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的时候，张延忠看到了这条手机微信。

“爸爸安详地走了，7月10日凌晨1:10分。”发信人是叶静子，叶选宁的女儿。

张延忠是叶选宁的“发小”，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

此前，叶选宁已卧床多日，病危数次。张延忠早有心理准备，但仍觉得突然。几天前，她刚刚看到叶静子的朋友圈，分享了两张祖孙照片。

照片上，幼小的孩子坐在外祖父的病床上。老人合眼躺着，左手伸出被子，抓住小外孙的左脚脚踝。小外孙则把手搭在了外祖父的手上。

张延忠觉得感动又心酸，她想，叶选宁的手还有劲。

但是，叶选宁离世的消息就这样突然传来。

馨儿

“馨儿手术，爸应去沪参加会诊。万一来不成，请馨儿原谅这个‘逆流’的老爸爸吧！”

1970年五六月间，身在湖南的叶剑英心急如焚，却无法到出事的叶选宁身边，只得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追问儿子手臂的伤势。

不久前，被下放到天津军粮城军队农场的叶选宁，往粉碎机里送杂草，不慎右臂卷入机器。当地医院勉强为他接上了胳膊，但机能几乎完全丧失。叶选宁决定去上海，再动一次手术。

当时，靠边站的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屋子里唯一可用的手摇式电话机质量不佳，他常常听得不甚清楚，请求接线员想想办法，减轻线路干扰，却被接线员没好气地呵斥一番。他挂了电话，双手发抖，满眼含泪，却也无可奈何。

写信成了他和孩子沟通的路径。“馨儿”是叶选宁小名，是从湖南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大夫第叫出来的。

1938年，叶选宁出生于香港。幼时的他，没有见过父亲。那时叶剑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正在国统区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一年后，因形势紧张，同样参加了革命的妻子曾宪植将儿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荷叶镇大坪村的大夫第是曾国荃造的，曾宪植是他的五世孙。曾国荃，曾国藩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据说，大夫第是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重镇安庆之后，曾国荃带着掳来的金银财宝建造的。府第有九进十八厅，共148间房屋。

叶选宁在此间长大，被称为馨儿，后来读书、识字，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从广州进京，特意绕道湖南接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进京后，他与阔别11年的母亲重逢。

母亲住在椿树胡同中国妇联机关大院东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暖气，用一个小蜂窝煤炉烧饭取暖。父亲已再娶，他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和妹妹，后来又有了弟弟和妹妹，住在北长安街上。他有时住父亲家，有时住母亲家，对父母都十分孝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回京，重新以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担负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重任。叶家情况逐步好转，叶选宁决定去衡水看下放的母亲。

那时的曾宪植是“专政对象”，经历了假枪毙，每日拉水挑粪，血色素十分低。叶选宁给母亲带去了一条腊肉、一小瓶辣酱和两条简装的“大前门”香烟。母子相见时，他讲述了自己断臂的经历，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他走后，母亲在住处失声痛哭。

后来，叶选宁回京，鼓起勇气给毛泽东写信，详陈母亲的处境和身体状况，请求批准她回京治病。毛泽东批准了，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接回了北京治疗。

粉碎“四人帮”之前，叶剑英常常派叶选宁替他出面，做沟通工作。

开国上将苏振华的儿子苏承德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叶选宁和堂弟叶选基常常开着吉普车，在老帅、将军的家里串联、传递消息。他们都知道，叶选宁代表着叶剑英。

张延忠回忆，那时，叶家的两个大孩子都有自己的岗位，叶选宁更自由一些，况且，他接触面宽，消息源丰富，又很聪明，成为叶剑英的临时“联络员”理所当然。

1980年代，叶选宁给曾宪植办了一次生日宴。宴会地点选在澳门，叶选宁提前了几个月，就开始考虑地点、流程、蛋糕之事。

苏承德被邀请参加。去之前，叶选宁一一过问了来宾送的礼物，并很直白地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母亲会喜欢，什么东西母亲不喜欢。

