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华裔女作家任璧莲（Gish Jen）写了一篇名为《邓肯在中国教英语》短篇小说；2002年，中国女作家徐坤写下了《一个老外在中国》——她们一个从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一个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外国，跨越时间与空间达成了一场关于身份与文化的对话，“其实，《一个老外在中国》是《邓肯在中国教英语》的续集，从《邓肯》到《一个老外》再到今天，如果有人把现代社会这一段写出来续上，那就是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的过程了”，徐坤说。

昨晚，两位女作家作客上海图书馆，以“相遇在地球村”为主题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对话：从这两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说入手，直谈到美国梦与中国梦的“交汇”。

外国人V.S.中国人

“所有学生都来我家看冰箱”

任璧莲的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浙江宜兴人。她的父亲是一名水利专家，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被派往美国商谈合作事宜，因战事正酣，他无法穿越太平洋去到美国，便向西一路经由印度、欧洲、大西洋辗转前往，等他踏上美洲，战争已经结束了。1949年，她的父母曾想回国，但根据当时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签订的协议，他们不被放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生了一个不会讲汉语的孩子。”

1980年，对商业完全没兴趣的任璧莲中断了在斯坦福商学院的学习，到山东济南的一所煤炭学院教英语，在某种程度上，她自己便是那个在小说里教矿工学英语的“邓肯”。在小说《邓肯在中国教英语》里，一事无成的美籍华裔邓肯在37岁那年看了博物馆的宋代瓷器展，被深深吸引，为了追求宋代儒生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发现80年代初期现实的中国，是围着一个面包盒大小的烧炭取暖炉嗑瓜子的贫穷之地，与宋朝瓷器毫不沾边。邓肯作为”外国专家“拥有整个学校第一个浴缸和坐便器，经常有人来他的宿舍参观。

在当时，同样被人们称为“外国专家”的任璧莲觉得尴尬，她觉得自己并非什么“专家”，只不过会讲英语而已。“只有那么一次，我觉得自己是真的‘专家’”，任璧莲说，“在1981年，全中国都没有几台冰箱，我的冰箱是那片地方唯一的一台。所有的学生都来我家里看冰箱。一个学生指着冰箱里的塑料格子问‘这是做什么的’，我说‘放鸡蛋的’，他们觉得很惊奇。”

《邓肯》一文收录在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任璧莲写道：“严格来说，这个小说集里的故事不带有自传性质。那些故事里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在我的真实生活里并没有发生过，故事里的人物也不是现实中真实的人。”然而，毫无疑问，她第二代移民的身份、家族历史以及身份与文化认知的冲突一直是她的重要创作主题之一。

美国梦V.S.中国梦

“中国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吗？”

在徐坤看来，在21世纪，“中国人对美国已经没有那么仰视了”，外国人在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也已完全不同，所以才有了《一个老外在中国》的“续集”。在这部小说里，加拿大外教尼尔斯在80年代的中国拿着三千块的工资，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和女同学的疯狂追求；20年后他再回中国，月入三千只是中国的普通收入水平，也没有学生像当年那般崇拜他了。徐坤说，“80年代大家都特别想去美国，很多人把去美国当做自己的‘美国梦’。如今出国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很多年轻人出去见见世面，还是回国工作。之前有谭恩美的《喜福会》和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今天的新生代作家没人再写出国梦了，电视剧也没有这些内容了。社会发展了，每代人的梦想不一样。”

在任璧莲的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里，三位主人公在19世纪40年代前往美国追梦，“他们有着不同的‘美国梦’，有的寻找机会，有的寻找爱情。在每个美国移民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美国梦。美国梦可能不是多么现实的东西，可它让人们实现自己的价值。”任璧莲解释道。

她并不确定人们提起中国梦时，所指的内容是什么，“是经济更富裕一点吗？生活得比父辈更好一点吗？如果这是中国梦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徐坤说，“官方地讲，中国梦就是大力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现实地讲，对于个体而言，就是每个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任璧莲对这个说法感到好奇，“美国梦自始至终都是美国文学的重要母题，美国梦不是关于如何讨生活的，而是实现精神层面的一些东西，那么中国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吗？相比五十年前，如今的‘中国梦’是否更受文学青睐了呢？”徐坤为其解释说，“中国梦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学母题之一，现在通过政治概念提出来，更凸显了它的意义，中国梦一直萦绕在中国作家的心中。不过，无论是哪国梦，在人类内心深处的追求上是最终交汇的。”

此外，任璧莲还提到自己是莫言的忠粉，她认为莫言十分善于书写中国社会的嬗变，他的小说“非常动人，有现实的流动感，并且擅长以喜剧手法书写悲剧故事，抓住了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讽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