于“受本能约束的动物”，从而拥有了优越的地位。这种历史断裂也可以从《动物与人》收录的作品中看出，拉斯科的早期壁画表达着人面对动物力量的谦卑，古希腊的灵缇犬雕像也蕴含着对完美的动物姿态的崇敬，然而这种感情逐渐被人类的征服欲所取代，捕杀毁灭动物的残忍场景屡见不鲜，这些冲突也一并收录在书中。说到底，对于动物神圣、可爱与可怜的看法，都是人类的自我投影，如何重塑万物统一、相互友爱的未来，才是我们在掩卷之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非常植物》

热带雨林往往会让人觉得危险而神秘，然而，84岁的法国植物学家弗朗西斯·阿雷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一生与树为伴，是热带雨林坚定的捍卫者，他认为，人们对森林的恐惧只是因为不了解，当树木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时，森林是最宁静的避风港。

这一观点与弗朗西斯的儿时经历有关。为了躲避战乱，他和全家人曾来到距离巴黎40英里的森林居住，森林给予了家人果腹的食物与乱世中的片刻庇护，也成为了他一生着迷的事物。弗朗西斯从小就喜欢拿着纸笔在大树上写生，他认为，当植物学家面对植物，解剖或拍照的记录方式都不够好，由于树木是结构复杂的庞然大物，唯有细腻的笔触才能捕捉到这些独特的生命形式。在这本书中，弗朗西斯与自由插画师卡琳·朵琳-弗罗热合作，画出了世界各地奇妙的植物，这些画作质朴动人，充盈着对植物们的爱意，也以毫不说教的方式传递着温和的环保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