那时还没有生日礼帽，叶选宁特意订做了一个鲜花花冠，戴在母亲头上。

在苏承德印象里，一生坎坷的曾宪植很少笑，那天却始终笑吟吟的。

1986年，叶剑英去世，骨灰安放在了广州。张延忠回忆，操持葬礼的是叶选宁。从发小到老同志，似乎没有他不熟悉的，他能联络也能调动得了各方的人。

1989年，曾宪植去世。不到五年，父母双亡，叶选宁按照老家风俗，蓄发蓄须以守孝。胡须他过了三年才剃，有一阵必须戴帽子才能遮住凌乱的头发。

这几年，右臂常常疼痛，有人劝他截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歹我现在还是四肢健全的。对方亦不再提此事。

阿宁和老总

天已经黑透了，地上有厚厚的积雪。张延忠和叶选宁送走了回京过年的同学，没买到车票的他俩搭伴从火车站往回走，沿着大道，一脚深、一脚浅。

叶选宁放声唱着俄语歌。周围静悄悄的，他的声音介乎男高音和男中音之间，很好听。

路过秋林商店时，发现还开着门，他们跑进去买了一瓶酸黄瓜。俩人伸着两只手指，你夹一块、我夹一块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走，继续唱着歌。

这是1959年，叶选宁和张延忠都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学中还有王若飞的独子王兴。十多年后，张延忠、王兴结为了夫妻。

叶选宁初到北京时，北长安街有一群岁数相仿的孩子们，其中就有张延忠和王兴。几个孩子逐渐熟识。张延忠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叶选宁读住宿制学校，通常在周末、假期回家。

叶选宁是孩子王，大家都管他叫阿宁。或许是从小受的教育良好，而且天生聪慧，懂得多，点子也多，虽个子不高，那些个子比他高、年纪比他大的，却服服气气地跟着他。

1956年，18岁的叶选宁参军。不久后，他被选入军委大连俄专，但因中苏关系紧张，最终没有去成苏联留学，于1958年转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导弹工程相关专业。第二年，张延忠、王兴也进入了这所学院。

那时的叶选宁喜欢音乐。有时，叶家父子会合奏一曲。叶剑英拉胡琴，叶选宁吹笛子，有观众的时候，就给大家表演一场，没观众的时候，父子俩自娱自乐。

他也喜欢踢足球、游泳。张延忠回忆起少年时的叶选宁，总能想起精瘦的他光着膀子跳进水里游泳的样子。

1960年，因身体不好，叶选宁进入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继续读书，毕业后，他回到导弹部队，转战多地。

叶剑英第四个孩子叶向真的前夫刘诗昆，就是在这期间与叶选宁相识的。

刘诗昆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59年，他与叶向真刚刚认识，常去叶剑英家拜访。有时叶选宁放假回来，他们会打个照面。叶选宁话不少，喜欢开玩笑。

之后的一个暑假，叶剑英去东北，叶向真、刘诗昆陪同前往，叶选宁也在。大家接触多了，熟悉起来。

刘诗昆爱喝白酒，有时，叶选宁就在一旁逗他喝酒，刘诗昆微醺了，叶选宁却还没怎么沾酒。后来回了北京，叶选平、叶选宁、刘诗昆以及另一个亲戚一起喝酒，叶选宁照样喝得不多，其他三人却喝高了，躺了一两天才缓过来。刘诗昆笑说，叶选宁是“坐山观虎斗”。

相比喝酒，叶选宁更喜欢书法。他一岁抓周，抓了支毛笔。三岁开始，先后由老外婆（母亲的奶奶）、外公和舅父教写字。他喜欢上写字，不断练习。

文革开始后，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年轻教师的刘诗昆被打成反革命，他自我申诉，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拜托叶选宁抄好。绿色的纸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张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白墙上。

文革开始后，老干部们多多少少都受了冲击，孩子们放了羊。叶家如同开了流水席，被抄家的、没地方去的，十几号人挤了进来，隔两天又换一拨人，大多是叶家孩子小时候的玩伴。张延忠就住过叶家，也住过王震家。

后来，叶选宁下放到天津，张延忠与他常有联络，并未间断。

叶选宁胳膊出事后，张延忠收到了他写的信。信写得并不凌乱，字迹清晰，她无法想象，这是叶选宁从三天的昏迷中醒来之后，用完好的左手写的第一封信。

叶选宁赴上海动第二次手术时，妻子赶到了上海，张延忠和王兴一同作陪。手术之后，叶选宁的胳膊接上了，但丧失了全部功能。他看起来并没有失落、低沉，不断问着其他人的近况。

