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美国科技巨头、慈善家比尔·盖茨曾警告称，人类尚未为一场大流行病做好准备。七年过去，世界即将从打了它一个措手不及的大流行病当中恢复过来（但愿如此），他认为我们完全有能力确保这是最后一次中招。未来当然会有更多的疾病爆发，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防止其演变为全球性灾难的工具与知识。

经过愁云惨淡的两年，盖茨的乐观主义是令人振奋的。自从大家学会新冠（Covid-19）这个新词以来，我们已经听够了各种大谈我们做不到什么的论调——我们不能既遏制感染又维持民主制度，我们不能及时为每个人接种疫苗来防止新变种的产生，我们在大流行结束前都不能研发出有效的治疗手段……盖茨认为，只要我们能从新冠疫情中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做到以上一切（他还认为我们可以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归零，这也是他最近一本书的主题）。他希望我们能冒着依旧萦绕心头的恐惧，在回归习以为常的自满之前立即采取行动。

他描绘的路线图看起来颇为可行。其要旨包含充分发掘现有基因测序与信息学工具的潜能来加强疾病监测；加大对当前广谱疫苗研究的支持力度，它不仅能抵御某一种病原体，更可对抗一整个病原体家族；构建诊断仪器、疫苗与疗法的生产与分发能力；进一步简化上述工具通过监管部门审批的流程。

路线图还提出要巩固世界范围内的基本健保体系，因为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既是早期的预警系统，又是下一波疫情爆发时的主要防御工事。盖茨也建议创立一支全职的、负责协调全球传染病防治的团队，他称这支团队为Germ，即“全球大流行病应急与动员”的英文缩写，并预估其运营成本为每年10亿美元——不到全球年度防务开支的千分之一，与新冠疫情已让我们付出的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盖茨的提议是明智的，这些目标也应该为我们所共享，但要如何才能实现呢？基于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的发迹史，他对政府支持下的私人领域创新及慈善事业抱有信任情有可原，但这场大流行教给我们的另一点在于，市场和技术固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毕竟不是万能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私人领域虽不失为解决之道，但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问题本身。

我们要公允地评价技术：这场大流行病所驱动的技术发展的确令人击节赞叹。业已拯救千万人生命的mRNA疫苗将继续得到改良，以对抗其它致命疾病，进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近年来，另一些不太显著的技术进步还将令我们应对传染病的措施发生革命性的改变。盖茨尤其欣赏的，是英国公司LumiraDx开发的廉价而灵敏的大规模检测技术。他还提到，创新不必以高科技形式呈现。“口罩的廉价与有效性也令人震惊，”并补充说口罩本身就有助于预防呼吸道疾病从爆发演变为大流行。

慈善也是立了功的，包括盖茨自己的那一份。他与前妻于2000年创办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解决一些主要的全球性健康问题上已取得若干重大进展，还为抗击新冠肺炎贡献了20亿美元有余。它协助建立了“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该组织在新冠疫苗的开发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亦大力支援Covax疫苗分发机制，令疫苗接种过程中的不公正有所缓和。

不幸的是，Covax并未实现其目标。盖茨称原因属于不可抗力，此话倒也不假：富裕国家直接和疫苗厂商谈生意，绕过了该机制。但真正的问题是，疫苗厂商掌握着生杀大权。他们之所以有此能耐，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产品的全部知识产权，尽管产生该产权的研究过程中的主要风险都是由向其购买疫苗的政府来承担的。

盖茨自顾自地把这个问题打发掉了，似乎看不见这里有什么矛盾。他声称，美国政府不仅支持了mRNA相关的学术工作及其产业化转换，还为疫苗公司在疫情来袭的情况下继续开展工作提供了助力。此外，这些公司在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进行临床试验时，也是极其依赖背后由公共资助的基础设施的。

他主张知识产权的问题并没有阻碍疫苗问世，产能的有限性以及经验的不足才是主因，持有此看法的不止他一人。他可能是对的。疫苗的生产比许多其它药物要麻烦得多，原因部分地在于其受众是健康人群，品控的标准因而会更高。然而，一家南非公司在美方承诺于疫情期间不强制执行专利权后，成功仿制了莫德纳新冠mRNA疫苗，此事对盖茨的主张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另外，假如知识产权不是障碍，那为什么另一家mRNA疫苗厂商BioNTech雇用的咨询公司会四方游说，企图阻止世界卫生组织提高非洲疫苗产能的努力？

说服世界贸易组织暂时放弃控制新冠大流行所需的一切医疗产品的知识产权的运动目前还在进行中，盖茨个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他的基金会现在支持这一举措。但这场运动来得太晚，已经难以左右大流行，哪怕它勉强促成了些许改变。然而，在下一次疫情爆发前谈好一项新协定仍是有可能的——要求制药业不设定全球健康的优先顺位，其产品也不自动属于出价最高者。

这不容易实现，而政府也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来说服公司权且放宽某些控制。企业一方也要妥协：它们依然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只不过比以往稍低而已，同时不能在危机时期妨碍公共健康目标。

盖茨基本上不同意这样做。他承认，企业的定价策略应该更具阶梯性——富国要比穷国出更高的价——还应物色好二级供应商，妥善安排与其它公司分享工具与专业经验的事宜，但这样一来他也让世界过分依赖于企业的慷慨大度。这套哲学延伸下去充其量也是父爱主义的，最坏的情况则是帝国主义。且他还有另外一些盲点。

例如，他认为难以想象美国能以诸如韩国那样的方式来实施数据共享以追踪病毒的传播。这就是他对这一复杂主题所能说出的全部。不过，尽管韩国完全合法的数据收集措施被一些人认为侵犯隐私——并且韩国发布的细节在私密性以及精确性上确实超过了其它国家——另一些人仍强调称，这些措施在遏制病毒上收效甚佳。比较而言，美国的接触者追踪工作就做得很不理想，虽然美国的社交媒体用户数据就经常泄露，还被利用来做一些有害于用户的事。鉴于此，一场围绕如何平衡隐私权与公共健康、如何在限制自由主义与限制民主之间做出重要区分的论辩也就势在必行。

盖茨的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私人领域。在解决大流行病带来的集体行动问题时，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授权我们的政府赋予世界卫生组织以更多的权力与资源，帮助其协调好全球的应对工作。

此外他还看到，技术本身的确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如果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高效的、可在室温下储存的单剂疫苗，且能够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扩大其生产——不巧的是，目前还看不到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征兆——那疫苗的公正性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

话说回来，如果说历史有什么参考价值，那就是新技术会带来新问题——而市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将又一次疲软乏力。在公私部门间建立恰当的平衡，是我们迟早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考虑到新型疾病的威胁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尤其是禽流感，近来我们已在人类身上发现了新的毒株——这个问题自然是解决得越早越好。

（作者Laura Spinney系作家、科技记者，现居巴黎，著有《苍白骑士：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如何改变了世界》）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