直到在衡水见到母亲，叶选宁才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

叶选宁没有因此变成一个偏执的人。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都说，他宽厚而爽朗。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似乎遗传了母亲的基因。

曾宪植为人豪爽。在朋友们的印象中，她有一双大眼睛，说话幽默。

她住的屋子很小，没有沙发，吃饭的小矮桌由四张板凳拼接而成，但每天晚饭后，她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机关幼儿园的娃娃们，奶奶长、奶奶短地叫唤着，同事们也过来找她拉家常、谈工作，偶尔还打上几圈麻将。她有时还会唱上几段京戏。同龄人叫她阿曾，小孩叫她阿曾妈妈。

文革后，曾宪植获平反，补发了工资。她忙给同样落难的老朋友打电话：“你快来，我有很多钱，你要多少拿多少。”

文革之后，听说谁没平反，谁家的房子被占了拿不回来，叶选宁总会出主意、想办法。从老干部到文化人，很多人都和叶选宁有过来往，得到过他或多或少的帮助。许多事情，只要他出面就能迎刃而解。

苏承德也受过叶选宁的帮助。妻子留学美国，留在当地行医。苏承德赴美签证办不下来。叶选宁从别人口中听说后，主动揽过这事。在叶选宁的帮助下，一周后，苏承德绕道香港，办好了赴美的探亲签证，与妻子团圆。

碰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叶选宁会当面说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对方需要时出手帮忙。

“他是红二代之间的粘合剂。”苏承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90年代的一天，苏承德和妻子回国探亲。叶选宁听说他们回来了，派人接他们到自己家吃面。

这天，是叶选宁的生日。

苏承德看到了一张很大的音乐贺卡，上面写着：

亲爱的老总，你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们家的外交部长和内政部长。我们全家都由衷地祝福你，生日快乐。

“老总”的称呼最初是由谁叫起来的，刘诗昆已记不得了。叶选宁喜欢在家里组织聚会，大家开玩笑叫他老总。这个称呼越传越开，后来连哥哥姐姐都这么称呼他。

叶选平、叶楚梅、叶向真、叶选廉、叶文珊和他们的配偶都在贺卡上签了名。

叶家子弟，一个不落。

老板

“卫平，我老矣，说话可能不管用了，你坚持住。”

收到叶选宁这条短信的时候，52岁的李卫平正在新疆，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这是他来新疆的第三个年头，因长期在边陲工作，他和妻子始终异地分居。老领导叶选宁很关心他，为他给上级写信、打电话，但没能管用。

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与叶选宁的相识，是1985年。那时，他在总政治部办公厅的秘书系统工作，叶选宁是总政治部联络部的负责人。1990年，李卫平调到这个部工作，担任秘书，受叶选宁的直接领导。之后的17年里，他的工作单位有过调整，但始终都在叶选宁的领导下工作。

他管叶选宁叫“老板”。这不是他的发明。因工作性质特殊，叶选宁对外通常以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身份示人。“老板”这个称呼，符合实际，也上得了台面。

有报道曾说，某位国家领导人也管叶选宁叫“老板”。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此事属实，领导人开玩笑地称叶选宁“岳老板”（他在工作中化名岳枫）。

苏承德曾陪着“老板”在大陆之外见客人。见面通常是保密的，有时在某个酒店，有时在某个饭局上。叶选宁有个优点，记性好，与他聊天，不用担心冷场，他永远能接上话茬，也总能记住其他人生活里的小事。

那次见的是一个华人。见面之前，叶选宁把他的生平记了个大概，一见面，华人尚未正式介绍自己，叶选宁已能顺着他的话头往下接。饭局散了后，华人对苏承德感慨，叶选宁实在是厉害。

叶选宁善于与各种人打交道，用李卫平的话说：“他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他的一个下属在外工作多年，回来看他，带了一块假的劳力士表。下属对叶选宁说：“老板，我没什么钱，你也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叶选宁毫不在意：“我只有一个胳膊，但我收下了。”说完就让人戴在了自己的左手上。

但他对身边人要求严格。1997年，李卫平从副师级升正师级，报告打了上去，到了叶选宁手里。叶选宁打电话给他：“这官你不要当了。在我身边，‘进步’得就是要比别人慢。”

李卫平曾亲眼见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叶选宁写了三封信上呈领导。

当年年初，他被酝酿为单位的十四大代表。4月10日，他上书总政治部。信中说：“我收到了对我的鉴定的征求意见稿，据说是为了当十四大代表用的。我大吃一惊，惶惶不可终日，我深知自己的素质不可以作为党员的代表去参加如此神圣的大会，我绝对不具代表性。”

他说，鉴定上“好话连篇”，不符合他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表扬是不对的”。他自我剖析说，自己比较右，说话随便、不分场合，有时不尊重领导，作风散漫，“思想和行为上都不乏自由化的倾向”。

但此信并未改变组织的决定。

6月18日，叶选宁再次写信，直接上书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

他说：“他们误会认为我只是谦虚，我想不要因为这个误会而造成更大的历史误会。恳请您帮助我解脱。”

在信中，他更为直白地剖析了自己：“我甚自知，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共产党生我养我教育我，我对共产党要忠诚。我离开共产党便一无所有，这就是我的政治。”

“我长到五十多岁，并未能成熟为一个自觉的共产党员。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较为肝胆的江湖中人矣。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代表除我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今，这个五十五岁的娃娃，再希冀有太大的改造实在艰难。我带着这样的一身毛病，来登上一座神圣的庙宇，我注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挑担子晚，应沉下去，做一些实事。“过去，罗荣桓同志要求，特殊战线的干部，要心甘情愿地甘当无名英雄。我想，也并不只是一种思想情操的追求，而是因为这种工作必须这样，不无名，便无法为党工作。”

7月22日，叶选宁第三次给杨尚昆写信，开头即说：“我再次向首长乞骸骨。我自己反复衡量，自己绝对不是做官的材料，这是很客观的一种评估，恳请首长相信我。”

三封信都是经李卫平寄出的。他记得，当时叶选宁右臂疼痛难忍，整夜整夜睡不着，左臂也因此受了牵连，长信的后半截常常字体潦草，人也筋疲力竭。

李卫平说，首长如此，自己怎么还好意思要官呢。

叶选宁非常喜欢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副对联：“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当时曾国荃被削职，意志消沉，临别之际，曾国藩赠其对联，勉励他修身养性、再有作为。这副对联还是李卫平告诉叶选宁的，那是90年代初，叶选宁正处于事业的低谷。

叶选宁十分喜欢这句话，常常书写，送过李卫平，也悬于自己书画展的开头。

作为叶选宁的下属，李卫平的事业也遇到了波折。叶选宁送了一幅字给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不沉沦。”

这是鲁迅得知清末光复会成员范爱农醉酒落水去世的消息后写就的。原句说：“微醉自沉沦。”叶选宁把“自”改成了“不”。

2005年，李卫平刚结束了某地的7年派驻工作，不到两个月，又被一纸调令派到了新疆。

临行前，他去广州看望已经退了的叶选宁，感慨自己“浮舟沧海，立马昆仑”，叶选宁很直白：“你需要我给你做点什么吗？需要我找领导，不让你去吗？”李卫平摇摇头，说自己会赴任，叶选宁连说几声好。

一个月后，身在新疆的李卫平收到了别人带来的一封信，信里是叶选宁写的一幅字。其中说：“唯孤臣逆子，其虑也远，其谋也深，而故达也。”

李卫平深知叶选宁的意思，他没敢裱，仍然将之放在信封里。驻新疆的7年间，每当困难、孤独的时候，他就拿出来看看。“我身边，比我官大的、官小的，因为腐败进去的，有8个人。我没进这个圈子，都是因为叶选宁。”

2011年前后，叶选宁曾病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李卫平正好有事回京，去医院看他。他全身插着管子，看李卫平来了，腾地坐了起来：“你不好好守边关，跑回来干什么？”

李卫平当即落泪：“老板，对不起，我回北京办事，来看看你。他们说你不行了。”叶选宁点点头：“是不行了，我能管的地儿越来越小，将来就只有一个盒子了。”

“老板”还是像过去一样。他劝李卫平“不要沽名钓誉”，热心地关心他的夫妻分居问题解决没有、女儿找到了对象没有。李卫平既感动，又有些哭笑不得。

肝胆江湖中人

叶选宁喜欢热闹。

刘诗昆去广州看叶选宁时，他的家里总有朋友在。

家里放满了东西，到处堆着宣纸，有写过字的，也有空白的。叶选宁并不特意为了迎客而收拾。到了饭点，他招呼大家吃饭，平时吃什么那天也吃什么，并不会为了朋友多加几个大菜。

脱下军装之后，身边人几乎没见过他穿西装。他常穿一件贴着俩大口袋的宽松大衣裳。最正式的衣服，也不过是一身中式褂子。平时见客，总是十分随意。

他任凯利公司一把手时，常去香港。他不喜住酒店，有时住弟弟家，有时就由下属给他租一间房子住着。

每到晚上，他喜欢有一帮人陪着自己聊天、喝酒。有的时候，还会去唱最时兴的卡拉OK。

苏承德说，叶选宁嗓子好，纯靠天然发声，唱姜育恒的那首《小丑》特别传神，不过他唱得最好的还是俄语歌曲，比如《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俄专”念过书的他，俄语流利，不需要看字幕就能把曲子原汁原味地唱下来。

他似乎有语言天赋，俄语、英语都不错，国内的方言学什么像什么。

他从小并不长在广东，但能说地道的粤语。后来，他走南闯北，和某个地区的人接触，一阵子过后，就能模仿对方的口音，与之交流。

他打小练书法，右手受伤十年之后，开始用左手练习。后来，他喜欢上草书，也喜欢隶书。写字见到好的、喜欢的，他都要抄写百遍以上，无论工作多繁重，每天都坚持。他的书法常落款为“雁洋叶三”。叶剑英是梅州雁洋人，叶选宁在叶家6个子女中排行第三。

在黄永玉的印象中，叶选宁精研书法的严谨，像个潜心修行的和尚。“我们天各一方，有时夜半醒来，想到叶三此刻正在练字，登时眼前一个胖子灯下狂书的画面，十分好笑。”

苏承德说，叶选宁并不像一些书法家，写字前沐浴焚香。家里来客人时，他常常抽着雪茄，聊着天，笔下不停。对方低头一看，一幅作品已经写就。叶选宁喜欢诗词，他写字的时候，不需要对着诗词原著抄录，都是刻在脑海里的句子，从笔下奔涌而出。

一次饭局上，叶选宁指了指苏承德，对其他人说：“你们聊你们的，我们文化人聊我们的。”苏承德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叶选宁性情相投。

朋友劝叶选宁开书法展，他拒绝了多次。2014年总算开了，把展览名字定为“习字展”，又出了一册《叶选宁习字集》。他说，60岁正是自己感觉有些心得的时候，73岁大病一场，鬼门关上一游，视力日差，腰腿也渐力不从心，字又写不出来了，又要从头来过。“出一本‘习字’，办个展，算是交份作业，拿出来请大家批评。”

刘诗昆说他早年说话直率，偶尔会讽刺别人。不过朋友都知道他本性如此，并没有恶意，开的玩笑过重了，也不会和他计较。这两年，他平和了不少。

不过，在李卫平眼里，叶选宁多年来没什么变化，尤其是，“爱哭”。

走在路上，看到小女孩拉琴卖艺，叶选宁就坐下看着，回头问李卫平，带钱了没有，给她一百块。末了，俩人走了，叶选宁一步三回头，拿着手绢擦眼泪。

李卫平说，叶选宁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只喜欢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今年3月底，叶选宁给张延忠去电，想见她。

自叶选宁退了之后，他们通常靠电话、邮件联络。有时，张延忠、王兴夫妇会去广州、珠海看他；有时，他们会相约一个地方，大家都赶到那里汇合。这两年，叶选宁的身体欠佳，会面也少了。

张延忠赶到广州的中山医院。叶选宁已是肺癌晚期，十分痛苦，但仍问老朋友们的现状，尤其又问她：“你有没有缺口？”

张延忠立刻就懂了。王兴因病住院，他们二人没有其他收入，全靠工资，叶选宁怕他们的工资不够花。

苏承德说，叶选宁“有名士气派，有侠肝义胆”。

李卫平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叶选宁去成都种牙，平时闲着没事，去了杜甫草堂。门口有个小伙子在卖字、刻章，叶选宁常去看，品评一番。后来，他和小伙子成了朋友。

他请小伙子给他刻了一个闲章，一直保存着。上书四个字，是他自己选定的：闲云野鹤。